余建华：变局中开新局 中国以新安全观参与中东安全治理

一、内外变局交织下中东依然面临突出的安全挑战

中东正处于世界与地区内外双重变局同步交织、叠加激荡的历史转折进程中。一方面，人类面临历史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尤其是近年来，大国竞争加剧，世纪疫情流行，乌克兰危机升级外溢，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但同时，“恃强凌弱、强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气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变局在中东也有相应的地区折射：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全球南方”国家自身实力与国际影响明显增强。原先主宰中东国际格局的传统大国欧美势力正在相对衰退，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和中东地区内部各国的作用日益上升。二是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深度变革，多边主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潮流所向。面对美国霸权软硬实力的衰退，中东正经历冷战后30年来地区格局与秩序的调整转型，同样遭受从地区冲突纷争到全球性问题多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伴随网络信息、数字媒体的日益普及，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技术等前沿科技突飞猛进，中东国家与民众从日常社会生活到国民经济体系也面临各种新模式、新业态。四是国际政治和社会思潮深刻演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与极端思潮在当今中东多国蔓延泛滥。中东地区国家面临机遇与挑战、利好与危机交织并存的世界百年变局的国际大环境。

另一方面，中东本身也处于地区大变局之中。20世纪初，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及相伴而随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洗礼，中东地区基本完成现代民族独立主权国家体系的构建。然而，以实现民族复兴强盛伟业为目标的中东民族国家建设历程曲折坎坷，在世界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陷于落后边缘的不利态势。由此，2010年底以来，从北非到西亚爆发了一场波及阿拉伯多国的社会政治大动荡。十年来，这场中东变局见证了中东地区积弊深重的治理危机与发展困局，夹杂着大国竞争博弈、地缘政治冲突、恐怖极端势力肆虐，非但没有迎来美西方向往憧憬的中东民主自由的“阿拉伯暖春”，事实上让中东陷入一个战乱动荡频仍、新老热点交织并起的安全困境。参见余建华主编：《中东变局研究》（全两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不仅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等国战乱仍未看到尽头，2019年至2020年在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国也出现政局变革动荡、执政危机重重的“中东变局2.0版”。

世界百年变局下，中东国际关系格局进入了所谓的“后美国时代”，其实更准确地应称之为“后霸权时代”，即指美国在中东减少资源投入，实行离岸平衡的战略收缩，导致域内外大国强国争相填补真空的地区失序、局势动荡的地缘竞争新态势。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激化、乌克兰危机的升级，美、俄在中东的博弈重又加剧，中东在全球战略竞争中的地位提升，代理人战争与冲突增加。另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新冠疫情冲击和乌克兰危机影响，也造成中东部分国家特别是一些非油气国出现经济萎缩、资本短缺、粮食和能源危机，乃至民生困难、社会动荡，恐怖极端势力再度抬头。

虽然，近年来中东国家出现自主、发展、和解三股令人可喜的地区潮流，中东国家内政外交的战略自主性明显增强，发展优先成为中东国家的战略重点，特别是地区国家间关系也出现缓和，许多国家缓解矛盾纷争，降低对抗冲突。但是，地区安全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巴以、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等热点危机依然未解，伊朗与美、以对峙抗衡持续紧张。尤其是2023年10月以来，新一轮巴以冲突升级外溢震惊全球，不仅阻滞了地区“和解潮”，且其造成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对地区和世界安全与发展的冲击伤害，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和忧虑。由此，当今中东局势跌宕起伏，其走势充满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地区安全风险依然错综复杂且烈度较强。

二、安全合作是继往开来的中国的中东外交重要内容

中国与中东的关系具有悠久古老的历史底蕴与源远流长的友谊基础。两千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把位于亚洲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与中东联系起来，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内涵的“丝路精神”成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友好交往的主旋律。1956年中埃建交开启了中国与中东友谊历史的新篇章。新中国中东外交在曲折发展中也取得长足进展，但在相当程度上，直到世纪之交尤其是跨入21世纪之后，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才开始对双方乃至世界真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前所未有地相互接近,中阿集体合作不断全面提质升级。2004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建立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0年，双方建立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并在2018年升级为全面合作、共同发展、面向未来的中阿战略伙伴关系；2022年，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双方一致同意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当下与未来中国的中东外交的发展，主要由三方面因素所塑就。一是中国自身的发展从改革开放步入当今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阶段，中国的中东外交在新阶段、新征程需有新探索。二是中国将对中东外交视为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外交、大国外交以及多边外交等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一环，需服务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总体需要。三是作为成长中的全球性负责任大国，中国必须在中东这一全球重要地缘战略板块的地区治理中，更有担当作为，从总体超脱、韬光养晦的外交转向奋发进取、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国中东外交。

新时代的中国中东外交全面系统，中国与以阿拉伯世界为主要板块的中东国家全方位合作，除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外，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样是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阿盟总部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要“确立和平、创新、引领、治理、交融的行动理念，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中东发展的推动者、中东工业化的助推者、中东稳定的支持者、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随后他提出中阿合作行动的第一条即为“高举和平对话旗帜，开展促进稳定行动”。他明确宣示，“中国对中东的政策举措坚持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坚持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我们在中东不找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大家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同时，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指出了全面加强中阿合作五大领域，除政治、投资贸易、社会发展和人文交流四大领域外，第五个即为和平与安全领域。该领域第一条“地区安全”中，明确阐述中方“倡导在中东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支持阿拉伯和地区国家建设包容、共享的地区集体合作安全机制，实现中东长治久安与繁荣发展。”

新时代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治理上原则鲜明，政策务实，行动积极，方式灵活，领域广泛。中东变局发生后，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塑造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其中，最为集中和令人瞩目的是对一系列中东热点争端冲突劝和促谈的斡旋外交。中国不间断地派出多位中东问题特使，积极劝和调解。2013年5月习近平主席就巴以问题提出“四点主张”，包括坚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巴以两国和平共处；通过谈判实现巴以和平；坚持“土地换和平”等原则；国际社会为推进和平进程提供重要保障等。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以建设性姿态参与伊核谈判全过程，以更为公正、客观的立场积极开展斡旋，在谈判的重要节点上，中国先后提出了全面解决伊核问题的“五点主张”“四点倡议”等动议，弥合各方分歧，以 “中国方案”和“中国思路”为伊核协议成功达成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在叙利亚问题上，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反对西方“新干涉主义”图谋，中国先后数次动用安理会否决权，同时坚持主张推动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呼吁开启包容性政治进程，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始终为推动叙利亚问题妥善解决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并于2016年专门设立叙利亚问题特使推进危机调解。2021年3月，王毅外长就实现中东安全稳定提出中方“五点倡议”：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义，实现核不扩散，共建集体安全，加快发展合作。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阿峰会上提出中阿双方共同推进的“八大共同行动”中，又涵盖粮食安全、卫生健康、能源安全、文明对话、安全稳定等多项关涉中东地区安全治理的合作领域。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方又在2024年1月与阿盟发布关于巴以冲突的联合声明。2024年5月初，习近平主席前往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期间，中、法又发布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中方强调，当务之急是尽快实现全面停火止战，重中之重是确保人道主义救援，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此外，中国在中东的安全合作还包括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下的中东多国维和行动以及恐怖主义问题治理和亚丁湾护航行动等。

中国在中东地区安全治理领域的政策行为，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具体展现，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中东各国的友好合作，以期更好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与中东人民根本利益，以携手构筑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打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三、全球安全倡议昭示中东安全治理之正道

中东地区安全赤字突出，在动荡变革期的安全挑战严峻紧迫。国家振兴、经济繁荣、人民幸福均离不开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而发展需以安全为前提和保障。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系统阐述了中方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政策立场。这是解决安全赤字、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的全球安全治理良方，为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中东国家及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妥善治理中东地区安全挑战提供正确指引。

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安全倡议中明确强调“六个坚持”，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安全观论述明确了实现与维护中东地区安全、促进新时代中国与中东国家安全合作的原则及路径。

其一，全球安全倡议提出维护和平与安全，就是要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关乎中国在破解中东安全难题的相关认知及其实践的出发点问题，即中国在中东追求塑造该地区怎样的安全？中国与中东国家如何合力实现该地区普遍、全面而持久的安全？上述问题与中国提出并得到包括阿拉伯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它着眼于实现安全的普遍性、综合性、协作性、长期性，与中东安全问题成因复杂、持续长久等特点相契合，与追求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开放包容的世界目标相一致，自然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安全合作的总体理念与理论基础。

其二，全球安全倡议提出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要内涵，也是延续至今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友好合作得以维系的根本基石。超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差异，彼此尊重与支持各国独立自主探索发展道路，坚决反对以“人权”“自由”等旗号干涉国家内政的外来挑衅，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将继续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安全合作持之以恒的根本遵循。在关于叙利亚、利比亚、伊朗等热点问题解决倡议上，这是中国始终不渝坚持的底线，也得到阿拉伯多国的赞同与响应，在涉台、涉疆、涉港等关系中国核心利益及美西方对中方所谓人权问题上无端攻击时，阿方也给予中方宝贵支持。

其三，中东地区安全治理要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开放包容的多边主义，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几十年来战乱不息乃至加剧的重要缘由，与一些国家强权谋霸，挑动分裂对立，热衷单边强权制裁或以武力解决问题不无关联，结果却是给地区制造更多的危机、动荡与灾难。推进全球安全合作需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中国与中东国家在推动解决伊朗核问题以及海湾地区国家间对抗冲突上理应遵循这样的方针。

其四，全球化的时代，各国安危相互关联、休戚与共，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一国不可能独享绝对的安全，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之正道。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自然也要求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给中国中东安全合作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指导原则，在处理与巴勒斯坦争端紧密相关的巴以、阿以冲突上，尤其具有针对性和应用性。

其五，中国与中东国家安全合作要秉持公平正义，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为此中国要倡导各方开放共赢，超越零和博弈，致力团结合作，践行平等相待，以包容和解方式相互尊重照顾彼此合理关切。如在伊朗核问题上，需要在平等对话协商基础上，兼顾各方合理关切，共建集体安全架构。解决世纪难题巴勒斯坦问题也是如此。中方先后提出关于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四点主张”、落实巴勒斯坦问题“两国方案”的“三点思路”，就是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热点问题的积极推动与务实之举，以破解中东安全困境。

其六，当今中东及海湾地区，不仅战乱冲突等传统安全威胁此起彼伏，而且面临着恐怖主义、能源安全、疫病流行以及来自环境气候、数据治理等各种非传统安全挑战。相应地，全球安全倡议所提出的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生物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则为新时代中国参与中东安全治理及相关国际合作的拓展深化提供了正确路径。

中国的中东外交新征程要从中国、中东地区与世界的实际出发，传承与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秉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务实求真的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南，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善于辩证思维、主动求变，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与中东国家和人民乃至国际社会各方“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汇聚共筑和平与安全的动力，妥善合作，精准施策，为解决中东如何消弭战乱冲突、建设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新中东”这一“世界之问”，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作出中国贡献，以丰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余建华，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