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牛新春详细阐述了美国的伊朗政策。特朗普与奥巴马相比，在美国中东政策和战略上的大方向和本质没有变化。从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回开始，美国在中东主张战略收缩，首先体现在美国承担更少的责任。从2011年开始，美国基本不管在中东的盟友的政权安全。第二，美国介入中东和管理中东的方式没有变化。美国在中东现在有军事干预，但都是空中干预，未来也是这样。然而，特朗普已改变奥巴马的行事，风格发生很大变化。关于伊核问题，5月12日特朗普退出核协议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还不小。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中心主任李国富表示，当前，特朗普对伊核协议的态度，基本上采取接近、逐步的把伊核协议勒紧；争取把伊核协议废除，责任推向别人，包括欧洲和美国国会。最不确定的因素是美国新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都强烈反对伊核协议。人员更替可能会导致伊核协议难以保住。
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冀开运探讨的是伊朗的相对性崛起。第一，伊朗的崛起带有被动性。第二，伊朗的崛起具有不可持续性，更多基于地区大国的历史惯性。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潘光教授认为，新上来的博尔顿和蓬佩奥对伊核协议来讲是凶兆。两人都曾经主张用武力摧毁伊朗，由此可以推测伊朗核协定存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归根到底还要看特朗普。伊核与朝核相互关系越来越密切，大家都在相互关注特朗普到底如何处理伊核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主要探讨的是伊朗和沙特的教派冲突问题。他认为双方的教派冲突把客观存在的教派矛盾加以意识形态化。先是塑造话语体系，尤其是一出现教派问题，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历史不断放大为教派矛盾。而且巴林危机被沙特渲染为是伊朗的什叶派渗透，但实际更多的是巴林王国内部的矛盾而非教派冲突所致。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李伟建研究员认为，一是要全面看待中东。中东一直说不是铁板一块，有乱也有治。二是更要全面看待特朗普及其对中东的政策。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其全球战略重心不在中东。建制派对特朗普中东政策也有较大约束。三是要全面看待沙特和伊朗的地区冲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教授对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前景进行分析。他认为，如果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挑战很大，问题也很多，可能会挑战中俄双领导权力机制。印度加入后，中俄对议程的影响力已经不如以前。上合组织重心将从中亚进一步向西转移，中亚国家担心会被边缘化。如果伊朗加入，美国很可能有反对措施。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余建华谈到，伊核协议开启了伊朗扩大地区影响的新篇章。伊朗从中东变局的局外获利者变成主角，当前伊朗和沙特的教派矛盾更多由地缘政治主导。两国的博弈和各自的内部问题有关，要分析教派对抗是工具还是目的本身。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陆瑾副研究员对伊朗的国内政治进行阐述。她认为，伊朗国内对新年抗议有不同的解读。我感到伊朗的形势特别严峻。伊朗长期维持稳定的因素都在失效。民生问题、水资源、环境污染问题都很突出，民众的失望情绪在扩散，这不仅伤害鲁哈尼政府，更伤害政权体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金良祥副研究员阐述了后协议时代伊欧关系发展及其对中伊关系的影响。欧洲将伊朗视为重要合作伙伴。伊朗非常向往欧洲的生活方式，也致力于发展对欧关系。但伊欧关系受到美欧关系、伊朗导弹问题、叙利亚问题、伊欧意识形态分歧所影响。中伊两国应当充实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容，否则可能会出现一定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赵建明副研究员探讨的是伊朗乘用车市场中的中国品牌现象。当前中国品牌的汽车比如奇瑞、江淮、华晨在伊朗大行其道。中国车企到2017年的销量高达25万台。这因为一是伊朗本土企业实力不强，二是错位经营和消费升级是中国企业的致胜之道。三是伊朗市场封闭性赋予中国车企独特的准入机遇。但是中国的车企在伊朗面临很大的挑战。进口汽车配件组装而非合资是最大的软肋，当前只有奇瑞在伊朗落地合资。中国企业同日系、德系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一旦伊朗国内市场对外开放，中国车企根本无法抵御日系、德系、韩系的冲击。中国应该在战略机遇期内做足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