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本自创刊起就将“与大时代同频共振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长期以来以发现和扶持青年学人为己任。2013年底，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上海市社联党组的领导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启动实施了包括“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在内的一揽子“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目前这一计划举办学术活动50多场，收到各类来稿5000多篇，100多位青年学人获奖，近万名青年学人受益。十年来，这一计划见证和助力新一代青年学人登上学术舞台。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以“助力厚植学术的青春力量”为专题，邀请了29位《探索与争鸣》十年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获奖代表进行专访，现将访谈发表于此。
本期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叶成城，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方法论、比较现代化和地缘政治学等。
叶成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方法论、比较现代化和地缘政治学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月刊》、《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现代国际关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外社会科学》、《开放时代》、《探索与争鸣》等权威与核心期刊杂志发表20余篇论文，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省部级课题，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叶成城：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个，分别是科学方法论、比较现代化和国际关系理论，具体包括早期欧洲的现代化研究，质性研究中的过程追踪和历史比较分析，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地区合作和地缘政治学等方向。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叶成城：我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关系硕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学博士，此后在复旦做了政治学的博士后。我认为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是要有科学精神和强调逻辑，同时要打破学科的界限，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科，更加需要多学科理论的综合。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叶成城：自己在最初的学术生涯中相对还是比较放养的，所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一开始是比较困难的。这并不仅仅是感兴趣或者导师指定一个题目就可以，更为重要的是对特定问题的研究要符合自己的思维方式，否则无论自己还是导师都会觉得自己无法抓住重点。因而对于青年学者来说，接触更多的领域还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对我帮助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上海社科院读博期间，接触到了大量交叉学科的知识，例如王战老师的《中国与世界》、权衡老师的《宏观经济学》、张幼文老师的《世界经济学》、黄仁伟和刘鸣等老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这些知识和理论的学习是我此后致力于现代化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另一个是博士和博后期间在复旦旁听了许多课程，包括唐世平、熊易寒、李辉三位老师的《制度分析》，还有唐世平老师的《研究设计》，在复旦学习最大的收益之一是对大理论和方法论有了初步的了解，从而能够将此前学到的诸多知识得以融会贯通。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叶成城：至少有两个方面促进了我的现代化研究。一方面，从国家整体的大环境来说，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这也使得现代化研究再度转热。另一方面，当前的国内学术研究更加趋于规范化和科学化，在我们这个学科中，国内学者的研究涵盖范围还是比较全面的，因而大部分议题总能够找到方向相近、意趣相投的学友互利交流和学习。
澎湃新闻：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叶成城：这些面向青年学者的政策有很多，例如有专门针对青年学者的论坛、只有青年学者可以申请的项目（通常是35周岁以下）甚至有杂志社专门给青年学者留了版面。这些政策让我获益很多，例如获得过上海市哲社的青年项目，当然还有在《探索与争鸣》的青年学者征文中获奖。其中帮助最大的当属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的青年论坛，那会我还是博士生，通过青年论坛来收集意见和提升水平，那也是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发出来的时候是第二篇了）。作为学生，自己的首篇论文可以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并获得了第十三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论文类二等奖，对我此后的科研生涯是莫大的鼓舞。目前我是这个青年论坛的负责人，也希望每年的青年论文可以为更多的青年学者提供平台和“做嫁衣”。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其成果，对您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有所助益？
叶成城：这篇获奖的文章也是我的欧洲现代化研究系列中的一部分，这个课题也获得了博后基金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月刊》《开放时代》《欧洲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等杂志上，早期的研究也使我对这个领域的史料和文献较为熟悉。同时我也从事一些方法论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复旦学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社会科学》等杂志上，这些研究则有助于在写作的过程中可以更好地进行研究设计和运用史料。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叶成城：我当前开展的研究包括科学方法论、比较现代化和地缘政治学。研究方法思考的是如何从历史比较中吸取可靠的经验，即使用何种方式来比较历史。现代化思考的是国家内部的发展问题，即早期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会带来哪些理论与现实的启示。地缘政治学则讨论国家的对外战略问题，即从历史经验来看，国家的大战略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会产生何种差异。历史经验和理论分析仍然是有着现代化的关怀的，即对于当前中国现代化历程（内政和外交）带来何种启示。
澎湃新闻：在强调“学术未来感”的当下，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如何做到结合当下，放眼未来？
叶成城：严格地来说，当下是转瞬即逝的，当我们试图结合“当下”时，它业已成为过去。一方面，我们时常需要通过回顾和总结过去历史中的运转机制与周期性的规律；另一方面，又不能够拘泥于历史，刻舟求剑，而是要在未来的时空情境中思考从历史中获得的机制或规律，从而能够更好地放眼未来。
澎湃新闻：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这一奖项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叶成城：这篇文章是我的书稿《突破：欧洲的现代化起源（1492-1848）》中的一章，这本书也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预计明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希望获得了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有助于这本书的传播，这个奖项也给了我更多信心完成书稿，并在未来准备英文版的出版。
澎湃新闻：您对于未来有志于参与《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的青年学者有何寄语？
叶成城：青年学者在保持朝气，追求最前沿和新潮科技的同时，我们也经常需要更多历史的沉淀和对现实的冷思考，避免一种过度乐观的技术浪漫主义倾向。当科技创新出现的时候，仍然需要“让子弹飞一会”，有更多的思考和沉淀之后再做出判断，而非过于科幻地描绘其未来的法律或哲学意义，因为历史上并不乏看似“打开新世界”最终无关紧要的发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