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内生逻辑与时代要求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其中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从广义上讲，现代化主要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它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个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个人等诸多领域变化的历史过程和发展状态。实现现代化是世界上众多国家的追求，由于历史传统、文化积累和现实国情、政治主导力量不同，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会走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更不会给世界造成混乱。”这标示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摒弃西方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中国成为了现代化的迟到者、后来者，饱受那些现代化先发者的欺凌，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苦难境地。为了摆脱这种苦难境地，实现现代化，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接续不断的探索，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踏上了大步追赶时代的现代化道路。

早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战略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又一次把这一目标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1964年12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在二十世纪内，分两步走，把中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即“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进一步加快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我国现代化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并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看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经阶段。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团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经过接续奋斗，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并站在了中华民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更高历史起点上，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把坚持和平与发展作为根本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就积极维护世界和平，努力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1949年9月发表的《共同纲领》规定：“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经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决定将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1950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把经济问题作为了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对于战争和和平问题，毛泽东没有排除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在几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可以恰当地规划国内的和平建设事业。事实上，就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天，1950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零年复员工作的决定》。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1954年中国不仅积极参加了讨论朝鲜和平统一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而且与印度、缅甸一起倡导了由中国最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中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积极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确立了以和平为宗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改革开放后，党中央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根本判断，在国际上倡导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21世纪初，针对当时国际上一部分人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是世界上迄今唯一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载入宪法的国家。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和全球安全倡议。中国在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没有主动挑起过任何一场战争和冲突，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裁减军队员额400余万。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军控进程，反对军备竞赛，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中国签署或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20个多边军控条约。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预算摊款国和经常性预算会费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出兵国。2015年起，中国宣布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并于2016年正式投入运行。中国始终致力于通过谈判、协商方式处理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端，同14个陆地邻国中的12个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划定了中越北部湾海上界线，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就始终致力于推进经济发展，并以自身的发展努力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外部环境非常严峻凶险，但中国共产党还是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虽然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很有限，但还是给予了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并视之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1950年，中国开始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从此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的序幕。1956年，中国开始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1964年，中国政府宣布以平等互利、不附带条件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确立了中国开展对外援助的基本方针。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并援建了坦赞铁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1978年，党中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发展由此进入快车道，到2010年，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进一步发展为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进入新时代，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又跃上新台阶。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1万美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并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并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为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注入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积极参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磋商。2022年6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主持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时宣布，中国将2015年设立的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在30亿美元基础上增资10亿美元，支持开展全球发展倡议合作。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积极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合作，为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援助，迄今已向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数千亿件抗疫物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22亿剂疫苗，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医疗专家组，与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疫情防控经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作为联合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建设和全球安全规则制定，努力为解决国家和地区热点问题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贫困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减少了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75%以上。不仅帮助全球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大大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版图。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6.6%，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远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和3.7%的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速。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38.6%，超过“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的总和。2010—2017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指数从0.4逐步上升至1.2，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此后不久，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他还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和平，推崇“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衷共济”“亲仁善邻”“和而不同”“贵和重人，不尚战也”“国虽大，好战必亡”“善战者服上刑”“国与国不相攻”“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等和平思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欺凌他人的殖民主义。两千多年前，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古丝绸之路。到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拓展。明代航海家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足迹遍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传播中国文化，开展经贸往来，惩治海盗，平息纷争，维护邦交秩序，没有占领一寸土地，被誉为“和平使者”。英国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国人天性是喜好和平的。

近代以来，外敌入侵、内部战乱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巨大苦难。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以及军阀混战，不仅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且还导致中华大地兵连祸结，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又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等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从苦难中走来，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历经千辛万苦，深知和平来之不易；饱受战乱之痛的中国人民更感和平的珍贵，绝不会放弃维护和平的决心和愿望，也绝不会把自身曾经遭遇的苦难强加于他人。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认为，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爱好和平的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二十大明确宣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的这10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等都实现了历史性跃升。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18.5%；制造业规模、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4.87万亿美元，几乎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和，并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公路网。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初步建构起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教育等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体系。2019年，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民生福祉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中国排名上升25位，在受调查的152个国家中进步最快。我国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和最大实际没有变，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人均GDP为12359美元，位列榜单第63位，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较大，大致相当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17.9%、24.3%和31.4%。人均资本存量按可比价格衡量大致相当于日、德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水平。虽然从1990年开始，我国每年的排名都在以约1.5%的速度进步，但在2022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排名还只在第79位。中国制造业整体上还属于全球产业的中低端水平的现实依然没有改变，“大而不强”的特征比较明显。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28974.93美元/人，只有美国的19.8%、日本的21.3%、德国的24.8%。《2021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制造业强国发展指数排名在美国、德国、日本之后，名列全球第四位，仍处全球制造业第三阵列。质量效益（16.09）、结构优化（25.19）、持续发展（16.72）与美、德、日等国差距巨大，其中美国在这三项上的指数分别为：55.06、50.04、33.06。创新能力不强仍然是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差距。虽然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上有了重大突破，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占有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低，关键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手中，许多产业面临“缺芯”“少核”“弱基”的窘境。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巨大。据分析，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到2029年当期将出现收不抵支，到2036年左右累计结余将告耗尽；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预计在2024年出现累计赤字。因此，发展对于从“富起来”向“强起来”伟大飞跃的中国而言，依然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就需要我们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付出艰苦努力，办好自己的事。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目标，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又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加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多；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复苏；作为决定国家未来和竞争优势的关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化交互影响，科技制高点的争夺越来越激烈。特别是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全球霸权地位，坚持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将和平发展的中国认定为“唯一有能力综合运用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对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对华展开全面战略竞争，“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单边制裁、极限施压，其根本目的是遏制中国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同时又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具有全球性的溢出效应。美国对华的错误政策，将不仅损害中美关系，而且也会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推动全球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世界处于“超级互联”状态：相互依存、瞬息万变、错综复杂。这导致各种纷繁复杂的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全球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大。现在，在平均意义上，病毒感染者乘坐两次飞机就需要全球75%的人口接种疫苗，才能避免全球大流行，而其乘坐三次飞机后，疫苗接种就需要全覆盖。这充分证明世界日益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应对各类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风高浪急之时，我们更要把准方向，掌握好节奏，团结合作，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历史证明，那种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以武力征服、威胁别人来谋求自身发展空间和发展资源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人类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历史发展潮流也表明，唯有命运与共、相互支持、团结合作才是战胜危机、推动发展的人间正道。中国式现代化选择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建立在对当今时代主题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

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要特色之一，十四亿多人口规模的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当代国际关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势必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以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动世界上更多国家走和平发展现代化道路，才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于把自己事情做好。一方面，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特别是要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另一方面，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发展都无从谈起。针对全球化发展中安全逻辑逐渐替代效率逻辑的内在逻辑变化、大国竞争的冲突风险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日益增多的各类风险，要切实增强安全与发展并重的思维，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基层基础，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特别是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总之，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挥历史主动，立足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将中国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中国以和平的方式成功发展，势将增长世界和平力量，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美国等逆历史潮流而动，热衷于拼凑小圈子，打“新冷战”，大搞霸权霸道霸凌，对世界秩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为此，我们要继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阵营对抗，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坚持亲诚惠容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互信和利益融合，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特别是要强调任何国家不能借“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以中国的发展增强世界和平力量，推动各国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和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实现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与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有机统一。

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我们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立足扩大内需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引进高质量的外资和技术，提高对外贸易的规模和质量，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一带一路”倡议将使有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要坚持全球化正确方向，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的影响力，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针对因新冠肺炎疫情等导致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出现下降：超过90%的国家在2020年或2021年下降。习近平主席于2021年9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聚焦发展议题，共同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走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始终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以资本和领土扩张开启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文明内在的所谓“普世价值”逻辑的全球性扩展，并力图由此垄断现代化的定义权和解释权，简单地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拒绝接受不同于西方经典模式的后发国家现代化道路，甚至视之为对西方制度和价值的挑战，有意挑起所谓的价值观与模式之争。事实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并不只有西方模式一种。甚至《文明的冲突》作者塞缪尔·亨廷顿也承认：“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能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西方现代化虽然开创了人类现代文明，但它以资本为中心，导致了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和对外扩张掠夺，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