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不确定性增加、各国经济复苏压力高企、地区及国际局势紧张、鼓吹价值观对立与安全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再度泛起。尽管中日关系自2017年以来逐步重回正轨，但近年受到中美战略博弈加剧、日本国内政坛变动及其对华战略调整、日美同盟再强化等因素影响，两国关系发展正面临“乍暖还寒”的波折，挑战与机遇并存。
在此当下，把握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历史契机，实践习近平外交思想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超越对抗、结盟的旧思维，引领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构建，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历任最高领导人都一贯坚持发展对日友好合作。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更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了两国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以及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达成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双方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以及妥善处理历史敏感问题提供了坚实保障。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中日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年，在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之下，通过高层互访重塑政治互信夯实合作基础、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升互利互惠合作水平、扩大人文与民间交流改善合作社会环境、加强国际协作共同引领亚太区域合作繁荣等积极举措。
2018年4月、5月，王毅外长和李克强总理相继对日本进行了访问。此后经过双方积极谋划，当年就成功促成了已间断七年之久的中日首脑互访。同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并与中国政府就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合作达成了50多项协议，双方还签署了规模达20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安倍时强调，中日双方应“加强正面互动，增进政治互信。要开展更高层次的务实合作，充分释放合作潜力”，“欢迎日方更加积极地参与新时代中国发展进程，实现两国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
2019年4月，“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召开，中日双方就“落实领导人共识，共同推进年内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尽快取得实质进展”达成共识，为RCEP的最终生效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了在日本大阪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中日双方领导人再次会晤，并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两国关系达成“十点共识”，为两国拓展新的合作空间、促进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以2019年“中日青少年交流促进年”为契机，中日两国青少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互访交流活动；同年11月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启动，为两国广泛开展人文与民间交流，推动两国民众增进相互理解，深化民心相通、夯实民间友好传统提供了宝贵经验。
新冠肺炎疫情双刃剑下生波折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延续中日关系回暖节奏的一系列关键议程和人员往来也受到影响，习近平主席访日未能成行，东京奥运会不得不延期闭门举行，再加上当年8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突然宣布因病辞职，外交经验不足的菅义伟内阁匆忙上台，以及美国大选拜登接替特朗普上台，积极拉拢日印澳推动“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等政治变数干扰，两国关系企稳向好势头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但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大局和友好合作的基本面并未因此发生根本性逆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成为了疫情肇始阶段，中日两国睦邻友好、携手共抗疫情的一段佳话，大灾下的中日“命运共同体”认识、同属东亚文明的文化共鸣，为两国关系升温提供了“情感”基础，而这正是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外交场合曾提到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同年11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中日两国着眼“后疫情”时代，达成了五点重要共识和六项具体成果，为缓解中日两国结构性矛盾，增强政治互信，管控危机，共同应对疫情与全球治理、深化经贸合作等，确定了努力方向。
另一方面，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日本政府出台了促进制造业企业回流和多元化布局的产业链调整战略，但中日两国经贸关系在2020年仍迎来了新的发展。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功签署，中日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安排，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尽管中国作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但两国间尚未达成双边自贸协定，RCEP在货物贸易自由化和关税减让方面安排，将为中日贸易带来新的增长契机，并给接下来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奠定良好基础。此外，在2020年全球经贸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华贸易全年实现正增长，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潜力，以经贸领域为代表中日两国开展务实合作的客观基础持续增强。
“亲仁善邻”为正道
2021年3月以来，日本政府在日美印澳“四边机制”峰会（Quad）、美日“2+2”会谈、美日领导人会晤等多个外交场合作出涉华消极表态，部分日本政客在涉港、涉疆、台湾问题等涉及我国内政与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追随美国频频错误发声，对中日关系的改善带来了明显负面效应。除此之外，在钓鱼岛、南海等海洋安全议题、数据与产业链安全等技术经济领域，日本进一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积极强化日美印澳为核心的“印太战略”，并试图拉拢英国、印尼等其他安全伙伴，试图编织对华战略制衡的多重协作网络，在当前中美大国角力背景下日趋向美靠拢，严重削弱了中日之间的政治互信，导致双方战略性矛盾与竞争态势进一步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前大国权力竞争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中日经贸关系并未受到双方政治外交矛盾的明显影响，继续保持着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势头，而2022年1月生效的RCEP更是为中日经贸关系向着更高水平的合作注入了强心剂。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年，中日贸易总额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1%，中国企业对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4亿美元，同比增长48.6%，日本对华实际投资39.1亿美元，同比增长16%。日本经济界也并未追随政府供应链“去中国化”的经济民族主义论调，相对理性地选择了调整企业海外经营战略，力图规避中美欧大国博弈引发的关税壁垒、经济制裁等非经营性风险，寻求在中美欧主要市场中的利益平衡点，继续发展对华经贸合作。
当今世界，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面对日美对华强硬言论甚嚣尘上、中日关系发展大局可能出现倒退的复杂局面，中国领导人身体力行，立足战略视野，坚持对日沟通，在日本岸田新政权成立后不久，习近平主席就在电话会谈中表示“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及时指明了正道。
继续发扬我国特色大国外交优势，在对日关系上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高度站位，秉持友好合作初心，以新型国际关系、周边外交、全球治理的相关新理念引领中日相向而行。同时，呼吁日方理性看待对华战略分歧、避免战略误判，本着各自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坚持中日睦邻友好初心，携手担负起区域与全球和平与发展的国际责任，正是构建契合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正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