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从《上海公报》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

原文源自上观新闻,2022年2月23日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长、研究员


公报的核心是相互尊重,承认不同制度的两个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谋求互利合作、致力于世界和亚太地区和平。

 

50年前的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两国关系由此翻开新的一页。今天,在中美关系面临困境的时刻,我们为什么要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公报体现了哪些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精神力量?对处理当下的中美关系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和启迪?

2月22日,“中美关系: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研讨会”在沪举行。来自上海、北京、广州的重量级专家学者共聚锦江饭店小礼堂,在《上海公报》的诞生地重温中美破冰初心,共同思考中美如何探寻正确的相处之道。

需要有改变世界的勇气

周汉民(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

当下的中美关系可用三句话概括:中美关系是世界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未来应该更多地用和平手段解决诸多争议。

中美关系不仅具有世界意义,还具有时代意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保持定力,也要主动作为,付出努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正能量。

首先,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需要有改变世界的勇气。

当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震动了世界,改变了世界,全球从冷战阴霾下逐渐走向和解,这是公论,也是定论。

今天,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景,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使命。中美作为担负世界特殊责任的国家,仍然需要有改变世界的勇气,审时度势,登高望远,增信释疑,来推进双边关系。

尽管中美战略博弈不断加剧,但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近阶段,可以中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为契机,逐步恢复中美在环境保护、能源供给等共识大于分歧、有广泛潜力的领域合作,朝着正确的方面迈出重要步伐。

第二,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需要坚韧不拔的毅力。

回想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双方用理性、尊重与合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坚韧不拔、久久为功就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需要众志成城的努力。

中美人民的友谊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我们要汇聚各方的力量,为中美交流互动搭建桥梁,消除误解和偏见,增进了解和理解。例如,中美之间现有277对友好省州和友城,可以发挥公共外交作用,积极促进中美人文交流,加强两国民心互通。

当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开启了中美合作的大门,这是一扇通往更多合作、更多交流、更多互访以及更多对话的大门。尽管出现很多逆流险滩,但往前走、中美携手前进,是大局使然。既造福两国,又兼济天下。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有关推动中美友好、国际合作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也不应该停止。

首先要相互了解

王为松(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要相互尊重就首先要相互了解。尊重基础上的了解,才是深切的了解;了解之后的尊重,才是真的尊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是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只有增进相互了解才能避免、减少误解和误判。只有真正相互尊重,才能推进平等合作,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才能行稳致远,共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只有深入的了解,才会有相隔22年跨越辽阔的太平洋的握手。也只有深入的相互了解,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太平洋其实足够大,大到能够容下中美两个大国。

上海曾经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外交流对话中负有重大使命。上海社联愿意在这方面积极整合资源、搭建平台,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加深中美双方的协同研究、交流理解,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局势中传递建设性的声音。

“脱钩”是开历史倒车


徐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上海公报》的核心就是相互尊重。关键就是承认不同社会制度的两个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上海公报》的目的,就是谋求实现中美双方互利合作、致力于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

50年后的今天,更需要把中美关系最初得以转圜的那段经历作为两国共同财富,并加以继承,从中汲取超越分歧、寻找共同利益的智慧与勇气。

中美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根本性变化,除了尼克松的个人因素,更是世界形势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结果。中美这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搁置双边分歧、实现和解合作,为缓和冷战紧张气氛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了极大的积极因素。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美国对华焦虑空前上升。美国的做法表现在方方面面,最新发表的所谓“印太战略报告”,充分体现了美国全力聚焦、围堵、遏制中国的图谋。

“脱钩”是开历史倒车,合作才是走人间正道。中美关系过去50年历经起伏,但是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美国一些人声称“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实质上是他们改造中国的图谋失败了,是他们对中国“颜色革命”的幻想破灭了。中美的接触无疑是成功的,是人心所向。

可以说,中美战略博弈刚刚进入战略相持时期的第一阶段。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任由中美关系自由落体、由竞争演变为冲突。恰恰相反,正是在严峻形势下,我们要通过运筹来稳定中美关系,通过斗争迫使美方认识到极端冒进的危险。

中美关系要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有几点启示:第一,必须要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第二,必须抵制“脱钩”,超越分歧,消除隔阂,累积互信,排除干扰,聚焦合作。第三,必须摒弃冷战思维,摆脱意识形态纷争,致力于文明交流和互学互鉴。第四,必须加强人员往来,增进相互了解,筑牢民意基础。第五,必须牢记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对世界和平、稳定、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要具有战略眼光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上海公报》具有强大的战略意义和精神力量。它经历半个世纪的考验而历久弥新,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精神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和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就《上海公报》蕴含的战略远见和战略设计而言,至少具有以下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审视中美关系要有战略目光。中美两国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和分歧。但《上海公报》超越当时时空限制,实现了求同存异。

第二,推进中美关系要有战略部署。当年,中美领导人都能从战略高度出发。而当前的中美关系或许在达成建设性战略共识方面缺乏条件,但可以在反对“新冷战”、反对核战争、反对生态恶化等方面逐步求同存异,寻求最终达成战略共识。

第三,维护中美关系要有战略底线。目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正在日益被空心化和虚化,我们在维护中美关系的时候,要看到内外形势变化,不能一厢情愿,而要做多手准备。特别需要战略底线思维和有效准备,从而在出现重大危机和挑战时仍能掌握主动。

当前,中方强调中美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个原则就是《上海公报》精神的体现、继承、发展和创新。

当前,整个国际社会面临新冠疫情巨大挑战。从更长远来看,还面临气候变化、新科技革命等全球性挑战和历史性课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中美不仅要努力争取双赢,还要争取世界的共赢。

中国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是要向世界宣示中国改善中美关系的基础、原则、努力和方向。中方的信号是坦然明确的,但美方能否理解,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王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目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冷却时期。

康狄夫长波理论认为,世界经济会因为科技革命进入相对繁荣时期,但一段时期后会因为结构性大危机进入相对衰退时期。在这一时期一系列问题都将出现。随着美西方国家国内经济开始走弱,它的选举民主决定了这些国家将把矛盾外化。

在这样一个阶段,公共外交往往非常重要。50年前,中美关系的破冰就是从公共外交开始。我相信,虽然中美关系现在出现周期性的冷却,但今后仍将走向合作共赢的新阶段。

应正确看待中国崛起

吴心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美国学会会长):

首先,如何看待《上海公报》对于中美关系的价值?

我认为,《上海公报》体现了三个“一”:一套原则、一个问题、一个路线图。

一套原则,就是中美达成了处理双边关系的国家间基本原则。公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写进中美之间的文件非常有意义。

一个问题,是指台湾问题。《上海公报》象征着美国结束了在台湾问题上过去的立场,即“一中一台”或者“两个中国”。美国承诺执行“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路线图,是指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路线图,包括促进两国各领域的交流,发展贸易关系,分步走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等。

其次,怎样理解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大调整?

我认为,不能简单将尼克松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视为外交权术或纯粹的地缘政治需要,而要看到尼克松和基辛格当时对国际事务形成的新见解。

1971年,尼克松在美国发表重要讲话。他看到,世界出现了由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五大力量组成的多极化趋势,美国已不处于支配地位。他也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如果要实现稳定的世界秩序,就要同中国交往。

最后,谈谈如何以史为鉴。

过去50年来,《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和指南。今后50年,中美关系要选择更好的发展路径,尼克松访华及《上海公报》仍然给人以重要启示。

第一,美国必须面对世界正在加速走向多极化的现实,美国要主导的单极世界实属“螳臂当车”。

第二,要正确看待中国的崛起,这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掣肘中国崛起,将有悖于世界大势。

第三,要现实地看待和处理中美之间的差异。

第四,恪守中美公报中关于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大国关系,一定要讲原则,不能只讲利,讲短期行为。但美国现在同中国打交道,关键问题就是信用出了问题,言而无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美很难回到通过“君子协定”的方式来处理双方问题,这对中美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曾一度经历阶段性的实力相对衰落,如何认识这一问题确实很有必要。我记得尼克松访华前的一次讲话中,就提到希腊、罗马帝国的衰落。而美国也曾因为日本和西欧的上升而力量相对下降。如何应对确实需要智慧。从这一方面而言,美国也需要从尼克松访华、从《上海公报》中汲取有益的历史经验。

妥处台湾问题是关键

姚云竹(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陆军少将、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香山论坛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上海公报》有关台湾问题立场的确立,为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及此后几十年发展正常关系奠定了基础。但如今台湾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工具。这些做法严重背离美方在《上海公报》中的基本立场,也动摇了半个世纪以来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非常危险的。

中美关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公报》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共识能否坚守,以及彼此的利益能否得到充分的理解和切实的尊重。

《上海公报》表达了减少国际军事冲突危险的共同愿望,并且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中美和平共处在当时非常重要,有助于消除对战争前景特别是核战争前景的担心。中美和平共处也为双方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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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上海公报》确立中美两国应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立场,不仅打破了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关系,也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之后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都遵循这一原则。

五十年过去,“一个中国”原则始终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和1979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得到发展的政治保障。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坚持“一个中国”是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的不二法门。

该如何再“破冰”?

达巍(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50年前,中美的“破冰”深刻地改变了中美两国和世界。50年过去,目前中美关系恐怕正处于过去50年来的最低点。回顾半个世纪以前中美两国领导人所展现的宏大的战略视野、冷静的现实主义思维和高超的外交技巧,或许对于我们打破中美关系新的坚冰有所启发。

第一,国际格局的变迁和重组,是决定大国关系,包括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力量。50年后的今天,准确判断格局之变,以其为根据来擘画对外政策,是中美关系再次“破冰”的基础。面对新一轮的格局变化,中美和全世界都需要一个适应和接受的过程。

第二,国家利益的交汇和冲突,是推动大国关系调整的驱动性力量。50年后的今天,中美准确认识各自利益是能否“破冰”的关键。我认为,未来中美两国需要有一定的超前思维。另外,需防止“无意识的重大风险”。

第三,外交策略的专业灵活,是大国关系包括中美关系运筹帷幄必要的保证。在更趋复杂的决策中,专业灵活的运筹是中美关系再次“破冰”的必需。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在《上海公报》中,内容总体以安全、政治和外交关系为主,但其中也有一段: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这一判断在之后50年的中美经贸关系发展进程中得到反复体现。

和中美关系一样,中美经贸关系也很难回到过去。但中美仍然有扩大经贸往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应通过管控分歧和协调谈判的方式,促进两国经济利益深度交融。中美经贸关系现阶段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陈定定(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

我们从《上海公报》可以学到什么?我认为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是一般的共处,不是搞冷战式的共处,更不是热战式的共处。

合作共赢能不能做到?现在有很大的疑问。第一,从特朗普时期到拜登政府,一年多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进入真正的战略竞争状态,双方在亚太区域的竞争将继续加剧。第二,欧洲安全可能进入不稳定时期,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可能出现变化。第三,台湾问题已经是中美关系最显著的风险点。第四,美国国内分裂加剧,内政上的风险可能带来影响。

信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当时确定的中美相处之道,现在在美国已遭到严重阻碍——甚至公报所产生的成果也遭到质疑,对华接触政策被认为是错误,甚至是失败。

目前,在美国两党共识、府会共识以及朝野共识的支撑下,对华强硬的战略导向已成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现在几乎很难听到美国方面发出公道、务实、温和的声音,短期难以得到扭转。这将成为过去从未出现过的挑战。

邵育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所所长):

关于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战略的辩论,我认为短期内很难有更多理性思考。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美国战略界目前还没有认真反思美国应对新冠疫情遭受的巨大失败,以及对未来应对全球问题的影响。因此很难充分认识并珍惜中美两国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意义。

第二,美国国内政治乱象破坏外交专业性。外界还认为,今天几乎不可能出现像基辛格那样秘密访华的美国高官。

第三,美国现政府新一代主流亚洲问题和中国问题专家,与老一代研究及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也对台湾问题在中美问题中的复杂性、敏感性、重要性的认识严重不足。

温故知新,寻求启示

沙海林(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原市委统战部部长、第十四届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上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1972年《上海公报》就在这里诞生。

今天我们在《上海公报》签署地,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重温历史,从中寻找关于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智慧和启示,是为了共同承担历史性责任,为中美双方共同利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地球村的和平稳定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研讨会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上海市美国学会联合举办。观点摘要按会议议程顺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