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6日，杨洁箎与沙利文的苏黎世会晤结束之后，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这次会面中没有出现安克雷奇那样的公开指责，也没有像天津会晤那样无果而终，而是出现了双方都释放积极信号的势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会晤是建设性的，有益于增进相互了解。美国白宫通报则指出，将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高级别交往，以确保负责任的竞争。很显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相互试探、摩擦之后，拜登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已出现了缓和的势头。
但要看到，在对双方关系的定性上，中美仍然存在根本性的分歧。那就是美方一直强调竞争，即使在前面加上“负责任”“管控”等修饰性词语，但竞争仍然是核心词。而中方在这次会晤中明确强调，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在此之前，针对美方以所谓的“竞争、合作、对抗”来定义中美关系，王毅外长也曾明确指出：“中国无意与美国竞争，中国重视的是不断超越自我，提升自我。”中方对在中美关系中使用“竞争”一词持谨慎态度。
一些人可能对此不解，认为在西方话语与文化中，竞争是一个中性词，不应视之为洪水猛兽。现代社会中竞争也十分常见，两个国家如果能够像班上两个同学那样为了更好的成绩而竞争，或是像公司同事那样为了更好的业绩而相互较劲，又有何不可呢？但如果深入分析，中方之所以一再表明“无意”甚至“反对”使用竞争一词，并非没有理由。
第一，竞争一词没有反映中方对中美关系的善意期待。中国的迅速发展被一些西方国家视为威胁，美国更是认定中方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试图取代美国的霸权，建立自己的国际秩序。但这一思维显然是西方将自己的大国经验错误适用于中国的结果。美国人奉行扩张性普世主义，他自己认为好的，也会认为必定对其他国家好，为此不惜武力“推广”。近代以来在殖民主义的炮火中推广基督教，近些年以武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推行民主，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但中国文化则要温和得多，强调“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费孝通先生提出“各美其美”，更是体现了东方文化的精髓。正是基于这一文化基因，中方早就提出，希望与美国共同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也一再强调，要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显然，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各美其美的境界，都是竞争一词所不能概括的。
第二，美国所谓的竞争，事实上是美国规则主导下的竞争，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公平和不可接受的。竞争之所以在国内社会是一个中性甚至是积极的概念，是因为有政府在规范竞争。国际社会处于所谓的“无政府状态”。尽管已有许多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但其规定的明确性、执行的有效性都要较国内社会差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竞争很容易成为美国手中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泥团”。例如，美国一再强调要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但它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却是封闭的，而且以遏制中国为事实目标。美国一再强调要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自己却对他国滥施制裁、不加入重要的国际公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涉嫌违反核不扩散规则（如通过澳英美协议转让核潜艇技术）等。对此，中国一再强调，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规则，事实上就是反对美国对国际规则的任意曲解与滥用。但只要美国不改变视中国为权力与价值观竞争对手的想法，就必然会利用一切其实力、话语霸权以及掌控多数国际制度的优势，扭曲相关规则以服务于对华竞争的需要。
第三，竞争与对抗之间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一味强调竞争可能事实上导致更多的对抗。这是因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难以制约美国霸权的情况下，美国为了在所谓同中国的竞争中获胜，势必动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资源，以及走拉帮结派对抗中国这样的老路。美国强化在亚太的军事部署，频频派舰船进入南海海域，以及最近与澳、英缔结关于核潜艇技术分享协议，就反映了美方为了竞争而不惜越界这一现实。当前，美方很重视风险管控、竞争管控，但这也恰恰表明竞争很容易滑向冲突。考虑到这一现实，如果接受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确实存在极大的风险。
事实上，中美两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以及发展模式，其特质上的不同类型是互补关系，在利益上是共存关系，在文明上是互鉴关系。合作而不是竞争应该成为中美看待对方的主要思维与政策出发点。美方应该既抛弃对中国发展的偏见，也抛弃对竞争的执念，与中国共同走上以合作来定义的双边关系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