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10月22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协办举行“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和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的发言由本公众号整理、编辑并发布，以飨读者。
中美亚太、“印太”理念与实践的演变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刘阿明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亚太地区见证了大国权力转移的深刻影响。这个地区不仅包括了有着世界影响力的重要国家，也反应了国家间长期的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变化，提供了思考主要大国，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地缘框架。
一、美国的亚洲战略：从亚太到“印太”
相对于“亚太”这个“地理词汇”，“印太”是作为“战略词汇”出现的。传统上，美国的地区战略一直围绕着“东亚”或“亚太”来制定。2007年，“印太”作为一种新的地区战略构想兴起，2017年，白宫开始使用“印太”一词，并为其注入了“自由与开放”的价值理念，“印太”成为重塑美国地区政治与经济格局的战略构想。拜登政府进一步为“印太战略”注入动力，从形式上看，虽然尚未出台“印太战略”，但却沿袭了其前任的战略表达，任命坎贝尔为“印太事务协调官”，并在内涵上完全接受了其核心要义——以竞争、甚至敌对方式对待中国。
传统的亚太概念被更加宽泛的“印太”概念所取代，其所秉持的战略理念发生了变化。其一，地缘认知重点变化。“印太”扩大了地理范畴，改变南北纵向的、聚焦于第一、二岛链的战略，转向一种两洋战略，即海洋区域是美国当前和未来战略规划和战略竞争的主要焦点；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认识印度，其战略重要性超越出了其毗邻的国家和地区，与太平洋相关联。其二，力量对比变化被重新认识。印度的重要性在上升、中国影响力应被遏制、日本安全责任扩大化、澳大利亚地缘位置和战略作用，等等，这些地缘政治、经济行为体在美国地区战略中拥有了新的、被重新评估价值和作用，被纳入到美国应对中国崛起和美国力量相对衰落的政策框架中。其三，战略目标改变。如果说亚太再平衡是为了重新校准美国的亚洲政策，改变过去忽视亚洲的作法，将政策重点转移到亚太这个未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中心；那么，“印太战略”则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开展全方位竞争的一部分，带有强烈的大国竞争色彩。其四，行为逻辑变化。“印太”强调特定的价值观，如民主、自由、“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强调只有相似思维的民主国家共同工作，尤其是鼓励盟友和伙伴与美国合作对抗中国。
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指导下，奥巴马政府发展了与东盟关系、加入了TPP谈判。相对于再平衡战略的综合性，“印太战略”在实践上的重点更加突出。其一，侧重于军事战略。很多“印太战略”的核心要素都首先出现在美国的国防战略或是军方表述中。美国印太战区司令阿奎利诺将“印太”说成是“对于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地区”，同时也有着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因此“是美国最优先的战区”，“我们承诺提供防止一种大国冲突所需要的威慑”。以太平洋威慑计划为代表的“印太”军事战略不断发展，将逐渐改变美国的战区战略、战术战略、技术战略等各方面的部署。其二，对抗性和竞争性更加明显。无论是蓝点网络的发展计划，还是QUAD，AUKUS以及以安全和军事合作为基础的合作，都在强调与中国不同的理念、行动逻辑和标准。这种排他性还表现在拜登政府“有选择的多边主义”外交，即与特定国家加强合作、协调，实质上是为了展开大国竞争、甚至冲突对抗做准备。
“印太战略”尚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一是美国战略重心的漂移。“对于美国来言，印度洋仍然位于二等战区，不应偏离首要关注。”从军事角度看，美国军方关注的核心点仍然是第一岛链，台湾依然在美国思考与中国发生可能的军事对抗的图景中占据重要地位。二是由于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广泛存在于“印太”地区，以单一价值观为基础的合作前景并不明朗。三是中美在地区的战略资产各有所长，两国在地区竞争中有着不同的力量优势和偏爱方式，并在地区国家中存在不同的吸引力。
二、中国与亚太：从实践到理念
中国的亚太理念是对多年来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实践的高度总结和提练。2017年1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书，体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和“完善地区安全架构”的亚太理念。从具体实践来看，中国的亚太地区外交大大早于理念的阐发，经历了从聚焦安全议题，如朝鲜核问题、南海争端；到发展与地区各国的双边关系；再到推动地区合作机制的发展，如规划与东盟关系、建立覆盖东北亚和东南亚次区域的地区合作机制；直至目前引领区域全面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关注包括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内的所有地区问题，的全过程。在先进理念和正确政策的的指导下，中国与地区主要国家的关系逐渐成熟，与地区相互依存的经济联系也日趋牢固，明确了在地区热点问题和领土争端上的立场和主张，并在此基础上一步步取得现实进展。同时，中国也践行了关于地区架构的基本理念，参与亚太地区主要多边机制建设、发展和革新。
三、中美关系在亚洲的未来
由于美国已将“亚太”扩展为“印太”，中美关系被放置于一种更为广大的地区语境中加以理解，中国在亚太地区维护国家利益的难度和复杂程度也相应增加。从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来看，中国必须具备立足亚太、筹谋印太的战略前瞻性和宏观性。
不同于特朗普时期，拜登政府似乎不准备将中美关系推向“边缘”。他虽称中美处于一种“极限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必然恶化到完全失控。副国务卿舍曼呼吁在中美关系中构建“护栏”, 即两国能够在共同关心的挑战上进行合作，如气候变化、朝鲜、阿富汗、打击贩毒、不扩散，等等。可见，中美正面对抗的危险未必必然升高，中美关系中的两面性——竞争与合作，甚至三面性——竞争、合作与潜在对抗，将持续存在于亚（印）太地区事务之中。
中美依然共存于亚太多边安排中。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已确认美国将主办2023年APEC会议，显示出拜登政府仍然希望通过APEC以及其他多边安排，参与地区经济发展事务，这也符合地区国家的普遍期待。同时，中美竞争不仅仅局限于对于单个国家的影响力之争，而且存在于地区经济和安全架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更新和完善过程中，关乎地区合作的未来方向。更需要警惕的是，中美两国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较量越来越激烈，无论是有计划、有准备的对抗，还是无意间“擦枪走火”式的冲突，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需要特定的危机管控模式加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