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历经多年的沉寂后于2017年再度“复活”，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其间，虽然它们之间的三边和双边合作取得了进展，但是四方对话和联合行动却没有出现。对于该机制的复苏，既有充满担忧的批判性观点，又有乐见其成的积极评价。无论如何评价，相较迄今所进行的少量且缺乏实质性内容的行动来说，该机制引发了更多的战略讨论和政策关注。
本文通过梳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发展演变，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与2007年的首次出现相比，复苏的机制具有哪些新特点？经过三年的演进，它对地区以及国家间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而从三个方面对“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前景进行研判，并进一步分析在新的地缘战略形势下，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个再次出现的地缘战略安排。
一、问题的提出
2017年11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或“四方对话”）的复活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实际上，四国合作最初始于2004年12月。彼时，印度洋地震和海啸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促使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快速汇聚在一起，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采取救援行动。在当时合作的基础上，2006年，安倍晋三在当选日本首相几个月前，首次以“民主国家的集合”之名提出了美、日、印、澳四边合作的概念， 得到了美、澳、印三方的响应。2007年5月，利用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议之机，四国官员低调举行了会晤。同年9月，美、印在孟加拉湾举行的“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纳入澳大利亚、日本与新加坡，实现了首次扩容。
Quad的出现引起了地区其他国家，特别是分别与其目标指向及主导国有着最大安全关联度的中国和韩国的关注和担忧。作为对这种关切的积极回应，2007年11月执政的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明确表示，澳不会再次提议针对中国的四边对话，四国会议是一次性的。 随着澳大利亚退出和安倍辞职，Quad烟消云散也就不足为奇。
此后十年间，尽管四方对话和联合行动没有出现，但它们之间三边和双边合作却取得了进展。三边对话被认为是夯实双边并进一步拓展四边关系的工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始于2002年的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和2011年开始的美、日、印三边对话，特别是2015年日、印、澳首次举行的三边战略安全对话，被称为“加强了一种‘四边式’伙伴关系再次出现的重要趋势”。在双边层面，除了美日、美澳传统同盟得到加强外，日澳之间也建立了“2+2”（外交部+国防部）定期会晤机制，实现了所谓的“辐—辐”联系，促进了双边防务合作的持续升级。更为引人注目的双边关系动向是美日澳三国分别与印度关系的跨越式发展。2007年以来，美印签署了数个军事、情报合作协议，提升了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2014年9月，日印建立了“特别战略和全球伙伴关系”，进而于2016年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日本首次在防止核扩散这一核心外交政策原则上做出妥协；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后印澳战略关系迎来大发展，双方签署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并于2017年建立“2+2”对话机制。与此同时，三边和双边的实质性联合行动和军事演习也在增加。 此类联合行动显然超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同盟体系，在四国间建立了多重合作关系，提升了协作能力，并反过来为更深入的政治互信奠定了基础。
伴随三边和双边互动的强化和升级，Quad于2012年12月再次正式回到政界讨论中。重回政坛的日本首相安倍建议美、日、澳和印度合作，“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广阔的……民主安全菱形”。2017年11月，在东亚峰会举行之际，美、日、澳、印四国外交官员举行了十年来的首次会晤，会后各自发表声明，表达对于Quad的支持。美国宣称，与日澳印的“四边磋商是美国进行地区接触的新里程碑”。澳大利亚认为，“（Quad）对于澳大利亚和地区都是一个重要的场合”。相对而言，印度对于Quad的态度更加谨慎，但也表达了对更大的“印太”区域内多边合作的期待。在政府的支持下，四国迄今已举行了六次会晤，不仅将参加官员的级别提升到外长级，而且不断涵盖新议题，既包括对各自“印太”地区愿景的讨论及对地区秩序原则的重申，也涉及具体的海洋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协作领域。
显然，Quad的新发展植根于其固有的历史陈迹，因而此次它的再现被约定俗成地称为“Quad 2.0”。自复苏之日起，对Quad的评价主要有两类。一是充满担忧的批判性观点。一些学者认为，一方面，虽然四国之间在利益上有共通性，但鲜有迹象表明它们具有协调一致的战略优先目标，即便美国也未必始终将遏制中国作为首要目标；另一方面，由于Quad遏制中国意图明显，其理念的分裂性和对抗性不仅可能引发中国反制，而且也得不到地区内其他国家、尤其是东盟的支持。因此，Quad将无法显示作用和发挥影响。 二是乐见其成的积极评价。一些学者认为，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过去十年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中国力量的增强及其在领土诉求上的姿态是四国之间加强联合的关键驱动因素。此次Quad的复苏是以“志同道合”国家之间对地区事务频繁的讨论和协调行动为基础的，必将带来四国合作的进一步加强。 中国学者往往以更加理性和特有的中国视角对Quad的重新活跃予以分析，他们认为，四边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明显有针对中国崛起之意，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峻的挑战，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是故，未来尽管四边安全对话仍面临一些挑战，但中国应警惕Quad的战略意图并审慎加以应对。
二、“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发展
相较十年前的乍现即逝，Quad三年多来的发展显示出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并对地区战略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需要加以认真分析与研判。
（一）新版“四方安全对话”的特点
第一，Quad升级版具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即与中国对抗。这与十年前的Quad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此种变化源自于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是为了阻止美国进入（印太）地区”。 次年，美国《国防战略》将“中国继续追求军事现代化，以便在短期内取得在印太地区的霸权”定义为国家威胁，而美国的国防任务之一就是以“扩展同盟和伙伴关系为主要战略手段”，达到“维持印太地区的力量对比优势”的地缘战略目的。 2020年5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罗列了所谓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安全领域“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将中国界定为一个对自由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威胁。 美国是四国中唯一直接将中国贴上“敌手”标签的国家，并将Quad称为“一个绝对恰逢其时的想法”。
相应地，其他三国也在不同程度上表达过对中国的担忧。作为美国的“关键盟国”，日本对中国“胁迫”的渲染一开始就出现在安倍“民主安全菱形”的提议之中，并一再扬言需要关注中国在亚洲的军事能力和意图。日本2020年度《防卫白皮书》用整整34页对中国军力进行分析，声称中国军力快速增强，在日本周边海域活动升级，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忧虑因素。 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力量和影响力正在上升到与美国相匹敌甚至在某些时候高于美国。”“自2016年起，主要大国在促进其战略偏好和寻求施加影响力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包括中国积极寻求在印太地区更大的影响力。” 为谋求对印度洋的绝对控制，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影响力上升也相当警惕，并不断强调两国之间力量的“不对称性”。显而易见，虽然没有清晰地形成一个应对中国的同盟，但四国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一直被认为是以制约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上升为目的的。四国潜在的地理优势——菱形的地缘分布，使其作为一个军事上强大的国家联合，能够协调各方战略，阻止中国地区“霸权”的出现。
第二，“民主价值观”成为Quad秩序构建的意识形态基础。“所有的Quad成员都是民主国家，这是最突出的特点。” 这一点其实与十年前并无二致，之所以在今天被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是因为新版Quad试图以“民主价值观”作为整合、构建地区秩序的战略抓手。首先，以价值观为基准界定朋友和敌人。早在2007年Quad首次出现前后，美国战略界就大张旗鼓地讨论过“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称要建立一种民主国家间的协调一致，在欧亚大陆及以外地区促进自由民主体系，以应对非民主国家造成的问题或威胁。 “四方对话”不仅被定义为“世界上四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之间分享关于地区安全看法的平台，强调四国价值观的共通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协作关系和相互信任，而且在国家间关系中以价值观为标准，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分野，并以此确立对立的战略思维。其次，凸显“民主价值观”对于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地区和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在各种场合得到美国的大力渲染。2017年11月第一次会议之后美国发表声明称，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和原则，四国伙伴承诺加强合作，并将继续讨论进一步加强在“印太”地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2019年1月印度瑞辛纳对话中，首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Philip Davidson）表示，Quad“有着25年渊源的生机勃勃的关系”。“在过去70多年间，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为我们所有国家带来了和平与安全……。” Quad被看作是民主伙伴国家为建立基于规则的秩序而进行磋商的重要手段。通过在所谓“共同的民主价值与原则”基础上寻求建立“印太”地区秩序，Quad实质上打破了冷战结束以来亚太地区奉行和持续推进的开放的地区主义进程，将地区国家以价值观划线，渲染地区存在所谓“自由”和“压迫”两种秩序愿景之争。
第三，Quad构成更宏大战略，即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四国首次会晤后不久，安倍就在印度国会发表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称“太平洋和印度洋现在正形成一种自由与繁荣之海的动态结合。” 这可谓“印太”的粗浅表达。十年来，随着自太平洋西海岸到印度洋西岸的广袤区域日益成为经济财富与人口快速增长的中心，这一区域的“印太”标签和所谓“印太战略”更为世界所广知。Quad的重启与美国“印太战略”的公布不仅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而且在理念和效用上协调一致。一是推动对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FOIP）理念的认同。这一理念由安倍2016年首倡，其后得到美国的强调和加持。在2018年6月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四国均阐述了各自的“印太”理念，“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尊重国际法等成为共同要素，FOIP概念得到了Quad所有成员国的支持。 二是成为践行“印太战略”的行为方式。“印太战略”的实施有赖于盟国与伙伴的支持，为此美国正在重新赋予其盟国活力、加强与伙伴国的联系纽带。在美国同盟体系的背书下，Quad以更大的灵活性、相对低的交易成本和自愿而非约束性承诺方式，加强对伙伴国的非对称性控制，并防止被拖入其不希望介入的冲突之中。
第四，加大对发展和治理的投入，配合战略需要。自第二次会议开始，四国在声明中特别列出了“发展和互连互通；良治；地区安全，包括反恐和防扩散；海上安全以及经济发展”等内容，尤其强调“可持续的、私人领域主导的发展、海上安全和良治之间的持续的相互作用”。目前，四国已经在“印太”地区开展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如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美国共同宣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建设电网；在“印太”商业论坛上，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确认三国将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即实施“蓝点网络”计划。四国在“印太”区域内的总援助额已经达到数百亿美元。 有学者甚至称，迄今为止Quad所进行的最具意义的工作就是扩大了成员国之间在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合作范围。 此外，四国投资与发展合作还着眼于追求特定的“标准”。2018年11月，第三次Quad会议表达了对透明度、真实需要和可持续债务负担的关切。次年5月在亚洲开发银行第二届年会上，美国主办了四国政府官员及印度尼西亚会议，讨论了需要透明的金融来进行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强调新的基础设施融资计划。 透明、高质量、与国际标准一致、利用私人机构等“标准”也在2019年Quad会晤时成为四国共同的关切，四国表示要继续协调一致和密切合作，确保可持续的私人领域的发展、海洋安全以及良治。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Quad 2.0吸取了十年前的经验教训，在议题安排上更加多元，其目的在于全方位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意欲从更加深远和全面的角度发挥地区作用。
总之，与十年前相比，Quad 2.0保持了所谓“民主国家联盟”的价值观基础，并在美国战略的引导下，将中国作为现实威胁因素，以促进四国间进行密切的、全方位的地区合作，具有了更加强大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基础。
（二）新版“四方安全对话”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用与影响
第一，各领域合作加强了四国之间的战略联系，提升了国家间的协同作战能力。国家通过频繁的军事演习、战略对话、技术协定和协调行动，有助于培养合作的习惯、增强相互理解和信任。在过去三年中，四国之间军事活动、信息与情报交流快速增长，创下了历史新高。自2018年美印举行首轮“2+2”对话后，四国中任何两国都确立了“2+2”对话机制，与已建立的三对三边对话机制相互补充，加强了彼此间的战略沟通。美、日、澳、印战术协作能力也在提高。美、印、日“马拉巴尔”和美、澳、日“护身刀”从双边演变为三边联合军演后规模不断扩大，参加演习的武器的水平和装备通用性持续提升，三国海军的整合度和协同作战能力日渐加强。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印度一改之前态度，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海上军演，使四国协调得以强化；美国也在考虑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空中力量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进行联合训练，并寻求提升四国海上力量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
第二，在既有合作基础上，四国纷纷将战略触角拓展至更多的议题领域和更广阔的地理范围。正如美国《亚洲再保证法》中所称：“美澳印日四国间的安全对话对于在印太地区应对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战是关键性的。” “四方对话”被视为“印太”地区地缘战略倍增器，是实现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首先，Quad在议题领域将合作重点放在“高政治”领域——南海。四国或以“自由航行”为名派遣军舰在南海岛礁12海里内巡航，或以所谓“南海军事化”为借口，遏制中国在南海的岛礁扩建与防御设施建设。 对于华盛顿来说，Quad实践了美国“印太战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总体安全目标。 其次，基于Quad的三边或多边协调开始引人注目地向“低政治”领域扩展。2018年7月，美、日、澳宣布建立“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同年11月三国签署《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合作备忘录》，共同动员和支持私营部门在“印太”地区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加强数字互联互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美、日、印则在三边对话框架下设立了基础设施三边工作组，并就开发尼泊尔、孟加拉国、缅甸等南亚、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达成意向协议。 在发展领域，美国借Quad升级之机加大对湄公河次区域的投资，强化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2020年9月，美国会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湄公河五国，将2009年建立的“湄公河下游倡议”合作机制升格为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美国承诺在既有的35亿美元地区性援助的基础上，今后几年再投入数十亿美元，并宣称要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印度等国密切合作，对冲中国的地区经济影响。
Quad复活也为其非主导成员国扩展地区战略抱负创造了条件。由于历史问题，日本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一直有限，这被日本很多右翼政客视为与其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高科技强国的地位不相称。Quad的恢复成就了日本在谋求地缘政治大国方面的野心，使其有机会将经济与军事技术优势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和战略影响。日本借与澳、印进行频繁军事演习之机在南太平洋（及南海海域）和印度洋海域进行军事力量投放演练。2020年6月，日本更改信息分享立法，允许与澳大利亚、印度以及英国分享情报，并在防卫省设立一个新机构，用以在东盟和太平洋群岛事务方面加强与印、澳的协调。 此外，从“亚太”扩展到“印太”本身就基于一种现实判断，即印度将发挥更大的地区作用。美国鼓励“印度作为一个主导性全球力量和更加强大的战略和防务伙伴出现”。印度通过与日本加强海上安全协调，进一步将触角延伸到西太平洋区域。澳大利亚外长佩恩（Marise Payne）也坦言，澳期待“今后更加密切地与印度接触来支持我们在太平洋地区的伙伴”。印度洋与南太平洋的结合是印、澳两国都希望看到的战略拓展。澳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强调在印度洋的利益，包括保护所谓“广阔的专属经济区和搜救区域、离岸领土和关键的海上通道”，为此计划在国防设施上投资十亿美元，以期在西澳大利亚部署小型护卫舰、离岸巡航舰艇以及潜艇。
第三，在外交上释放政治信号。四国以团结一致的方式表达重合的利益诉求，具有一定的外交象征意义。 在各自声明中，四国均表达对共同议题的关注，从最初聚焦地区安全议题，如遏制朝鲜核武器项目、反恐和海上安全，到后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地区发展；同时在理念上也显示出相当大的共性，即强调在“印太”地区促进一种基于规则的秩序、促进地区内的自由价值观。四国对于理念原则的支持和针对特定议题所进行的小多边联合行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一定的“弱结盟”特点。 这是“一种松散的地缘战略联盟，各国关注中国对其利益的潜在挑战，但却不以有强制力的同盟机制来刺激中国。” 因此，虽然Quad以表达决心的象征意义以及实质性行动，强化了其特定指向的威慑价值，但四国仍不期待将Quad提升为正式的军事联盟。相反，它只是表达出在与第五国（也许是中国）发生紧张关系或军事冲突时，四国至少做好准备相互帮助。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种形态会在短时间内发展为正式的多边同盟机制，Quad释放的一致性政治信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止步于象征意义，对于实质性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较为有限。
第四，加强美国在地区同盟框架及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性作用，以此回应美国衰落之说。Quad从两个方面体现了美国的主导性。首先是体现了特朗普政府 所认同的同盟型态，可能成为未来美国地区同盟的演变趋势。Quad符合特朗普总统蔑视大型多边主义、抱怨盟友和伙伴“搭便车”、坚持“公平分摊负担”的态度。 “（让）盟友（和伙伴）为美国可持续的地区战略接触贡献更多”显然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目标。 美国要求地区盟友和伙伴对自己的安全做出更多贡献，Quad正是澳大利亚和日本向美国政府证明它们各自的安全责任的一种方法。 其次是维持美国在同盟体系中的主导性作用。无论是就地缘位置还是战略力量而言，四国的结合都将对区域内力量均势产生影响。美国需要以印太地缘概念为基准，在中美竞争的大视野下维持甚至加强对地区同盟体系和具体安全事务的主导性影响力。通过鼓励次级盟友即各个“辐”之间选择性地彼此合作，Quad对正式、长期的双边同盟发挥了有效的补充作用，其排他性也保持了美国对亚太双边同盟框架一贯的控制力。同时，借促进盟友和伙伴之间的沟通互动，美国向其盟友和中国显示决心，增加对那些所谓受到中国“威胁和霸凌”的地区盟友和伙伴的支持，尤其是在南海。
三、“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走向
Quad复苏是地区战略框架内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具备了一些显著的特点，也对地区安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迄今为止四国尚未发表共同声明或联合公报来展示对未来的共同规划，更不用说制定具体的行动方案或设立共同的协调机构。从其源起背景和演变轨迹来看，Quad的发展前景取决于内生性制约、特定成员国的作用和地区战略环境三个因素的影响。
（一）Quad的内在局限性决定了四国难以形成更加紧密的同盟型关系
非正式多边安排的内生性制约因素有很多，具体到Quad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共同目标飘忽不定。较之十年前，虽然Quad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目标相对更加聚焦于中国，但“四国之间没有能够共同分享的、单一的关键性国家利益”， 因而难以形成稳定的共同优先目标。安全因素构成了同盟战略产生的最初和最主要动机，但是，安全利益并非国家的唯一利益，不同国家目标和利益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尤其是在当前缺乏迫在眉睫的军事冲突，地区安全认知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即使日、澳、印三国均将与美国的关系视为单一最重要双边关系，它们与中国的关系也多排在第二位，甚至超过了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美国的地区盟友还是印度这种非盟国，考虑到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依赖，都不愿看到与中国的关系过度紧张，均想避免正式的多边安全承诺。 换言之，Quad这种伙伴关系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从属于其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只有当地区冲突涉及到武力的使用，四国才会寻求一种更新的目标。即便如此，更可能的情况是，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将把它们的全部努力放在利用现有的双边安全同盟，以回应一个主要的、小幅升级的军事活动。
第二，威胁认知差异。在缺乏共同的、相同程度的战略威胁感的前提下，四国之间相互依赖不足，“亚洲版北约”形成绝非易事。一个国家通过观察到的行为来评估另一国家的“品格”——忠诚或不忠诚，尤其是当一个国家评价另一个国家是否支持非条约义务时，具体的国家行为将是一国判断另一国忠诚与否的标准。 澳大利亚是2007年Quad消散的主要原因。陆克文曾在回忆录中详细阐述当时澳大利亚退出的考虑，包括日本和印度对中国的历史包袱、未来两国与中国关系发展的曲折性，以及这种“四边同盟”方式会给澳美双边同盟带来的影响。这些质疑仍然是今天Quad 2.0需要面对的问题。印度政策精英依然对澳中关系未来会有重大进展顾虑重重。而澳大利亚内部对于Quad价值的认识也非完全一致，一旦新政府上台，政策延续性可能生变。 为了避免成为“反中急先锋”，印度曾连续三年拒绝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军演，印澳关系也被认为是四国间双边关系中的“最短板”。当然，四国之间的地缘战略计算将因时、因地、因事而发生变化，但国家间战略上的不信任感将是永恒的自变量。
第三，政治环境的变化对主导国领导意愿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理念一方面倾向于在西欧和中东实行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却加大了对“印太”地区的关注和介入。“印太”作为美军地缘政治的重中之重，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军事战略精心经营的目标区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美国在经过长期酝酿后正式推出“印太战略”，并对Quad进行升级改造。可以说，Quad 2.0与十年前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美国大力推动并主导了这一演变过程，以期在诸如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南海问题上，突出Quad在军事方面的合作。 然而，美国政治周期的变化同时也对Quad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即将于2021年1月上任的新政府如何看待这个安全安排，以及以何种方式展现领导意愿，目前而言尚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鉴于此，四国对于Quad的重要性和特殊意涵的官方解读并不相同。 印度和澳大利亚更多将Quad看作是“印太”地区众多多边安排之一，不愿对其附加任何特殊意义。 正因为此，美国和日本从一开始就渴望将Quad 的接触级别提升至部长级，但直到2018年底印度一直表示反对。 在军事领域，Quad 2.0 对于更大规模的联合行动仍然保持相对低的姿态，迄今并没有进行联合军演或联合航行。时过境迁，也许这种姿态会有微调，但只要印、澳两国依然避免将其塑造成为一个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联盟，这种低姿态就不会有实质性改变。面对“不情愿的参与者”，即使美国也不急于将Quad转变为一个“反中集团”。
（二）印度的影响
链条的力量受制于其最弱环节，即所谓的“木桶效应”。在Quad中，印度是公认的最弱一环，在某种程度上Quad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印度的态度。印度之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力量最弱。比起其他三国，印度海军及整体军事力量是最弱的一方，印度的武器系统仍然依赖非美国军事装备，短期内无法实现与其他三国在军事上的高度一体化。二是其意愿之弱。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政策，且对于“战略自主性”这一对外政策原则高度重视。 作为四国中唯一没有与美国缔结同盟条约的国家，印度认为，与一个大国结盟会将自己置于另一大国的对立面。莫迪特别强调，“印度不会把印太地区看作是一个战略或一个有着有限成员的俱乐部，也不是一个试图寻求主导的集团，更不会认为是直接反对任何国家，印太地理定义本身就不能如此。” 虽然印度与美日澳安全联系的深化促进了Quad的回归，但是，印度对Quad的看法更具多面性，既希望借其平衡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影响力，又不愿意支持Quad在地区获得更大的主导，更未表明已准备好在南海或西太平洋区域与其他三国一起采取实质性军事行动。当被问及四国是否需要建立一种常备军事任务集团，或设立一个联合司令部，大部分印度受访者给予了否定回答。 这意味着，未来Quad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发展成一种有制度约束力的多边联盟体系。
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印度有可能越来越重视Quad的战略作用。首先，Quad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军事实力。美国和日本代表着先进的军事技术来源，与Quad的合作将帮助印度在广阔的印度洋区域获得更先进的军事技术实力。2017年日印《防务装备与技术转让协议》和2018年美印《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使得印度在国防科技和军事技术转让方面获得了两国的支持；2019年美、印再签重要防务协议后，印度将从美国采购系列先进武器装备。其次，作为“东向政策”升级的一部分，印度希望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Quad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小多边平台。澳大利亚位于印度和太平洋之间的地理分界线上，战略位置重要，在信息收集和潜艇战力等海洋军事技术能力上不容小觑。印、澳之间在2015年建立年度海洋对话、2017年建立“2+2”会晤，并在近三年中加强了互动；2018年印、澳空军相互加入对方的空中和海上军事演习，双方战术协调不断增强。再次，印度是Quad成员国中唯一与中国有着未定边界争端的国家。2017年上半年中印洞朗危机与下半年Quad的回归并非仅仅是时间上的巧合。2020年两国在喜马拉雅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的冲突虽然已结束了军事对峙，但此类事件无疑增加了印度国内主张警惕和制衡中国的强硬派立场。面对两国实力上的差距，Quad被印度寄予更大的希望用于遏制中国。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印度与过去有很大不同，无论是中印、印巴矛盾构成的现实威胁，还是保持在孟加拉湾甚至整个印度洋区域内战略优势的渴望，都可能促使印度以更大的决心参与Quad。当然，这种决心更多来自于印度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对伙伴关系的互惠期待，以及能力认知，而非被动地被Quad牵制。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所称，“印度的愿景……必须通过（印度）自己的叙事和理念，找到更加清晰的表达方式……关于利益扩展，印度真正能发挥影响的地区仍然是印度洋本身，这一事实没有改变。” 可见，尽管在战略上存在重视Quad的动力，但印度仍将以自己的节奏进行具体的政策安排，而印度对于Quad的承诺无疑将决定四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限度。
（三）次区域战略空间能否容纳Quad的成长
亚洲的过去表明，没有东盟的支持和参与，地区政治或军事建构常常无法发挥持续的地区影响力。东南亚处于印、太两洋交汇点，是“四方对话”的关注区域，也是采取行动的核心区域。这个对话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东盟的注意。东盟对于Quad的认知被双重因素所影响。一是东盟特有的政策偏好，即“东盟方式”。囿于起源的初衷和自身的多样性，东盟对于针对特定目标的安全同盟形式并不认同，也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作用。Quad的排他性成员身份界定，显然不符合东盟包容、开放的地区合作理念。二是对东盟中心性的担忧。犹如担心Quad被用作对中国进行“软遏制”一样，东盟国家对于这个新多边集团可能损害其在地区的中心性和团结性抱有高度一致的疑虑。 一些分析家认为，任何正式的四国安排都将遭到东盟反对，只要东盟仍然以亚洲地区主义的驱动力量自居。 虽然美、日、印、澳均处于东盟主导的地区政治和安全架构之内，但考虑到以东盟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亚太多边机制在处理如南海争端这样的传统安全问题上无所作为的现实， Quad将拥有比“清谈会”更多的军事能力和实质性举措，可能在安全领域产生更大影响，甚至削弱东盟在地区架构中的主导性地位。
从发展角度来看，在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亚洲多边主义秩序建设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东盟能否牢牢掌控其地区中心性地位并重新证明其能力，无疑是一种考验。 随着《东盟印太展望》的发布，东盟已经接受了“印太”这一本体论事实，显示其未来将致力于在更大的地缘概念中进行外交纵横捭阖。对于Quad的价值，东盟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观点，反映出当前地区战略环境的复杂性。 Quad之所以对某些东南亚国家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希望进一步扩展海上军事能力，以期在海洋和领土争端中争取最大利益。Quad成员国凭借强大的军事技术能力、优越的装备以及后勤和训练技术，已经成为一些东南亚国家加强军事关系的目标，如越南、菲律宾等国纷纷加强与美国、印度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则是从经济利益和地区治理考虑，Quad成员国联合起来的市场巨大，各国所宣布的对东南亚次区域和落后国家投资计划也相当有吸引力，例如日本提议的湄公河发展援助得到了泰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支持。2020年3月，四国官员讨论了新冠肺炎疫情，新西兰、韩国和越南首次加入，形成了“4+3”对话模式。在可见的未来，东盟国家根据不同领域有选择地与各个区域外国家进行合作，已成为一种趋势。 新加坡对于Quad的评价有一定代表性。2018年5月，新加坡外长维文（Vivian Balakrishnan）称新加坡至少现在不会加入“印太战略”或Quad，因为Quad 概念并没有完全回答各国对于“东盟中心性的疑问”。 可见，只要Quad仍然在功能、理念和制度建设上存在损害东盟中心性的倾向，东盟主导的次区域战略空间将无法容纳它的成长与发展。
综上，Quad混合了局限性和成长性两类因素，其发展前景有待进一步观察。可以肯定的是，Quad机制化的机会并不大。虽然美国公开声称，华盛顿的目标是将“四方安全对话”组织正式化，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类似北约的组织，用结构化的方式吸引“印太”地区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以共同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仍需要其他成员国的坚定意愿和积极配合才能达到。 显然，从一种非正式的对话发展到一种事实上的同盟仍然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目前Quad既无可能也无渴求转变成一个机制化的行为体。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调查显示，虽然四国中大部分受访者都接受定期的部长级会议作为首脑会谈的补充，但当问及是否支持建立某种永久性的Quad秘书处并由四国轮流担任主席这个根本问题时，各国的反应参差不齐，大多持怀疑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Quad充其量只是一个缓慢的“聚合”而非快速机制化的过程。
四、中国的应对
作为中国周边最具争议的地缘政治安排之一，Quad目前仍处于蛰伏期。但是，随着中美紧张关系加剧，Quad针对中国的功能有可能被逐步激活，对此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和审慎地加以应对。可以说，当前决定Quad前景的最大单一因素仍然是中国。为了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应努力从战略角度影响Quad的发展。
一方面，针对Quad的内在局限性，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各国的威胁认知鸿沟。四国之间正式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在某种程度上与它们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成反比。在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的“印太”国家中，在中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之间寻求平衡的做法日益盛行，尤其是后者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显得更加脆弱已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保持经济手段的影响力，并将冲突限制在一种可控制的层次上，无疑是中国外交亟需达到的目标。
中国需要不断扩大澳大利亚和印度“两面下注”的空间。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促使两国放弃Quad这种小多边安全合作方式，那么应该最大限度地鼓励它们同时加强与中国的全方位关系，强调两者并行不悖，而非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更不能主动迫使两国更深地依赖Quad。虽然中、印两国间存在着悬而未决的结构性难题，中、澳之间也有需认真对待的分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总是会把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视为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和永远的战略优先选项。通过在多个伙伴之间“两面下注”以维持战略自主性，已经成为此类国家战略的共同特点。中、印两国同为金砖国家成员，有着畅通的政治沟通渠道。洞朗危机后，中、印领导人利用各种多边场合频频会晤和互访，不仅稳定了两国关系，而且建立了军方热线，并完成了第一个安全合作协议，以防止“双边分歧激化为对双方都不利的敌对关系”。同样地，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双方经过多轮会谈，逐渐稳定了边界局势。中、澳两国经济联系依旧密切，对澳大利亚来说，政府意识到在两年的龃龉不断之后，需要“重启”与中国的关系。 提升中国与印、澳的经济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增加政治交往，有助于减少特定的Quad安排对它们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在四国行动的核心区——东南亚，进一步推动以东盟为中心的“包容性地区主义”机制建设。从四国不断强调东南亚在“印太”地区及“印太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可见，Quad希冀通过得到东南亚国家的认可而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和“可信度”，毕竟南海争端是促使四国纠集在一起的一大动因。但是，即使是越南这样强硬的声索国，对于Quad的任何“反中”集团标签都相当敏感，“Quad+”在地区内依然受到相当大的抵制。 当认同政治从社会个体、群体上升到主权国家对自身的认同、对他国的排斥，其内在冲突性就更加令人担忧。如果认同政治在一个社会内部已经造成了无穷的冲突，它必然也将导致国家间的冲突甚至战争。 鉴于此，中国应继续秉持包容、开放、合作的地区主义理念，倡导地区和平主义；应进一步强调，这一地区的未来决不能由所谓的“民主四国”来决定，因为以价值观为合作基础、以威胁为合作目标的地区主义不但不符合地区内大部分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会使得东盟所致力建设地区机制的和平主义努力付诸东流。面对“印太”地区所经历的深刻、激烈和不稳定变化，唯一有利于所有国家的选择是继续坚定支持包容、开放、合作的地区主义理念，创新性地发展地区机制中的东盟中心性原则，深入推动“和平地区主义”机制建设。
总之，鉴于Quad这一新的地缘战略安排针对中国的目标指向性，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之并审慎地予以应对，是中国从外交上塑造地区和平秩序、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应有之义。
结 束 语
缘于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得以在最初四边对话的基础上复苏。这一发展固然体现了美国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规划和主导地位，却并不意味着Quad会比其前身更加成功。鉴于各方利益重点和威胁认知的彼此差异妨碍了集体行动的有效性，“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若要发挥预期作用，其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待充实和提升。虽然它会像世界上其他话题一样“一时引人耳目，转瞬归于平寂”， 但Quad作为“印太”地区内重要的战略变化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在中美博弈日趋激烈的领域如南海，Quad无疑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有着遏制中国意图的安全集团，Quad将进一步极化地区战略环境，并可能将后者转向一个紧张和零和竞争的状态。未来，无论是从各国不尽相同的利益重点和威胁界定，还是该集团中最弱一方对于组织发展的决定性制约作用，以及次区域战略环境对它的接纳程度来看，Quad的前景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将是它的最大制约因素。中国应积极主动运筹和平外交政策，化解Quad对中国不利的因素，努力争取地区持久的和平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