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所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超大城市国际化与对外合作”学术讨论会
作者：汤伟 日期：2020-10-17 浏览：852
2020年10月13日，本所和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超大城市国际化与对外合作”学术讨论会，就当前局势下超大城市的国际化以及如何开展国际合作进行深入讨论。来自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上海市商务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广州社会科学院、广东金融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约15位同志参加了讨论。本次讨论会分成理论思考、上海实践、他山之玉三个环节。
首先，王健所长介绍了本所发展历程以及本次会议目的，明确指出超大城市在当前全球化格局下有着特殊使命，要在严峻的外部环境突围中有所担当，这必然对国际化和对外合作的路径设计和具体策略提出更高要求。其后，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常务所长胡华介绍了美国所的发展历程以及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在中美关系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在理论思考环节，来自广州社会科学院的伍庆所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的陈楠副处长、以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费静燕博士围绕国际化的核心概念进行了思考。伍庆所长以广州为案例，认为国际化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内容。广州十五期间是利用地理位置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制造业；其后突出地缘优势，推动国际商贸中心建设；再后是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定位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发展演变的事实，构建“三中心一体系”、“三大战略枢纽”的布局。尽管线索鲜明，但也存在重“硬”偏“软”的缺陷。陈楠副处长认为，城市国际化要以外交思维去操作，我国世界大国身份越来越明显，外交领域和主体史无前例的扩大。城市国际化有政治性和功能性的双重性逻辑，政治层面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渠道和手段，也促进了国家和国际体系的互动，而功能性层面主要聚焦各专业领域，因此需要从全方位角度思考。费静燕博士主要从国际社区的角度来思考国际化。她指出，我国国际社区治理目前是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然而随着开放深入、移民增多，对比美国和新加坡，她提出关键问题：我国国际社区治理主旋律是融入还是融合？现有国际社区治理将不同国籍、进入时间不同的外籍人士笼统归为“外籍人士”一个整体，治理链条单一；如何面对“外籍人士”这一整体内部的分野？随着社区外延的扩大，是否需要将涉外组织纳入到国际社区治理的范畴中？在上海实践环节，来自外事办的梁磊处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张建、上海商务委的罗志松处长对上海对外合作现象和问题进行了阐述。梁磊处长认为，地方外事具有服务中央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双重性，上海外事资源丰富也是外事工作重镇，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遇到与外界沟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抓手的难题。张建主要研究香港问题，他指出沪港合作一直居于全国前列、且成效显著，最突出的便是超一半外资来自香港。与香港合作也促进各自的城市国际化，虹桥机场管理是和香港机管局合作的，上海政府领导访问香港时也对香港的垃圾分类、老人养护等社会治理经验都表示值得学习。他表示未来沪港合作应拓展到第三方，并规避香港一些显而易见的缺陷，尤其贫富过度分化、房价收入比过高等等。上海商务委的罗志松处长认为，上海贸易占全球的3.2%，全国的28%，连续11年全球第一，在中国对外关系中起到支撑者和参与者的作用。上海未来还应继续敢于作为、先行先试、主动为全国提供经验、帮助其他地方开展对外交往。在他山之玉环节，来自广东金融学院的汪炜博士、我所的汤伟博士分别就广州和纽约案例进行了讨论。广东金融学院的汪炜博士探讨了广州深圳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进行论坛。目前海外突发领保事件类型多样化、复杂化，地方政府压力陡增，广东经验在构建“大外事”工作格局，广州主抓3个驻外办事处（硅谷、波士顿、特拉维夫），协调融合全市各类驻外机构资源，建立全市“走出去”企业外事联络机制；而深圳95家市直和中央驻深单位、市属企业加入外事工作网络，由此两市都基本形成了涉外部门、涉外企业形成合力的外事治理体系。汤伟博士则介绍了纽约是如何参与到C40城市网络中的。纽约参与城市网络的特征如下：第一，正从双边的友城向多边转变，成立了GlobalPartner’s管理机构；第二，参与进程相当多元，慈善家和富豪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资金大部分来自捐赠；第三，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暴力、性别平等、生态环境等方面，这和我国关注经贸、旅游文化、生态环境构成了鲜明对比。纽约参与城市鲜明体现了美国社会的治理特点，资本主导色彩突出，注重技术和规则构建，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色彩浓重。本次研讨会不仅有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有理论层面的思考，取得了良好成效，也给未来合作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