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8期
李开盛，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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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加迫切需要新的中美东亚共处之道，以指导双方在这一地区实现良性共存，而不是恶性竞争。中美应该以利益平衡为基础实现在东亚共处，但基于正义的差异性原则，利益平衡并不意味着中美在东亚地位以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完全相等，而是应该以维护地区整体利益为前提，根据地区身份的不同对两国在地区秩序中的权利义务予以差异化的安排。未来中美东亚关系以及其他相关国家间关系应以如下原则为指导：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对地区秩序的构建承担首要责任，并在不与地区整体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主张其政治、安全、经济等利益。第二，如果地区外国家（如美国）的行为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利益，应被允许和鼓励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视东亚为其全球霸权基础的美国不会满意这一安排，但这不应成为阻碍建构中美东亚新关系与地区新秩序的阻碍，也不意味着上述原则是不现实的。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地位在长期内都不会动摇，但中国可以也应该在两国实力渐趋平衡这一趋势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地区秩序主张。【关键词】利益平衡；自主性；开放性；中美关系；东亚秩序【作者简介】李开盛，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在近年来中美竞争的重压之下，作为两国博弈主阵地的东亚已隐约可闻旧有地区秩序“骨骼”的折裂之声，但两个大国对如何在东亚共处仍然全无共识。中国一直呼吁与美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并希望与世界各国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从奥巴马政府晚期美国主流战略界展开对华政策大讨论后，否定以前对华接触战略成为主流认识。随之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更是对华采取了一系列更加明确、密集的战略对抗行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和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直接点名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强调印太地区正在面临一场发生在“自由”和“专制”两种世界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①]2020年5月美国政府发布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也直言：美国要对华采取竞争方针，不断增强美国制度、联盟以及伙伴关系的弹性以挫败中国的挑战。[②]在此一强大战略动能的裹胁之下，贸易、科技、人文等领域都成了美国打压中国政策的牺牲品，甚至新冠肺炎疫情也被美国当作指责、打压中国的“良机”，中美在东亚良性共处的前景似乎日益渺茫。面对此一形势，许多人开始从推动中美建立地区秩序共识的立场上后退。双方的民族主义者转而强调直面竞争，特别是不少美方学者越来越明确地认定中国要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者与全球霸权地位，主张美国应寻机强化亚洲的“自由经济”秩序。[③]一些智库更是为美国如何打压中国积极献计献策，如新美国安全中心于2019年发表报告主张：美国政府应该把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视为紧急要务，强化美国的自身竞争力以实现所谓“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秩序。[④]布鲁金斯学会2020年的一份报告则强调以科技与创新为基础的地缘经济竞争，以为中美之间的“超级大国马拉松”做准备。[⑤]可以说，美国战略界越来越强调并致力于研究“通过何种方式、在哪些议题、以多大成本与中国竞争”[⑥]而不是共处的问题。而中国也有学者呼吁准备中美关系的“最坏局面”，在“强化国民经济独立自主能力、军事威慑能力、重新审视不结盟政策方面作出新的努力”。[⑦]温和主义者则转向底线思维，把重点放在避免双方关系走向彻底破裂上，如中国的王辑思提出，应该坚守中美关系的三条底线，即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一定规模的经贸合作、维护人文交流与社会交往。[⑧]美国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强调，“双方必须采取真正而紧迫的行动，让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再挂钩’，而不是‘脱钩’”。[⑨]本文认为，竞争哲学在战术层面是必要的，底线思维对于管控中美关系倒退必不可少，但要建构面向未来的积极的中美关系，仍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研究两国在东亚如何共处的哲学。这里之所以强调建构一种共处哲学，主要是希望为中美两国在东亚如何共处提供一种原则和理念上的指导，或者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认为的那样“制定出一种共处模式”，[⑩]而不是为两个竞争对手之间的具体利益冲突或交易提供细节化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绝不是一时一利之争。尽管特朗普在对华施压过程中强调具体的利益和所谓的“交易的艺术”以及中国并不想主动扩大战略竞争的波及面，根本性的矛盾仍然显而易见：新老大国之间的结构性权力之争。如果我们希望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以和平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这一矛盾的话，提出一种基于新的哲学基础上的权力分配思路或者说是相互权利义务安排就变得至关重要。本文并不试图在全球层面解决这个问题，这既因为中国要在综合性的全球权力方面超过美国还为时尚早，还因为如前所述当前中美主要矛盾集中在地区层面。无论对这一地区的冠名是“亚太”还是“印太”，其地理范围主要在中国周边特别是西太平洋一侧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东亚。所谓的中美东亚共处哲学实际上就是如何安排两个国家在一个共同的东亚秩序中的权利与义务的问题。只有把中美在东亚秩序转变过程中的地位、权利与义务讲清楚，才能为双方间的地区权力分配以及具体利益与议题的解决提供根本规范与指导方向。但从过往的研究来看（即使是中美战略竞争公开化以前），在如何从地区秩序视角界定中美东亚关系这一问题上，多拘泥于传统的地缘政治思路，而少新的思维方案。不少人基于传统的实力平衡来考虑问题。如陆伯彬（Robert S. Ross）提出了美国管海洋、中国管陆地的权力分配方案。他认为，中国的优势与利益在大陆，美国的优势及其利益在海上，两国应该利用这种地理学因素避免侵犯对方的利益，即美国不在东亚大陆寻求战略影响，而中国则不通过发展海军力量挑战美国的海上优势。[11]休·怀特（HughWhite）主张美国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留在亚洲，同中国、印度和日本一起，形成一种权力分享的大国协调机制。[12]赵穗生则强调，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维持权力平衡，反对任何一方占据地区统治地位。[13]权力平衡一般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主张，但在中美权力关系迅速变动的背景下，这一主张注定是“不现实”的，因为美国对于霸权的坚持以及中国权力持续上升是两个很难改变的事实，这就注定了权力平衡是一个不会被任何一方所接受的方案。即使一方接受，它也很可能只是意味着暂时的妥协，而非将其作为双边关系的长久安排。更多的成果则从急于调和中美利益冲突的角度出发，实质上忽视了中美间的权力矛盾问题。例如，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曾经设想一个兼具外交职能和安全使命的“亚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而实现这一设想的前提是“美国认可中国崛起的正当性，同时中国接受美国继续在亚洲地区的存在”。[14]韩国前外长尹永宽（YoonYoung-Kwan）主张中国应该尊重现存的国际规则，不改变东海与南海现状，而美国则尊重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等。[15]在国内，石源华提出中美之间以“兼容共存”作为东亚区域的核心政治架构；[16]韦宗友主张中美实现第二次战略妥协：中国承认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合法利益与军事存在，美国承认中国在东亚沿海地区的合法海上利益；[17]杨静林提出“健康竞争”这一方向，主张竞争有底线、博弈应良性、合作应拓展；[18]还有人提出“自主开放”的亚洲新秩序之类的构想，模糊地承认美国可以在亚洲发挥作用，但具体何种作用则往往未作说明。[19]总的来看，这些方案没有实质触及如何解决中美权力矛盾的问题，其根源则是没有对两国在东亚的权利义务做出基础性安排，因此仍然无法成为指导两国未来东亚关系的共处之道。从政策层面来看，美国事实上只有打压的哲学或者说只有基于过去（中国实力弱小）的共处哲学（要求中国接受美国霸权），却没有适应新的地缘政治变化的未来共处之道。相较而言，中国的政策实践旨在追求两国在东亚的和平共处，也提出了一些模糊的构想，如针对美国担心中国将其赶出西太平洋的顾虑，中国方面历来强调：宽广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20]但是，在一种共处层面所要求的两国间权利义务安排上，中国的态度尽管开放但并不明确，因此仍无法为未来的中美东亚关系提供指导。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有二：第一，中美东亚关系与地区秩序涉及诸多重大而且复杂的利益矛盾，中国本身尚无成熟的方案，但对于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愿望使得中国愿意先表达其开放的想法，并逐步探索建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地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方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政策思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复杂的外交议题上同样如此。第二，照顾美国的心态，避免使用任何有可能被美国误认为是排挤其地位的提法。例如，在2014年的亚信上海峰会上，中方提出“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21]西方就有人指责中国要搞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在之后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演讲中，中方领导人便放弃了这一提法，转而提出“亚洲是世界的亚洲”。[22]由此可见，中方是愿意充分照顾美方的感受与合理关切的。但近几年来美国不断升级对华竞争战略表明，模糊战略并不能让美国体会到中国的善意，反而为美国以及相关国家渲染中国的“修正主义动机”提供空间。因此，对中国来说，现在是提出一种清晰的东亚秩序主张以及中美东亚相处之道的时候了。本文认为，一个适宜的中美东亚共处之道必须兼顾现实性与公正性。一种秩序要有现实性不难理解，否则它只是镜花水月。更多人可能关心的是：在一个似乎仍然是强权社会的国际政治中，公正性到底有多大必要？正如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Slaughter）所主张的那样，“一个灵活有效的世界秩序”应该“尽可能达到人类的抱负和能力所能及的公正程度”。[23]特别是对中美这样的大国来说，如果某种关系或秩序不能被其中任何一方认为是公正的，它们可不会像小国那样甘心受对方的摆布，而是迟早会采取强力措施摆脱这一秩序。因此，一个缺乏公正性的中美东亚秩序是不可能持久的。特别是，要使美国在未来接受新的共处之道，一种考虑其合理利益的公正安排是绝对必要的。当前，不少中美关系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措词主张中美应该在东亚彼此尊重对方利益，[24]事实上也是意识到了公正性的必要。对这些不同名目的主张，本文统称之为利益平衡，并试图在阐释此概念的基础上，将其作为本文共处之道的核心。中美共处如果能够实现从权力平衡向利益平衡的转换，将是朝着建立一种健康且持久的中美东亚关系的第一步。但关键的问题是：何谓利益平衡？什么样的利益平衡安排才是真正公正的？基于此建立起来的中美东亚共处之道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这就需要我们对提出利益平衡的背景——追求秩序安排的正当性考虑——进行再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利益平衡进行界定。在此之前，笔者将通过分析中美东亚利益关系变化强调提出东亚共处的重要性。而在厘清利益平衡的概念并由此推导出中美以及相关国家在东亚实现利益平衡所应遵循的原则之后，本文将通过对当前以及未来中美实力发展分析论证这一共处之道不只是一种理想的设计，而且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现实可行的安排。二 为什么需要共处：中美东亚利益关系的变化及其影响当前中美关系的紧张体现为许多具体的利益冲突，但其实质是双方的利益关系结构出现了深层次的紧张。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是一个无处不在却又众说纷纭的概念，[25]事实上它被国家用于任何对它来说是重要的东西。因此，从政策层面来看，权力、安全、财富、制度甚至是荣誉都可以被纳入利益的范畴。特别是对中美这样的大国和中美关系这样具有广泛内涵的双边关系所言，所涉及的利益无疑是极其广泛的，其利益关系结构的紧张也就更加复杂，其中最根本就是结构性的权力紧张。就中美东亚关系而言，两国间利益趋于紧张的除了权力层面外，还包括安全、经济等。引起这一紧张局面的背景是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直接变量却是美国日益公开化的战略与战术打压，导致中美东亚利益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地区秩序也因此进入了新一轮的动荡期、调整期。作为远隔太平洋的两个国家，中美在东亚并不存在直接的安全冲突。但东亚两个安全议题的介入，使得中美安全利益也在东亚发生了碰撞，甚至有直接上升为武装冲突的危险。一是包括朝核在内的整个朝鲜半岛问题成为中美牵制彼此的双刃剑。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朝鲜战争“遗产”与朝核问题相互纠缠所导致的朝鲜与美、韩、日之间的对抗关系。中国原为朝鲜战争参战国，但1992年与韩国建交后已不再是问题的直接当事方，只是利益攸关方。而美国并未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而且还通过驻韩美军成为直接与朝鲜对抗的一方，是这一问题的最主要当事方之一。当前，朝鲜半岛问题集中体现为朝核问题。对中国来说，朝核问题的两面性体现在：一方面，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矛头指向美国，有可能牵制美国在其他涉华安全议题上的注意力；另一方面，朝核问题的激化势必导致半岛形势的恶化，美国甚至会以此为理由强化与韩国同盟以及在半岛的军事存在，而这又会给中国造成更大的安全压力。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朝鲜的核武器确实对其盟国和驻韩美军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在朝鲜正在发展远程导弹的情况下，其本土也可能受到波及；另一方面，由于朝鲜坚持核问题与半岛和平机制连带解决，而后者则很可能意味着要解散美韩同盟、撤退驻韩美军，这势必又会弱化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及其地区甚至全球霸权。事实上，确如中国所担心的那样，美国还能够利用朝核问题来强化对中国的安全压制且事实上也如此做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6年在韩国部署名义上针对朝鲜、实际上牵制中国的萨德反导系统。朝核问题的两面性决定了中美对朝核问题的“利用”都是有限度的。但是，由于美国在对朝、韩关系方面具有较大主动性，因此在利用朝核问题压制或打击战略对手方面，它所做的要远比中国多，今后也仍然可能利用朝核问题来对中国进行安全压制。不过，总体来看，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主要是一种间接性的战略博弈，不太有直接兵戎相见的机会。作为第三方的朝鲜虽然经常采取“悬崖”战术，但事实上对于卷入武力冲突极其谨慎，而美国也不愿意在不涉及美国核心利益以及可能波及其盟友韩国的情况下轻易动武，朝核问题把中美两国拖入战场的可能性不大。二是钓鱼岛、南沙群岛等主权争端成为美国牵制中国发展、威胁中国边疆安全的重要抓手。近些年来，一度平静的涉华主权争端开始恶化。一些西方评论家把中国的实力增长与政策的变化视为近些年局势紧张的因素，认为中国的领土政策更加“咄咄逼人”。[26]但在很多情况下，恰恰是其他声索国而非中国挑起争端，如2012年日本对钓鱼岛进行所谓的“国有化”以及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抓捕中国渔民并执意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后，中国进行的海空巡逻或是岛礁建设不过是反制行动。那些实力较弱的声索方之所以敢正面与中国对抗，主要原因在于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主要是战略上的，即强化日美同盟并公开宣称钓鱼岛适用《美日安保条约》。对菲律宾的支持则体现在政治、军事与外交各方面，这在南海仲裁案博弈时期体现得最明显。如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在南海仲裁案被热炒的2015年，美国共与菲律宾进行了400多次的“计划好的事件”，其中包括重要的“肩并肩”（balikatan）联合演习，超过15000名美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军人和来自日本的观察员参加了在苏禄海举行的领土防御演习。[27]美国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于2015年7月公开宣称，当涉及遵守国际法的问题时，美国不会维持中立，将全力支持“遵守规则”的立场。[28]在间接支持其他声索国对抗中国的同时，美国还直接出动军事力量在中国周边海域特别是南海进行军事压制：在进行频繁抵近侦察的同时，以所谓自由航行行动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由于事涉中国的主权，中国的舰机不能不做出反应。特别是美国军舰在进入中国所控岛礁附近12海里之内的海域时，中国方面一般派出军舰对其进行警告、驱离。为避免冲突，中美达成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1998年）和《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2014年）。但这些规则只是重复了相关的国际法声明以及原来实际存在过的一些相遇行为准则，而且双方对“和平目的”“航行自由”和“权利滥用”等联合国海洋法概念的解释各有不同。[29]特朗普当政以来，美军加大了在南海的“自由航行”力度。甚至在当前全球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仍于2020年6月派出三艘航母齐聚西太平洋，同时派出战舰与日本自卫队多艘训练舰在南海进行了演习。在这种背景下，南海始终是中美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中美之间的根本矛盾是结构性的权力之争，东亚则是这一争夺的主战场。美国最关心的战略性问题就是：崛起的中国是否会最终取代美国的亚洲领导国地位？[30]但公正地说，这一战略竞争是美国挑起来的。中国领导人一直强调要避免陷入与美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且屡次提出要与美国建立以不冲突、不对抗为宗旨的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对中国的主张始终不予以正面回应，其压制中国的政策越来越公开、直接和出格。美国对中国的权力防范来自于其外交政策中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反应，即强大了的国家必然会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在这种反应的推动下，“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滥觞于小布什执政时期、发展于奥巴马总统任期、凸显于特朗普执政后，正在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中的重要现象”。[31]特朗普政府以一种空前直白、粗暴的方式宣示：其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要与中国开展基于政治影响和经济、贸易、军事力量的大战略层次的竞争。[32]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这样的毗邻地区应对美国的权力竞争，中国也并无优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就在东亚建立了以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为主要盟国的双边同盟体系。除此之外，美国还利用其政治与军事影响，迫使不少东亚国家在不同议题与不同程度上追随美国。反观中国，由于坚持不结盟政策，除朝鲜外，中国在东亚并无有相互安全义务的盟友。固然有一些东亚国家，如柬埔寨，在一些议题包括对美议题上对中国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但总体来看，与美国的压倒性的权力结构相比处于劣势。而且，中日之间的地区性权力矛盾与中美间的全球性权力矛盾相叠加，使日本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权力上升的重要抓手，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东亚权力优势。有人认为，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增加自己的地缘影响力。但两相比较，美国的东亚权力是以军事同盟、政治影响为支撑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层面的产物，强调的是中国与沿带沿路国家的“五通”，根本没有直接针对美国军事、政治影响的设计。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起到平衡美国地缘影响的作用。相反，通过指责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追求地缘权力，美国通过各种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如“蓝点网络”计划）施压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进行进一步的压制。中国崛起的根基在于其内部的不断改革、对外的不断开放及其带来的实力增长，美国的权力压制除了给中国的发展制造一些障碍之外，无法从根本上阻碍中国实力的崛起。但是，这种美国主动压制、中国被动反应的权力斗争投射在地区秩序上，其结果就是地区既有权力结构的内在张力日益增强，从而对未来的地区秩序造成深刻影响。一方面，在中国权力与影响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旧的地区秩序已不适应新的地缘政治的现实，因此也无法对新出现的地区政治、安全、经济等方面的议题进行管理。甚至在很多时候，原来的秩序结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结果从地区的“公共产品”变成了“公共负担”，如美国舰机在南海屡屡进行抵近侦察与“自由航行”引发紧张事态。但是，新的权力秩序却迟迟难以产生。这一方面主要因为美国的反对，它对任何有可能危及其东亚权力地位的措施都保持警惕，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而行使了否决权。另一方面，这也与中国在新的地区权力架构建构方面过于谨慎、对美国的立场过于照顾而没有提出新的地区秩序方案有关。结果，当前东亚地区权力秩序仍处于旧衣已破、新衣未成的失序状态，无法对各类问题特别是矛盾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无法避免地区秩序与中美关系不时陷入波动甚至紧张的状态。在东亚，中美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在地区经济秩序方面的竞争与对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争夺。尽管多数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很快，但东亚却是世界上各地区中经济合作方面的“落跑者”，至今都没有建立一个覆盖全东亚（至少是东盟+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为了保持自己对东亚经济秩序的影响力，阻止任何制度性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从坚决封杀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倡议，到对日本提出的东亚货币基金和东亚共同体构想表示关注，“在对待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底线是十分清晰的：防止东亚经济一体化被中国，或被日本主导，或被中日两国主导”。[33]随着中国经济影响的扩大，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多数亚洲国家更重要的出口市场，[34]东亚国家隐约出现了“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支柱体制。但中国除了优先开展与东亚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外，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并未出台明确的战略构想。[35]即使如此，美国对中国在东亚的经济防范进一步上升，尤其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最为明显。奥巴马政府的做法是，把其安全秩序方面的优势与影响延伸到经济领域中。2009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并把干预东亚经济一体化和遏制中国崛起作为其重返亚太的主要战略目的，其宗旨就是构建东亚地区在经济和地区安全上对美国的新的非对称性依赖关系。[36]故此，奥巴马力推与相关亚太国家（其中就包括关键的东亚国家如日本、越南等）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试图弱化甚至是阻止正在进行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阻止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通过地区经济制度的构建而进一步上升，尽管这些地区经济秩序倡议并非中国在主导推进，而且符合地区的整体利益。另外，奥巴马政府还坚持不加入而且反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抛出“债务陷阱论”等论调对其进行妖魔化。但是，不同于安全议题，经济秩序竞争是一场看不见的不流血战争，而且总体上还受到各项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的制约。因此，奥巴马时期的中美竞争相对比较平和，但背后战略意义与后果不可忽视，反映了两个国家全面的战略矛盾，其影响更加深远。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的政策，看起来似乎是放弃了与中国在东亚的经济秩序竞争。这是因为，建构新的经济秩序并提供公共产品需要成本，这与“美国优先”政策以及特朗普的商人交易、双边主义的风格背道而弛。所以，特朗普一上台就宣布退出TPP，而且对其东亚的盟国，如日本、韩国，也频频施加压力，要求与它们重新开展贸易谈判，以获得对美国更有利的条件。客观上这有利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因为“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东亚各国加深区域经济融合，以寻找新的贸易增长点”。[37]但是，中国并未因此而在地区经济秩序建设方面获得更多的主导权，这是因为美国的盟国日本扮演了一个“不是美国的美国”的角色。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过程中，由于日本不积极，一直未能谈成。关于RCEP谈判，主要变数是印度，但日本也一度表示，“不会考虑在没有印度的情况下签署协定”。[38]除此之外，在美国退出TPP之后，日本接过这个担子，成立了一个没有美国的TPP，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事实上是在替美国“看家”，日本随时欢迎美国重返TPP。这一切再次反映了日本在美国遏制中国方面的重要帮手这一角色。而且，特朗普政府只是不愿意为东亚经济秩序承担成本，并不是愿意放弃其对东亚秩序的主导权。特别是在当前中国在地区经济秩序建构方面的影响力与地位没有实质提升的情况下，特朗普也看不到重新介入的必要性。中美对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的竞争不像权力、安全竞争那样激烈，但其影响是深层次的。这是因为：第一，由于美国抵制任何仅限于东亚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东亚经济秩序将长期处于碎片化状态，这对提升地区的整体竞争力是不利的。第二，对中国来说，美国在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方面的竞争意味着它要回归那种对中国的安全、经济“双优势”地位，其结果就是对中国成长空间的极大压制。这对中国是极其不公平的，中国不可能永远对美国干涉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持容忍态度。不少美国智库一向主张对中国任何增长其经济影响力的动议（包括“一带一路”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进行压制、通过TPP建设“亚太经济战略”。[39]如果2021年特朗普不再担任总统，新政府可能转而全盘恢复奥巴马的政策，从而促使中美在东亚经济秩序主导权的竞争重新走向激烈化。上述安全、权力以及经济三方面的利益关系变化及其影响可归纳如表1。由表1可知，中美利益关系的变化不但对双边关系本身产生了负面作用，而且对地区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中美东亚关系的核心实际上是中美在东亚地区秩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安排问题。一种值得倡导事实上也是为中国所主张的双边关系方向是在东亚的良性共处，但是究竟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共处之道在理论与政策层面仍然不够清晰。结果，不但美国利用了中国的战略欠清晰而使用了妖魔化中国的策略，就连一些地区国家也看不清未来的地区秩序前景与中国主张的发展方向，从而保持了对华怀疑的态度，甚至是选择支持美国。上述情况不但不利于中美关系与地区秩序的稳定，而且对中国的继续快速发展构成了重大阻碍，提出一种既有利于双边关系又能够维护地区秩序健康发展的中美在东亚的共处主张已经刻不容缓。正如导论中所言，要在中美间实现公正的地区权利义务安排，利益平衡是一个合适的切口。要应对好前一部分所述的当前中美利益关系变化的问题，利益平衡看起来也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思路。那么，该如何界定利益平衡（balance of interest）呢？就像权力平衡（balanceof power）这一历史悠久的概念仍然面临内涵不清的挑战一样，对利益平衡的界定也是困难的。一般人往往会问，它意味着中美在东亚应该拥有相等的利益还是应该对两者在东亚的权利义务进行差异化分配？由于利益平衡是一个基于公正性提出的概念，要弄清其所指就涉及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被广泛讨论的正义内涵问题。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正义理论，大都可从差异性正义原则与同一性正义原则两个方面进行归纳和理解。所谓差异性原则或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关注的是不同的人因某些被认可的差异而得到不同的对待；所谓同一性原则或同一性分配正义原则，则关注人们因某些被认可的同一性而得到相同的对待。两种正义原则各有其适用范围，当涉及相对抽象、相对普遍的问题（如人格、人权、尊严等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时，往往突显的是人的同一性，需要同一性正义原则发挥作用；当涉及随着时间、地点、条件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相对具体问题时，主要突显的是人的差异性，需要差异性正义原则发挥作用。[40]由此可知，当讨论国家间比较抽象的利益，如主权、安全、人权等方面的问题时，各国所承担的国际权利与义务不应该有任何区别。例如，正义不允许一个国家拥有绝对主权，但另一些国家只享有相对主权（这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但如果具体到某个地域、某个议题上时，就必须考虑国家间的相关差异，并对权利与义务分配进行差异化安排。因此，利益平衡绝不意味着权利与义务在数量上的简单对等，而是意味着相关主体根据彼此之间的客观差异而享有一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当然，这种差异一定是要客观存在的。一个国家如果人为地对另一个国家制造出差异然后规定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就绝对不能算是正当的。例如，如果一个霸权把另一个国家变成殖民地，然后剥夺其外交权，就绝不能为国际社会所允许。同理，如果不顾及客观的差异，而一定要赋予所有国家以同等的权利与义务，也必定是不恰当的。例如，如果联合国不顾世界各国大小、实力悬殊的情况规定所有国家都缴纳同等金额的会费，那些中小国家就一定会反对。那么，当谈到中美在东亚的关系时，需要关注什么样的客观差异呢？有人可能会指出两国在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但任何一种国际秩序安排不应因制度与意识形态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应该是也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共识，否则就会重新陷入冷战、划分两大阵营的局面。有人可能会指出两国在实力方面仍然存在差异，对此，本文接下来的部分会论证两国的实力差距正在日益缩小，而且在地区其他国家看来中美都是世界级的大国，因此实力也不宜作为一种影响未来地区关系安排的客观差异来考虑。比较下来，只有一个客观存在而且会持久存在的差异值得作为主要考虑因素，那就是中美在东亚的地区身份不同：中国是东亚国家，而美国不是东亚国家。如果我们探讨一种全球性的秩序安排，这一地区身份差异当然不必考虑。但本文讨论的是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利义务，对地区身份差异的考虑就毋庸置疑。从传统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地理位置也是界定一个国家权利与义务的天然而且是合理的标准。中东产油国之所以拥有对相关油田的权益，而一个南亚国家不能对其提出主张，其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的地理位置不同：中东产油国正好位于那个地下油田的上方。对美国来说，它的国家利益也与地理因素存在密切关系。例如，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专门有一部分“地区战略”，依次列举了印太、欧洲、中东、南亚和中亚、西半球、非洲对美国的意义以及美国打算采取的行动。[41]概而言之，对任何国家而言，利益都是有地区性的，相关权利与义务安排也应该体现地区性，越是与自己本土距离近的地区就越重要，而国际政治现实也对此予以充分的尊重。特别是在大国之间，不去随意触及或干涉对方在其周边的利益，被认为是保持大国和平与地区稳定的关键。传统上，这种做法被一些人称之为大国划分影响或势力范围，因此受到一些理想主义者的诟病。但是，完全把这些做法抛弃而代之以理想主义和平措施的做法是危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世界就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对理想主义的国际联盟没有在制止侵略方面起到任何作用。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更加现实（如赋予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双重否决权），它虽然往往无法缔造和平，但至少因此而避免了大国间战争。在一个追求公正性与现实性并重的时代，应该汲取传统做法中的合理成分。因此，一种公正的中美东亚关系安排必须考虑到利益的地区性，并为此做出相应的权利义务安排。就东亚而言，中国是地区内国家，美国却是远隔重洋的地区外国家。中美两个国家在东亚的利益无法相提并论。例如，就南海而言，涉及中国的主权这一核心利益，但对美国来说仅仅是所谓航行自由问题。如果不考虑这一利益差别，而是在地区秩序设计中赋予中美两国同等的权利与义务是绝对不公正的。这也是为什么相关国家在2002年达成《南海行为共同宣言》以及现在协商《南海行为准则》时没有把美国包括在内的原因，因为美国不是地区内国家，更不是南海争端的声索国，自然也就不应该参与相关的权利义务安排。当然，地区外身份并不意味着美国在东亚就没有利益，也不能享受任何权利与义务。美国与东亚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往来关系，都赋予美国在东亚享有相关利益的正当性。例如，美国与许多地区外国家一样，是东盟峰会的成员，也是东盟地区论坛的参与国。问题是美国在什么时候参与东亚事务是正当的呢？它当然不是取决于中国的意愿，而是应该以地区整体利益为判定标准。这是因为，当我们谈论中美在东亚这一地域范围内的相处时，不违背这一地区的整体利益应该成为一个基本准则。否则，它就会沦为传统的强权政治，使地区小国沦为大国附庸甚至是其博弈的牺牲品。一般来说，共同的地区利益往往包括政治上的团结、安全上的互不侵犯甚至是集体协作（如建立某种集体安全机制）、经济上的一体化（如正在谈判中的中日韩自贸区）等。因此，如果美国的行动有利于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平与繁荣，中国不应该反对，并应允许美国享有与发挥这一地区积极作用相关的利益。差异化所强调的是，美国作为非东亚国家，其利益在地区价值的位序上不能与地区内任何国家（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利益等同，就像中国也不能在美洲享有与美国平等的利益一样。这既是传统地缘政治的启示，也是当前公正性地区秩序安排的内在要求。但公正的地区秩序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中国在东亚享有较美国更多的权利与义务并不意味着中国建立地区霸权。本文讨论的是中美利益平衡，当然主要分析中美两个主体。但从地区秩序的角度看，我们无法也不应忽略其他东亚国家也是相关的主体。正如上文论及中美安全、权力、经济等方面利益关系时所阐述的那样，中美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把相关东亚国家卷入其中。本文坚持共处的公正性基础不允许仅仅把这些国家当作利益客体而存在，当中美在处理与它们相关的问题时，它们自然也应该成为相关的当事方。在考虑中美利益平衡的同时，还应该考虑到中美与相关东亚国家三方利益的平衡。而且，中美间利益平衡应该坚持的是差异性原则，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利益平衡则应该坚持同一性原则，因为两者都是东亚国家，而且对于地区霸权的排斥也不允许中国基于与它们之间的实力差异来进行权利义务安排。同一性原则意味着对中国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利益同等看待，但在中国与一些东亚国家存在主权争端等现实冲突的情况下，“利益同等看待”往往导致大家各不相让，因此在实践中并不应该受到推崇。本文提出的解决办法同样是地区整体利益这一标准，它不但是界定美国东亚利益的“边界”，也应该是处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关系的最高标准。对存在利益竞争的地区内国家来说，东亚整体利益的最大意义是：由于它并不简单等于各个地区国家的利益之和，而是对地区各个国家利益的概括与提升，也就破除了那种大家利益平等因此无法调和的困境，从而有利于化解传统地缘政治的毒素，破解对中国会建立地区霸权的担忧。当然，要精确界定地区整体利益是不可能的，关键的是它提出了一种关系处理的基本原则，并且指出了各个相关国家应该努力的方向。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在重构中美东亚关系过程中，作为共处之道的利益平衡意味着以下两条原则。这些原则既适用于中美之间，也适用于本地区任何国家以及任何与东亚秩序相关的地区外国家。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对地区秩序的构建承担首要责任，并在不与地区整体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主张其政治、安全、经济等利益（地区自主性原则）。第二，如果地区外国家（如美国）的行为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利益，应被允许和鼓励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由这一行为所衍生的相应利益，应该得到尊重与保护（开放性原则）。第1条原则是在地区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强调了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先权益主张，但这里之所以不只是强调中国还包括其他东亚国家，是因为在利益的地理性原则之下，这些国家与中国享有同样的地位，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则通过地区整体利益这一原则来调节。因此，本原则体现的是东亚国家在构建地区秩序过程中的集体主体地位——只不过在本文中被应用到了中美关系探讨之中——因此又可称为地区自主性原则。第2条原则根据不同的身份对地区外国家在东亚的权利与义务做了规定，这一原则的位序以及其规定表明地区外国家的权益相对地区内国家而言是第二位的，但它并不打算排斥地区外国家对地区秩序的参与，相反还明确了“允许和鼓励”这种参与，只是规定了“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利益”这一必要条件。这是对前人倡导的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具体化，并对那种含糊的全面开放主张做了适当与必要的修正。如前所述，有利于地区整体利益也是东亚国家间所要遵守的标准，并非仅仅针对地区外国家而设。通过这一标准，中美以及所有地区内外国家在东亚的利益关系处理就达到了一个公正的状态，而不是传统上仅仅强调自我利益、相对利益的丛林状态。在推导出地区自主性、开放性两原则之后，有必要进一步了解它们的内涵、重要性以及中美两国在这一架构下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等。所谓地区自主性即东亚国家在东亚治理架构中应该扮演的当然主体角色。就中美关系而言，即意味着应该由中国而不是美国在地区秩序建构过程中扮演主要推动者的角色。每一个地区的事务都应该由当地国家为主来治理，这是国际社会中的朴素真理。这一推论的客观前提是不管地区的发展水平如何（从地区区域、地区复合体、地区社会到地区共同体甚至是地区国家[42]），地区内部存在比地区外更加紧密的利益与情感联结，地区外的国家不会比地区内的国家更加真正关心和懂得本地区的利益。这也是世界上多数地区都要加强合作，成立地区性国际组织（如欧盟、非盟和美洲国家联盟）的深层次原因。反观东亚，由于目前仍然缺乏有一个有效的全地区治理架构，东亚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却不得不同时承受着朝核问题、南海争端、历史争议等挑战的困扰，在对外关系中更加谈不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影响到地区治理的进行以及东亚在全球舞台上作用的发挥。例如，东亚国家所提出来的地区治理倡议常常遭遇困难（如当前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夭折（如冷战结束后马哈蒂尔提出来的“东亚经济论坛”构想）。东亚国家都希望强化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但在实际层面上，中日韩自贸区、东盟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都还在谈判之中，东亚地区治理中的自主性仍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东亚的内部矛盾阻碍了地区自主性的形成（相反，个别国家的自主性以及次地区层次的自主性盛行）以及地区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渗透与干预。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作用，其结果就是东亚陷于碎片化局面，从而为美国主导地区秩序提供了可乘之机。例如，东盟努力突出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自主性，但其前提是排斥其他东亚大国（包括中国在内）发挥自主性。所以，东盟最初与中日韩建立了“10+3”机制，后来发现日韩也无法平衡中国崛起时就把美、俄、印、澳、新（西兰）也引入，最终形成“10+8”机制。但是，东盟毕竟是小国联合体，即使整体实力加起来也无法与大国平衡。所以，引入的外部大国越多，“小马拉大车”的困境就越明显，其自身的自主性反而就越小。自从“10+8”机制于2011年成形以来，东盟与诸大国的峰会机制产生的成果有限，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东盟的行为逻辑反映了地区小国的一种普遍心态：一旦强化地区自主性，反而担忧自己成为地区性大国的附庸。特别是在地区性大国与自己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均不一致甚至还存在主权、安全争端的情况下，地区内小国对本地区大国的警惕可能要超过对地区外大国的担心。因此，如果没有对地区内关系的合理安排，它们可能宁愿不要这种自主性，并求诸地区外力量来对地区性大国进行平衡，进而造成地区自主性下降、大国竞争加剧的矛盾性结果。这就是当前东盟和东亚地区所面临的困境。要改变这一困境，作为东亚最强大国家的中国在争取地区自主性的过程中，必须把东盟这样的周边小国或小国共同体作为自主性的一部分考虑进来，通过建构东亚国家的集体自主性，而不是建立取美国而代之的地区霸权，来缓解地区小国的忧虑。需要强调的是，要缓解地区国家的忧虑靠中国放慢实力增长或是掩盖实力状况都是做不到的。由于国家禀赋的原因，中国注定会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对此其他东亚国家应无疑问，也不会去挑战这一趋势。事实上，东亚国家更应该关注的不是中国的实力，而是对中国如何使用这种实力的认知。根据建构主义的说法，这不只是一个实力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500件英国核武器对美国的威胁还不如5件朝鲜核武器的威胁大”，[43]其原因就在于美英对相互关系有非常积极的认知。中国要赢得其他东亚国家的认同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关键是要通过持续的政策主张和实践令人信服地表明即使中国获得了地区领导地位，也不会以其他地区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建立一个取美国而代之的霸权。本文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中国可继续以“亚洲命运共同体”为根本政策，并通过这一政策的具体化不断充实地区整体利益的内涵，具体从如下三方面着手：（1）经济共同体。中国在提供市场与地区公共品方面作用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让东亚国家进一步感受到中国快速发展的积极“外溢”效果。（2）政治多元体。在倡导不同文明、制度相互学习借鉴的同时，强调彼此间的平等性，主张基于国情选择自己发展道路，重申不搞发展道路与模式的输出。（3）安全规则体。即强调基于规则、制度和公认国际法解决安全、边界争端，特别是争取在建立地区或次地区争端解决机制上实现突破，当前则体现为尽快完成《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与签署，并使之具有充分的约束力。在未来的亚洲命运共同体中，中国无疑将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但其领导地位基于贡献而非强制，其作用被规则所限制，其结果是将中国自身利益与东亚整体利益、中国自主性与东亚自主性最大程度地结合起来。在一个相互联结的全球化社会中，没有任何地区可以是相互隔离的，这构成了一个开放东亚的客观基础。从历史上看，那些试图搞封闭地区主义的努力只会导致更多冲突甚至战争。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亚洲的地区主义由日本所引领，那时的地区主义是封闭的地区主义，也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地区秩序”，[44]但其结果众所周知。在当代，东亚秩序之所以有必要强调开放性，而且要允许和鼓励美国发挥有利于地区整体利益的作用，还源于以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是东亚的地理与文化特性所导致的政治与经济的开放性。从地理上看，东亚并非一个相对完整的板块。东北亚、东南亚被西太平洋所隔开，若非通过中国大陆相连接，从地理上看就属于两个完全分开的区域。在东北亚，蒙古被封闭于内陆，朝鲜、韩国构成的朝鲜半岛相对独立，而日本更是孤悬海外。在东南亚，地区国家被分成海（马来群岛）陆（中南半岛）两部分，甚至还曾有人主张缅甸是南亚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间的交通要道，这使得它们易与地区外国家发生更多联系。这些特性使得东亚成为彼得·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所形容的“多孔的（porus）”的地区，[45]东亚因此很容易被外部强权如美国所渗透，地区内部也很难产生向心力。另外，东亚国家文化、历史的异质性也使得它的区域认同不像欧洲那样强烈，[46]其成员更易通过政治、宗教建立与一些地区外国家之间的认同（如菲律宾宗教上认同西班牙与天主教世界，日本、韩国政治上认同美国等）。在很多时候，这种跨地区认同往往超越地区认同。二是部分东亚国家维系与强化与美国关系的意愿以及美国在东亚的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对部分东亚国家来说，“中国看起来已决心取代美国成为地区主导力量并与其竞争全球霸权”。[47]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地区机制对它们眼中所谓中国崛起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管控，引入地区外大国即美国对中国进行平衡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强烈政治、军事存在，为它们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替代选项。必须看到，不少东亚国家仍然感恩于美国所谓“慷慨、开放”的政策，并且认为“美国的安保力量对亚太区域仍然至关重要”。[48]今后，即使一种有效规范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制度建立起来，由于国际制度常常体现为一种弱制度，可以预料这些国家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与地区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特殊关系。除美国之外，印度、俄罗斯、欧盟也是东亚国家着重发展关系的对象。中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使东亚形成长期性的权力不平衡结构，其他国家的大国平衡外交因此可能会是长期选择。对此，无法也不必要通过外力干预使之完全切断，关键是让美国的存在与东亚自主性进程相调适，并且受到地区整体利益的规范，避免其影响东亚秩序建设进程。基于上述原因，未来东亚地区秩序的建设可能较其他地区而言需要更加强调开放性，而中美形成在东亚的健康关系则需要对美国在此地区的积极贡献、合理利益与地位予以适当的承认与考虑。目前来看，国内学者在理论上多认同肯定美国作用的东亚开放地区主义。[49]关键是在具体的秩序设计中，一种基于自主性的地区秩序应该如何具体体现其开放性呢。本文认为，自主性的基础是地区一体化，拥有自主性的地区应该有其独立（专门针对本地区）、完全（针对本地区所有区域而不是部分区域）的地区治理机构，而只有本地区成员才是拥有完全权利的成员，也就是具有一定的“相对闭合性”。[50]其开放性则体现为：地区治理机构可以吸收那些在本地区有着合理的利益的地区外行为体为观察员，或是与地区外国家或机构建立各种对话安排。至关重要的是，地区内国家可以在不与地区整体安排冲突的情况下与地区外国家缔结各种跨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安排（例如，东亚国家可以在推进地区一体化的同时参加或推进CPTPP、RCEP和欧亚经济联盟）。在此考虑之下，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同盟体系从长远来看确实是不应该存在的。任何军事同盟总是以特定的目标为防范对象，含有对抗的基因。如果同盟只涵盖地区内部分国家，那么就容易引起地区内的对抗与分裂。如果同盟覆盖整个地区，那么就可以使得地区小国被绑架在地区大国的战车上，成为地区间大国对抗的牺牲品。如果同盟跨地区但又排除某些地区内国家，那么就会成为分裂地区、刺激地区对抗的工具，而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就是如此。它虽然名义上以冷战时期遗留下的所谓威胁为对象，但事实上以针对中国为主要目标。而且，从这一同盟体系的种种动向来看，其趋势是不断固化或是由双边向三边、多边发展，但始终不与中国建立接触关系。但是，取代美国双边同盟体系的绝不是中国主导的军事同盟，而应该是一种集体安全式的地区安全架构，即不以对付外部力量或某些特定的内部成员为共同目标，而是以解决彼此间可能的安全争端为主要任务。这样它既有内部的安全治理效力，也不至于对外部形成威胁。另外，本文并不主张立即取消美国的东亚双边同盟体系。如果没有适宜的地区架构取而代之，地区局势可能陷入更加的不稳定，而建立这种地区架构需要时间。这一同盟体系的取消与美国在新东亚秩序中地位与利益的建立可以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美国承认传统双边军事同盟的不合时宜，但其彻底废弃以新东亚秩序对其合理地位与利益做出规定为条件，这就需要中国对中美东亚关系提出主动的战略性安排。实现一个公正的中美东亚关系安排，主要阻力在美国。对中国而言，在亚太（自然也包括东亚）与美国共处一直是基本态度，未来的关键在于将这一政策具体化。在政策具体化的过程中，可能意味着要做出某些让步。但在中国来说，这主要属于战术层面的调整，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接受的范畴。但对当前在东亚安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来说，尽管这一公正安排“允许并鼓励”美国在“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发挥作用，它可能仍然无法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其未来在东亚的作用将相对缩小，而双边同盟体系虽然目前能够得到尊重，但从长远来看也要化解到一个地区集体安全框架之中。因此，如果中美要为建立未来东亚关系而妥协的话，美国确实是要作出较大让步的一方。在当前美国主动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直接打压中国国际地位的情况下，要其做出让步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包括兰德公司(Rand)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大战略：趋势、发展轨迹和长期竞争》也认为：尽管中国未来30年很可能实现崛起，但到2050年以前，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大概率是相互碰撞的竞争对手关系。[51]但是，从一个较长的时段来看，笔者对中美达成妥协保持谨慎乐观。这是因为，随着中美在经济实力上的逐步接近，以及在持续紧张甚至冲突后对两败俱伤的担心，两国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迎来达成妥协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内，由于谁也无法从实力上压过对方，特别是一直致力于打压中国的美国意识到再压制已不可能而且代价巨大时，会不得不同意转而采取对华妥协战略。当前特朗普政府使用各种手段打压中国可能正是美国转变政策的前奏，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崛起而且这些手段未能使中国就范的话。客观地看，中国的发展固然离不开外部世界，但从根本上看是建立在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自身奋斗的基础之上的。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建立了世界最齐全的工业体系。除非遇到一场破坏性的战争，中国的崛起进程很难被从外部所打断。而且，本文不认为美国做好了用武力打断中国崛起进程的准备。中国的强大反制力、中美间的地理距离以及各种利益的相互联系，都决定了双方至多走向冷战而非热战。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国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美国发现与中国积极互动的利益超过其打压中国所获得的利益，双方的关系逻辑就可能由权力的平衡走向利益的平衡，彼此间可能先在地区层面做出妥协：美国同意中国在遵守既有国际规范的基础上发挥东亚领导作用，而中国则同意美国在东亚的合理军事与政治存在，并通过一个制度化的框架继续在亚洲扮演重要角色。至于全球层面，尽管中国届时在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但将发现在包括军事、科技在内的综合实力以及软实力方面还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美国的全球霸权惯性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中国很可能仍乐于承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而这种承认又将反过来推动美国愿意在地区层面与中国达成妥协。因此，中美在东亚实现利益平衡的前景建立在两国的实力消长变化以及认知互动的基础之上。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3.6万亿美元，接近美国GDP的三分之二。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的话，中国2018年的GDP为252787.67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204941.00亿美元。[52]当前的普遍做法仍然是以名义美元作为衡量GDP的标准，但考虑到购买力平价标准较能反映在国内层面的真实购买力，中国与美国的GDP差距要比名义美元所反映的要小，但比购买力平价所反映的要大。总体上看，未来中国与美国的GPD差距可望进一步缩小，但整体实力的追赶仍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国在未来五年（2020—2024年）仍将保持5.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GDP增速大体保持在美国的3倍以上。[53]根据美国丹佛大学的International Futures (IFs)数据库，中美GDP在2025年将分别达到182240、205260亿美元，中国为美国的88.78%；在2030年则分别为251390、219930亿美元，美国为中国的87.49%。[54]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以及实力分配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由于中国抗疫得力率先复工复产，其经济恢复呈现出一枝独秀之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6月的预测，中国是2020年经济增长率唯一为正的国家，达1.0%，而美国为-8.0%。[55]一些人因此预测，中美实力消长可能因此进一步加速。当一个国家的国力为另一个国家的八到九成时，我们可以大致认为两国国力达到均势，谁也无法制服对方。因此，据各方数据以及考虑到新冠疫情等各种变量，2025—2030年这一区间可以被视为中美达成妥协的窗口期。当然，考虑到美国还能够利用其东亚盟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实力被中国超过后的不足，双方的实力平衡期还可能延至2030年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如2035年左右（参见图3）。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大约十年左右（2025—2035年）的窗口期。在此期间内，美国很可能意识到再也无法阻止中国崛起，如果中国政策也运用得当的话，两国就可能就东亚地区新秩序的构建达成妥协。
第一，在进入窗口期前的冲突激化期内，尽管中美均无意对对方主动发动武力打击，但避免双方关系的过大动荡，特别是管控中美意外冲突十分必要。这不仅是为了避免中美关系跌破底线，也是为了双方在斗而不破的过程中逐步塑造需要达成妥协的共识。“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越小，守成国对崛起国施加的压力越大。”[1]美国为了避免中国进入一个与其势均力敌的阶段，很可能在进入窗口期前更加激烈地采取各种方式甚至不择手段打断中国的权力增长进程。这些手段可能是和平但不一定符合国际规则的，如贸易战、科技战、汇率战；也有可能策动各种政治工具，如尝试内部颠覆，鼓动台湾、新疆、西藏分裂等。总体来看，中美关系走过这些“险礁”还是有希望的。首先，由于高成本与高风险，美国主动挑起大规模中美战争不太可能。更可能的策略是策动代理人战争，如挑动印度利用边界问题与中国开战、鼓励菲律宾与越南在南海与中国摩擦，但在亚洲国家与中国经贸关系日益紧密以及与中国存在较大实力差距下，可能没有人愿意替美国去火中取栗。这些国家很乐意利用中美竞争为自己牟利，但不太可能因此而冒失地进入战争。美国最可能的选项是利用中国的内部问题制造麻烦或进行颠覆，中国能否克服这一挑战关键在于其内部治理能力。这方面中国确实面临艰巨挑战，但有应对这些挑战的优势，如发展起来的实力支撑，以及中国共产党持久领导提供的稳定架构等。2019年10月31日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有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清醒认识与充足准备。[2]2020年初中国在克服新冠疫情方面的突出表现与西方的软弱无力构成鲜明对比，这也反映了中国强健的治理能力并可能因此而在内部获得更大程度的团结，从而有利于克服美国策动的内部颠覆挑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不会出现动荡。正如王毅外长所言，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3]其中的重要是美国对中国接触、妥协的意愿走向新低。但在中美经济联动、军事领域冲突危险巨大的情况下，美国的妥协意愿终将迎来止跌回升的过程。关键的是，在此冲突激化期内，中国应该更加留意且更加主动与美国建立并落实双边关系的引导与管控机制，在避免关系的大起大落、避免出现的战略风险及其误判的同时，逐步引导美国向着双方实现妥协的方向前进。第二，在进入窗口期后，可能有些中国人主张：既然中国国力在继续增长、在超过美国后会继续拉大与其的差距，也就不必要与进行妥协，从而放弃一贯的建立互利共赢大国关系的努力。这种主张是危险的，它不但违背了中国长期坚持的互利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是赢得东亚国家认同进而一起构建地区自主性所需要的），而且忽视了美国的长久生命力与窗口期的复杂性。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速逐年下降以及美国本身只是相对于中国实力增长缩小了领先优势，当前主流的观点是其综合国力发展趋势并没有走向衰落。因此，即使是在实力相对平衡的窗口期内，如果中国不愿意与美国达成妥协，美国仍然可能凭借在国际制度等方面的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世界霸权以及与日、韩、菲、泰、澳、新的同盟关系，对中国的崛起与东亚秩序重构进行干扰。这必将延长东亚秩序重塑的时间，增加中国为此而付出的成本。因为如果美国意识到单方面妥协无法换取中国对其东亚利益合理承认的话，更有可能重新趋向强硬，中美将有更大可能走向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这对中国来说得不偿失，也完全没有必要。事实上，考虑到东亚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以及美国因为远隔重洋与中国不存在除了权力冲突之外的根本性矛盾，一个容纳美国发挥适当作用的东亚秩序框架对中国很可能是有利的。本文致力于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提出未来中美东亚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以维护东亚整体利益为前提，以差异化的地区身份为基础，对包括中美两国在东亚的权利义务范围做了规定。这些规定可能并不精确，许多具体问题的应对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情况去考虑。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出一个既有公正性又有现实性的中美东亚关系愿景，从而为日益加剧的中美战略冲突以及复杂的地区局势提供方向性的指南，而不是为众多的具体问题提供细化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来说，应对具体问题的危机管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提出新的中美东亚共处之道。这是因为，在新的外部环境下，尽管“韬光养晦”战略仍然有其必要性，但如何在对美战略，特别是对美国在东亚的未来地位与作用提出自己主张、发挥更加主动作用的需求已变得越来越迫切。进一步看，理顺中美东亚关系也是重构东亚地区秩序的关键。中国在现有的地区秩序架构中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地缘政治力量竞争已经并将进一步加剧现有东亚秩序中的结构性紧张，未来可供中国的腾挪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中国如何在东北亚秩序“碎片化”根深蒂固、[4]东南亚的东盟“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5]的情况下，主动介入未来东亚秩序的重塑进程，重构与其他地缘政治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关系，避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和真正实现中国所倡导的亚洲命运共同体，[6]已成为一项无法回避的战略任务，而这一任务的关键则是重塑中美东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方面应该更加大胆且清晰地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即作为东亚国家在建构地区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应该有足够的胸怀，通过某种的制度化的方式容纳美国在东亚的合理作用，将其作为特殊的地区一员来看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不妨大方承认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但也应明确指出这种世界领导权并不必然意味着在每一个地区都占据主导地位。当然，美国自己不会如此想，也可以预见美国在主观上仍将试图努力延长其东亚主导权。但正如卡赞斯坦所指出的那样：“每个国家，尤其是具有影响力的大国，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影响、参与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亚洲地区化进程，但是却不能单方面决定地区层面的结果。”[7]历史终究会以“平行四边形合力”的形式发挥作用，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都是重要的历史推动力量，在中美实力渐趋平衡的基础上，两国的认识互动与政策调整既是一个方向，也是一种必然，其后果是导向一种新型的中美东亚关系与地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