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新民晚报，2020年7月15日
王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美国借机企图联合一些西方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与中国“脱钩”，搞近地集聚和区域化，将全球市场变成分割的区域市场。
疫情的突如其来，进一步加剧了国家本位主义，民粹主义延续上升势头，大国之间的合作意愿普遍下降，是冷战后最弱的时期。
新冠肺炎疫情就其波及的空间、人口和对全球政治经济等的影响来看，是二战以后的重大事件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彻底改变世界秩序。当然，这个判断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不管怎么说，百年未遇之大疫情，确实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化。
全球化深度调整：美欧日转移产业链
我们知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由全球化深度调整、全球权力结构变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等一系列历史长周期的变动叠加推动而引发。
从全球化调整来看，冷战结束以后，利用统一的全球市场和信息革命的发展，通过产业链分工，资源在全球层面得到了较优配置，推动了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全球影响力都达到了新的高度，以中国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索洛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后发优势”，迎头赶上。但一些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相对收益在减少，特别是产业转移造成了国内制造业的空洞化，失业加剧，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力量上升。所有这些，加上全球化发展迄今积累的空间发展不平衡、移民带来的文化冲突、收入分配在不同国家和群体之间差距拉大等问题，将全球化推入了深度调整期。
反全球化的呼声，客观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失衡。为此，中国强调要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提出了促使全球化更加包容、普惠的“一带一路”倡议。而美国却坚持单边主义，采取“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做法，阻挠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不断“退群”和建立小双边、多边协议，推行所谓“去全球化”政策。
疫情之前，美国已经加快了核心技术领域的对华“硬脱钩”，并通过美墨加协议等排他性区域协定，特别是原产地规则中更高本地含量要求、“毒丸条款”等，割裂全球供应链市场配置的内在联系。疫情的暴发不仅使全球经济增长遭受断崖式下跌，而且也对全球化，特别是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带来了新的挑战。美国借机企图联合一些西方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领域与中国“脱钩”，搞近地集聚和区域化，将全球市场变成分割的区域市场。
中国抗疫之初，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就急着声称，这是美国企业撤回本土的良机。借口所谓战略竞争和产业安全，美国联手欧盟、日本等，试图在医药和一些市场竞争性产业领域将产业撤回或分布分散化。美国参议员霍利2月27日推出“医疗物资供应链安全法案”，要求美国医疗物资生产商与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及时沟通，共同应对疫情对美国医药产品与设备生产造成的影响，确保医疗物资供应链的安全。为了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提振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美国经济，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4月9日提出让美国政府为企业回流美国所产生的费用买单，以此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
日本、欧盟也提出了产业链转移计划。
4月7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染病紧急经济对策”，其中涉及日本企业供应链改革问题。日本政府提出，追加20亿美元预算，资助企业将在中国等海外投资的生产线撤回日本，2亿美元协助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家，形成“中国+1”海外产业布局。
有鉴于欧洲制药业严重依赖中国的生产线，其所需的80%活性成分来自欧洲境外，有60%集中在亚洲，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中国，另外三分之一来自印度，欧盟委员会3月26日发布《保护欧洲资产和技术指南》，将健康、医学研究、生物技术和基础设施视为对欧盟安全和公共秩序至关重要的领域。欧洲国家和欧盟机构也在酝酿采取措施，推动相关产业回流。
全球权力结构变动：竞争更趋全面激烈。
从全球权力结构变动来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东升西降”趋势，特别是中国力量的上升，引发了美国战略界的不安和焦虑。
基辛格曾经说过，中美关系的关键是解决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但遗憾的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美国逐渐不再把中国视为建设性伙伴。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2017年美国出台了多份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者”。最近，美国白宫发布的《美国对华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两种制度之间长期的战略竞争，美国将通过“全政府”手段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来确保美国利益和影响。
事实上，在疫情之前，由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加剧和美俄、俄欧关系紧张，国际关系中的传统安全议题开始复归主导地位，国内议题与国际挑战的相互渗透使得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趋势进一步加强。美国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制定了旨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美俄相继宣布退出《中导条约》，中东等地区的大国博弈持续加剧。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报告》就指出，93%的受访者认为，大国间的政治或经济对抗将更加激烈。
疫情的突如其来，进一步加剧了国家本位主义，民粹主义延续上升势头，大国之间的合作意愿普遍下降，是冷战后最弱的时期。虽然中国一再表示希望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妥善处理双边关系，避免陷入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国依然以冷战思维看待中美力量的变化，对中国实施“全政府”手段的遏制与打压，疫情更是使得中美之间由贸易战、科技战逐渐向舆论战、政治战等领域扩展。美国将疫情政治化，攻击、嫁祸和甩锅中国，旨在遏制防控出色而体现制度优势的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加之正值美国大选年，利用疫情议题反华已然成为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争取选票的手段。
非但如此，疫情已从中美关系的干扰性因素变成了破坏性因素。疫情期间，美国不时利用台湾、南海、新疆、香港等地缘政治议题牵制中国，通过一系列公然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美军舰机增加了“三海联动”军事活动的频率和强度，并竭力鼓动周边某些与中国有争议的国家，在南海地区做出损害中国利益的举动。而欧盟由于疫情初期应对乏力，各成员国不得不各求自保，国际政治中的“自助”一面有所抬头。同时，病毒的外来性、高传播力和高杀伤力也促使欧洲反移民情绪上涨。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推高欧洲极右翼的政治势能。特别是欧美都存在将抗疫措施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将不同的抗疫模式描述为“民主国家与独裁国家的意识形态优劣之争”。可见，中国与欧美的竞争在疫情暴发后正从结构性领导力向知识性领导力和社会性领导力扩展，权力竞争态势更趋全面和激烈。
科技产业革命：美国优势不再明显
从科技产业革命来看，疫情前，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为核心的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尤其是在大数据和5G时代，一旦突破了数据的存储、传输、计算等瓶颈，上述技术将进入新的产业推进和商用时代，直接影响到各国在产业竞争方面的地位。
在这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中，美国无疑仍然是领跑者，但优势已不再明显。世界各国都在争夺科技产业制高点，尤其是中国发力追赶，部分领域已经达到和美国并跑，甚至领跑水平。例如，中国移动通信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经从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跑发展到了5G领先。5G超大带宽、超广连接、超低时延这三大新型特性，将推动移动通信从弱到强，从消费侧向生产侧全面渗透，成为新一代强通用目的技术，将像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样，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深远和广泛的革命性影响。
因此，美国对中国5G技术的超越性发展感到十分焦虑，担心中国通过《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升中国制造业能力，占据产业链高端，将以5G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突破视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斯普特尼克”时刻（1957年10月4日，苏联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此事在美国引起极大震动，促进他们加大科学领域投入，与苏联进行太空竞赛，并加强自身科技实力）。特朗普明确表示，5G关乎美国的繁荣和未来，美国必须赢下5G竞赛这一仗。
疫情期间，不仅电商充满活力，远程办公、视频会议、在线教育等“云办公”“云上课”模式以及城市智能化管理更成为数字经济的新亮点，充分显示了数字经济强大的动员和管理能力，体现了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价值。与此同时，全球化未来发展也将越来越以数据和字节的流动为基础。所有这些，都使得美国更加注重在数字经济领域与中国的竞争。
疫情暴发后，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特别是掌握5G领先技术的华为公司展开了新一轮的全面封锁和打压，不惜牺牲美国公司的商业利益，“实质性禁止”全球代工厂为华为提供芯片生产服务。美国还在《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实施细则中设立白名单制度，加强敏感技术管控的联盟化，给予参与对华技术“脱钩”的国家正面激励。此外，特朗普政府4月就要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永久吊销中国电信服务商在美国的运营资质，中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退休金投资中国高技术企业。
疫情加速了百年变局的演化趋势，人类正处在又一个十字路口。是走向新的冷战、极化和割裂，还是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合作、发展与共赢？这是疫情给政治家和民众提出的选择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积极参与和引导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与世界人民一起，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