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官方爆出首例新冠肺炎病例是在1月31日，该病人从武汉返回后确诊。此后二十多天时间内没有报告新的病例。因此，瑞典政府放松了警惕，没有就防疫采取任何措施。直到从2月底开始瑞典从南往北开始放运动假。
这个假期的由来据说是为了防止冬季流感交叉感染，放假一周就可以阻断学生聚集机会，对于预防流感大爆发确实有一定作用。此后这个假期就延续了下来，每年二月份开始按照从南部到北部的顺序，中小学生放一周假。这个时间段也是北欧的滑雪季，一般家庭会带孩子出门旅行和运动，所以现在称为“运动假”。
然而现在这个假期不仅没有发挥阻断流感的作用，反而成为新的流行病的爆发期。很多瑞典人在这个假期去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滑雪场滑雪。滑雪场人员密度比城市高出好几倍，尤其滑雪酒吧几乎人贴人，而且滑雪场气温寒冷，湿度也高，这都增加了感染的风险。乘坐飞机往返旅行也大大增加了感染的几率。之后瑞典病例每天都在上升，直到医疗机构不堪重负，宣布不再对轻微症状或所有怀疑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人进行检测，也已经放弃了追踪病例。这已经足以引起国际围观和舆论哗然，之后瑞典政府和防疫部门的操作更加让人出乎意料。
瑞典防疫与众不同
正如彭博社一篇文章所说，瑞典的防疫看起来像个全球另类。防疫大业充分体现了瑞典人不慌不忙、按部就班的本性。3月12日开始，政府只对已经入院或高危群体进行监测，以保留有限的医疗资源。这确实可以理解，毕竟瑞典几乎是欧盟国家中千人医生和ICU病房最少的国家。现在从数据来看重症病例稳定维持在每天新增15-23例的水平。在3月17日报告有1906病例，21人死亡的时候，瑞典关闭了高中和大学，禁止超过500人以上聚集，要求民众避免不必要的旅行，避免探访病人和老年人，建议7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呆在家里。3月20日，公共交通减少了车次，要求乘客改为后门上车，以避免接触。3月24日，瑞典终于又实施了一项谨慎的、更加严厉的政策，餐馆和酒吧只能给顾客提供餐桌服务。也就是说，至今，饭店、购物中心、公共交通、健身馆、中小学等公共场所仍然开放。受中国国内疫情冲击，作为中餐馆主要顾客的华人减少外出就餐，因此在瑞典本土病例上升之前，中餐馆营业额和人流就已经受到影响。现在市中心的中餐馆大部分都已经关闭，基本不再提供堂食，改为无接触送餐服务。这是中餐馆的自行选择，不是政府的强制政策，所以没有任何补贴，但是可以推迟缴纳各种费用。
3月22日晚间，首相勒文发表了罕见的电视讲话，呼吁所有瑞典人承担个人责任，阻止病毒传播。他说人生中会有几个重要时刻需要做出牺牲，不仅为自己，也要为身边的人，为人类，为国家。现在是做出牺牲的时候了，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将宣布进一步的限制措施。勒文首相还鼓励人们在当地饭店吃午餐，有位高级地方官员还说，考虑到所有小型企业的生存，在负责任地保护老年人和其他高风险人群的同时，人们要像往常一样去消费、出去就餐、去娱乐。
迄今为止大多数瑞典人对政府采取的措施比较满意，他们认为政府很好地平衡了防疫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之间的关系。急得跳脚的是居住在瑞典的外国人。因为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甚至其他北欧邻国不同，瑞典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压制和限制社交，更没有像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那样全面封锁，这让瑞典应对疫情时看起来像个另类，也遭到了国内外防疫专家的批评。
瑞典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格内尔（Anders Tegnell）否认政府采取了如英国和荷兰那样的“群体免疫”政策，当然这两个国家也已经放弃了这一政策。但是他认为这一政策与他所描述的瑞典核心战略并不矛盾。这一核心战略是“降低感染传播的速度，以使得医疗体系有合理的工作承受能力”。他在采访中认为，疫情的爆发会在5月份慢下来，但秋季会卷土重来。决定性的时刻是在秋季，那时候病毒或者被群体免疫阻击，或者在疫苗和群体免疫的双重作用下消失，而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但是瑞典的健康专家担心政府会把经济健康至于公众健康之上，指责政府无能，缺乏医疗专业知识。如于默奥大学的病毒学教授Fredrik Elgh说，他非常担忧，“宁愿斯德哥尔摩全部隔离。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遏制感染的唯一国家，这非常糟糕”。于默奥大学的另外一位流行病和公共卫生教授Joacim Rocklöv说，“政府和公共卫生局难道通过精心测算觉得这是可行的吗，他们准备牺牲多少生命来避免对经济造成更大冲击？”隆德大学的数学家Marcus Carlsson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世界上任何地方可以通过“群体免疫”的方法来控制疫情爆发。他把政府的方法称为“拿上千万人的生命来做实验”，让人感觉他们就像一群羊被赶着走向灾难。
防疫举措，中西难以相互理解
瑞典特立独行的防疫措施可以说代表了典型的西方对疫情的认知、价值观取舍和现实困境。瑞典的危机管理模式被其支持者视为坚持科学和理性，而外部世界则认为被赋予了更多政治和民粹主义。在关于新冠病毒的争论中，瑞典右翼民粹主义日益壮大。
瑞典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依靠来自两个自由党的支持，在防控疫情上分歧不大，都强调了个人在限制病毒蔓延中的责任，但是在各个官僚机构中有很大分歧。例如公共卫生局不太乐意过早关闭学校，因为这样一来医护人员就无法继续工作，医院等机构压力就更大。因为瑞典规定，如果家里有生病或者因故不能上学的孩子需要照料，职业父母可以请带薪假在家照看孩子。因此瑞典公共卫生局坚称，孩子可以成为健康的携带者，而没有症状的孩子是不会传染给身边的大人和老人的，所以孩子首先会成为第一批免疫者，成为隔离传染的屏障。学校还通知家长，即使家里有大人感染了，孩子也要去上学，不能剥夺孩子受教育的权力，否则将通知社工将孩子从家庭带走。诸如此类的相互牵制和扯皮，政府很难果断采取措施。瑞典政府只考虑国内各职能部门的意见，而对科学界要求全面检测隔离的呼声不予理睬，对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建议，韩国、意大利和中国的教训和经验也视而不见。政府让人们承担责任，但却没有说明怎么承担责任，承担哪些责任。
多年来，瑞典一直缺少足够的医护人员，还有大量医护人员由于没有合格的证件而无法独立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新移民也许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精神病学博士，但是仍然需要在瑞典获得新的学士学位才可以在这里找到工作。瑞典难民慈善机构有几百名合格的医疗保健人员，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完全合格而且胜任该专业领域工作，他们也愿意工作，但是他们要想在瑞典就业，必须通过瑞典语言培训，获得瑞典当地从业资格等打破诸多官僚障碍。
疫情压力之下，瑞典经济也处于危机之中，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困境，失业压力上升。为了减轻疫情对经济的损害，中央银行和政府已经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降低银行贷款利率，额外的宽松量化政策、企业税延期缴纳、裁员融资和航空公司信贷担保等。但是总计超过2000亿美元的危机时期经济方案很难挽救本就恶化的瑞典经济，经济学家预计疫情将给瑞典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经济下滑将十分严重，可能比金融危机时期更遭。
疫情期间的社会安全和稳定也令人担忧。3月14-20日仅一周时间内，瑞典就发生多起谋杀、枪击、抢劫、爆炸等恶性治安事件。尽管电视台说由于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居家隔离，犯罪率正在下降，但是有人怀疑很多事实被掩盖了。
瑞典特色的防疫折射出中西方很多价值观取舍上的不同，作为疫情期间身在瑞典的中国人，不得不艰难地尝试理解和配合。比如关于戴口罩自我防护的问题。亚洲国家普遍要求出门戴口罩，防止疫情传播。即便没有气溶胶传播和空气传播，戴口罩也比不戴口罩更安全，因为戴着口罩就不会用手直接接触口鼻等呼吸道入口，也就有较低机会感染病毒。西方人则认为疫情期间要么是真的生病了，要么是太愚昧，以为口罩可以防病毒才会戴口罩，而且戴上口罩看上去非常丑陋，不够体面等等。也是由于物资缺乏，至今公共场合很少有人戴口罩。
关于无症状感染的问题。很多专家已经多次警告无症状也可以感染，潜伏期长达14天，甚至更长。中国老百姓都已经知道利害关系，道理明白了基本都会自觉隔离。但是，瑞典公共卫生局印发的文件明确说明，“无症状者不被视为传染性”，在大多数国家都要求民众呆在家里，保持社交距离的时候，瑞典专家呼吁不能切断所有的社会联系，鼓励大家走出去。斯德哥尔摩市甚至决定允许获得户外座位许可的餐馆和咖啡馆从4月1日起比通常提前两个星期开放户外座位，以支持在疫情期间遭受打击的此类商户。
关于隔离的问题。隔离并不是只为了自己安全，也是为了身边的人，甚至陌生人安全。因为在出现症状之前，谁都不知道谁携带了病毒。戴口罩和隔离是为了他人和自己负责，如果隔离期间擅自出门，就是对他人的不负责任，是对他人生命的威胁，要承担责任。西方则认为隔离健康的人是非常严重的侵犯人权，任何人都不可以强制限制别人自由。只有你自己对你自己负责。如果你觉得外出会不安全，那你可以选择在家呆着；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可以外出，一切你自己负责。因为对于瑞典这种崇尚自由民主的欧洲国家，限制行动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措施，会引发很大争论和不安。
关于生死问题。中国人对生死看得很重，极少谈论和预先设想。而西方则从小就对孩子有生死观的教育。比如家里人去世了，中国家庭很少向孩子解释，而是在孩子面前避讳谈论，也很少就身后事提前安排。如果西方家庭要失去至爱的成员，会提早告诉孩子，接受这一现实，让孩子释放情绪，逝者也会提早做出向家庭成员告别的准备。所以英国、瑞典等国家元首会告诉国民，“有些家庭要做好失去挚爱的准备”。据瑞典当地报纸消息称，在胡丁厄感染诊所外停放着租用的冷藏和冷冻容器，可以存放去世的冠状病毒遗体。这类冷冻和冷藏设备是从一家为大型集市和活动提供设备的供应商那里租来，显然通常是用于食品冷藏。根据医院内部消息人士透露，租用的设备准备用于存放卡罗莱纳医院已故的新冠肺炎病人。这六个集装箱的总内部容积为200立方米，如果用得上的话，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近千名死者。由于处理过程中存在污染风险，工作人员现在接到指令，在将已故新冠病人遗体放入之前，要先将其放入双体袋中。同时，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已经分配了“非常大”数量的装尸袋。瑞典医院停尸房的温度通常和冰箱冷藏室一样低，大约5度以上。但是胡丁厄的几个冷藏设备已经被设定在零度。这可能表明，如果死亡人数和速度超出斯德哥尔摩殡葬机构和火葬场的工作进度和容量，这些设备将用于暂时存放遗体。这些看似冷酷无情的心理准备和行动，都是渗透在欧洲人骨子里的，他们丝毫不会觉得异样。
关于信息获得和透明问题。瑞典和大多数欧洲国家过于注重保护个人隐私，这是无法追踪病例的主要原因。对已确诊人员和疑似病例的个人信息充分保护，仅提供确诊时间、大致年龄段、所在城市和可能的感染源。患者居住地区、活动轨迹、年龄等个人信息是绝对不会公开的。疫区回来的旅行者也没有强制要求在家隔离。公众对病例和死亡病例的情况知之甚少，对病人信息保密的要求占了上风。各地区提供的死亡病例信息仅限于“他们都属于高龄，而且本身患有其他基础疾病”。最近，来自瑞典多个学科领域的14名研究人员联合撰文希望公共卫生局尽快、持续地向全国提供必要的最新信息，并说明公共卫生局在实施措施时使用的数据、流行病学方法和模型。他们相信，科学界在了解如何减缓这一流行病传播方面可以非常有帮助，希望提供和调动瑞典学术界所有的力量，并确保公开透明地传达给公众信息，以期公众在未来困难时期给予冷静充分的合作。他们在公开信中说，“我们还认为，信息和数据的完全透明是绝对必要的，以便进行民主辩论，使医生、护士和研究人员充分相信采取的必要措施”。可见，官方公布的信息不够充分已经不利于科学人员进行研究，以提高给官方和民众可参考的建议。
欧洲防疫的盲点与困境
欧洲的话语一直是按照自由民主和独裁专制、现代和落后的差别来看待欧洲和中国对疫情的反应。尽管中国专家已经多次提醒，中国政府也采取了几乎封锁全国的举国之力来应对疫情，欧洲仍然没有看到威胁即将来临。他们认为病毒是在中国发生的，是中国的落后和独裁造成的，即使发生在西方也不可能这么糟糕。置身事外还没有感同身受导致欧洲在中国疫情出现的时候不是评判未来形势发展和威胁，而是批评中国的不良饮食习惯和卫生状况，批评中国政府压制自由言论、信息不透明。即使中国在后期的防疫措施上效果明显，也被欧洲部分人认为是中国想利用体制优势来遏制病毒蔓延，以向西方宣扬自身举国体制的优越。西方执政党和媒体明确宣称“我们”不会像中国这样的政府那样采取强制性措施。
中国的治理固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政府并没有否认，也在试图不断纠正错误，也非常在意民意和境外的不同声音。但是，当人们看待问题角度不同的时候，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中国民意是本着从中国利益出发来进行指责和控诉，希望政府做出改变。而如果把体制和制度作为预设的条件，中国官方无论如何回应，如何努力都被视为企图掩盖和美化，是别有用心。中国一开始面对疫情的慌乱和无序被中国民众劈头盖面的指责，但是当中国人看到西方在面对疫情蔓延时候的无力和错误时，意识到西方也会犯错误，甚至还没有中国做得好。他们才开始接受官方的说法，才开始认可官方的举措。尽管生活上不方便，经济受损，大部分中国人都是采取配合和支持的态度来一起控制疫情。
现在美欧国家的防疫被中国人视为更加不人道，他们似乎更关心政治前途和经济稳定，而不是普通人的健康。口口声声人权和民主的政治家的不作为和“群体免疫”、呼吸机的优先使用等对策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生命面前人人平等，不应把任何考量凌驾于生命之上。人都是有私心的，但是这样堂而皇之的支持这种做法也确实有点出于大部分中国人的意料，因为他们一贯被教育西方是民主自由而平等的，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
欧洲的防疫经过了观望、无所作为和混乱之后，欧盟一体化的优势和共同体的理念在疫情冲击下也是捉襟见肘。早期中国疫情传播时，欧洲带着同情和迷惑的眼光看待，发生在遥远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事情没有引起富足的欧洲人足够的重视。欧洲之所以低估疫情的破坏力，是因为它首先发生在中国，而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对欧洲来说，在没有被认为是威胁的时候做出有重大经济后果的严厉措施是非常困难的，那些敢于这样做的政治家很容易被指责为利用疫情危机甚至人为制造危机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因此，直到意大利疫情爆发并直接危及整个欧洲，向欧洲各地蔓延，各国政府才开始采取行动。
在超国家层面上，欧盟在面临新的危机的时候总是反应迟钝。欧盟过去近二十年经历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危机，如难民危机、森林火灾危机和火山灰危机等。早在2015年前，希腊和意大利就已经发出难民危机的警告，但是各国政府并没有对其他成员国威胁的发展和欧盟的报告给予足够重视。疫情危机也是如此，虽然欧盟多年来一直努力协调跨境公共卫生工作。例如，2013年《跨境健康威胁决议》加强了跨境协调，改进了风险评估，后者部分通过“预警和应对系统”（EWRS）进行。虽然各国卫生官员启动了“预警和应对系统”，但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却似乎不太知情。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ECDC）提供了更具体的帮助，该中心每天向各国当局提供简报。再加上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的疫情小组，信息过载也可能是造成欧盟面对危机行动迟缓的挑战之一。
虽然申根区有关闭边境的规定，但是各国关闭边境的速度还是让欧盟大吃一惊。为了阻止关闭边境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欧盟委员会采取了两个措施。首先要求药品和防护设备等基本物资可以开通“绿色通道”来继续跨越边境运输。其次欧盟颁布了一项收紧欧盟外部边境的法案，以期缓解欧盟成员国的担忧，希望各国解除或暂缓欧盟内部边界的关闭。这与难民危机时期的边界政策类似。但是现在看来，大多数国家仍然坚持选择关闭本国边境，因为欧盟内部人员流动对防疫造成太大压力。
欧盟面临的另一个危机挑战是关键资源的共享。意大利曾通过欧盟内部民事保护分享机制申请口罩，一开始遭到了其他成员国的沉默回应。在危急关头，一些欧盟成员国实施了出口限制，欧盟的内部市场已经失序，欧盟对外贸易也已经停止，因为要保证欧盟内部医疗物资需求。一些欧盟成员国已经停止向瑞典等其他欧盟国家出口医疗防护设备，即使已经支付了交货费。据瑞典贸易部长称，在法国和德国等国设有工厂的瑞典公司没有自己交付过自己的货物。欧盟委员会还宣布，欧盟以外的基本医疗保健产品出口只能获得特别授权，所覆盖的产品包括口罩、面罩、防护服、防护玻璃和遮挡板。现在情况得到了缓解，德国在考虑了“优先自救”战略的长期价值以及欧盟委员会威胁采取法律行动之后，将放宽出口管制。更多国家参与了由委员会应急协调中心协调的民事保护机制。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鼓励扩大“欧盟能力建设倡议”（RescEU），以建立一个应对卫生危机的设备以及其他供应的储备。这些储备将由委员会配给，而不是由成员国自愿分享。然而，除了这些行动措施之外，欧洲有效协调的决策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各国卫生部长们每天都在进行通话会议，但是会议结果很难达成一致。欧盟面对危机的决策困境在于，决策发生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官僚和政治层面，这增加了协调的难度，而公共卫生危机恰恰非常考验欧洲在多个层面的合作和协调能力。
灾难面前人们总是低估了“自我优先”的本能反应，利己主义和以邻为壑等行动减缓了共同行动的速度，欧洲甚至全球有必要制定资源共享规则和应对危机机制，以能够应对下一次全球性挑战。期待这次疫情过后，国际合作会成为主流。
马上就是欧洲的复活节假期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有很多家庭计划去意大利、奥地利或北欧本地滑雪场滑雪或登山，也有人取消了旅行计划。考虑到滑雪场提前关闭可能造成巨大损失，这个周末瑞典本地滑雪胜地可能仍然开放。政府仅仅呼吁人们承担社会责任是不够的，当大家共同承担责任的时候，责任压力就分散了，而且不是所有人都会主动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疫情每天都在变化，每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疫情中心，瑞典当局也在密切关注形势发展，防疫政策也在随时做出调整。让我们暂时收起担忧，相应首相号召承担个人责任，保持对瑞典政府的信心，共克时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