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联合早报，2020年1月31日
束必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9年8月，美俄宣布《中导条约》失效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其构成的影响不仅是重创二战后的核裁军体系，也引起国际社会部分国家开始考虑调整自身安全战略。
日本便是其中之一，《日美安保条约》是奠定日美安全关系的基石。美国据此要向日本提供包括延伸威慑在内的核安全保护。于是，在美俄宣布退出条约起，日本就开始关注条约失效后的问题，特别是后《中导条约》时代的日本选择。
日本悲观看待国际核裁军前景
《中导条约》是由美苏领导人于1987年签署，并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发射装置。由于销毁的中程导弹包括搭载核弹头的导弹，它也是战后第一个真正减少核武数量的条约。其
最初，条约谈判主要适用于欧洲地区，但日本担心苏联会转而在东亚地区部署中程导弹。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利用同美国里根总统的个人关系，要求该条约也应该适用于东亚地区，最终在促成《中导条约》的全球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冷战结束以后，美俄之间也基本履行着《中导条约》的责任和义务。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大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冷战遗留问题的爆发，地缘政治竞争态势的回归等，都在不断地冲击着国际军控体系。
在东亚地区，日本受和平宪法制约不得发展进攻性能力，美国因《中导条约》限制不能发展并在东亚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他们越发担忧地区国家核常规导弹能力发展大幅改变地区力量格局。美俄退出《中导条约》更是加剧日本悲观看待国际核裁军体系发展前景。
中国明确军控问题立场。针对美国指责中国不受《中导条约》约束为美退约脱责，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表明基本立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是奉行单边主义、推卸国际义务的表现；《中导条约》是美俄双边条约，中方不会参加美方所提的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在亚太部署中程导弹，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制美国部署保护自身利益。同时，傅聪表示中国的陆基中程导弹完全出于防御目的，不威胁任何国家，希望日本等国谨慎行事，不要允许美国在其领土部署中导。
朝鲜核导能力与威胁进入新阶段。日本担忧朝鲜核技术不断成熟，今后将实现核武器小型化和弹头化。在导弹研发方面，朝鲜导弹射程远程化、发射形态多样化和突袭能力等取得突破。这些导弹的可移动性、隐匿性和发射的即时性等，难以把握发射症兆并进行有效拦截。日本将朝鲜核威胁视为国难。新年伊始，朝鲜推出“正面突破战”重返“核武开发和经济发展”并进路线，并宣布将继续开发新的“战略性武器”。
第三，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未来大国关系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维持和修正国际地区秩序方面的博弈更为激烈。现在，大国普遍缺少动力来接受对他们军事力量的制度性制约。在日本看来，美国要突破条约对其武器研发与部署的制约，才能与中俄展开大国竞争；俄罗斯要与美国在竞争势力范围过程中维持作为核大国的地位；中国要强化针对美国的区域拒止（A2/AD）能力，维持对第一岛链的绝对力量优势。此外，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盟国也认为，核武器对他们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价值。这些力量平衡变化均动摇到核裁军机制的根基。
第四，联合国推动的核裁军机制难以得到有核国家支持。据统计，当今世界现存的核武数量约2万2000件，迄今为止已进行了2000余次核试验。近年来，由于减少核武器的进程缓慢，安全领域对核武器的依赖增加，甚至推动核武器的现代化改造，全球实现无核化的前景充满挑战。2017年，联合国通过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而有核国家却没有加入该条约。甚至像日本战后致力于推进全球无核化进程也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官方认为“条约和日本致力于实现全球无核化的基本立场不符，会助长拥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的对立，让两方的分歧进一步加剧”。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国际核裁军前景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本历来对于国际大势变化极为敏感。国际核裁军发展态势和东亚权力结构变动都会对日本的国家安全产生影响。地缘政治竞争时代的回归，日本对后《中导条约》时代的国际军控前景难言乐观。
日本对《中导条约》失效心态复杂
此次，美俄退出《中导条约》重挫国际军控体系，这将导致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对国际和地区安全稳定带来严重消极影响，也将加剧地区权力格局激变和地区秩序的失序与失范。日本对条约失效的心态颇为复杂，主要体现为：
日本担心美国在后《中导条约》时代的战略讨论中无视日本的利益，同意俄罗斯提出暂停在欧洲部署新的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提议，因为这样俄罗斯就会将多个9M729导弹营部署至远东地区，甚至扩展至太平洋区域。日俄之间存在领土争端，俄罗斯反对日本部署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并已在日俄争议领土部署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在日本将防御重点转至应对中国威胁的西南方向时，俄罗斯的军事动作必然会对日本构成更大安全压力。
第二，日本国内对于部署中短程导弹面临诸多难题。首先，日本民众对于美国中导进入本土比较敏感，日本国内反核、反美等市民团体可能会将美国的导弹部署塑造为核问题，因为《中导条约》中涉及核弹头事项，这会加大讨论部署导弹的敏感度；其次，战后日本始终坚持“无核三原则”与和平宪法禁止发展进攻性武器承诺，那么日美讨论部署的导弹就会涉及常规导弹与核导弹的争论；最后，导弹部署选址问题。陆基导弹因其可移动性从而能确保最大存活率，但日本国土狭长缺乏战略纵深，且人口密集而不易掩藏。如果部署至驻日美军驻地，会由于军事装备过于集中，遭遇打击就会损失惨重。
第三，日本对部署中程导弹影响存在争论。美国防长埃斯珀表示，美国在退出中导条约后会在亚洲部署陆基常规导弹。对此，美国亚太盟友澳大利亚、菲律宾和韩国都表示不会部署美国的中导，但日本国内则存在争论。部分军事专家认为，日本本土目标受到中国导弹威胁，需要拥有部署打击中国目标能力的导弹，足以在危机时期对中国构成同等威慑态势，促使中国认真对待核裁军谈判。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中国明确反对美国在亚太部署陆基中程导弹，并告诫日本不要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他们担忧中国的反制措施可能会增加日本的安全压力，消耗日本有限的防卫资源，最终也不符合其国际安全利益。
第四，日本在美国亚太中导系统部署中的作用。一方面，日本希望日美就可能部署的陆基弹道和巡航导弹展开正式磋商进程；另一方面，囿于国内政治可行性和战略考虑，以及日本民众担忧部署进攻性导弹会招致先发制人打击，日本必须考虑后《中导条约》时代的作用发挥。日本战略界指出，抵消东亚国家间导弹打击力差距，是日本面临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课题之一。日本本土面临最为直接的导弹威胁，不能总是先听美国的想法再讨论日本如何回应美国的要求。日本首先要讨论同盟解决打击力差距的想法，然后争取华盛顿的合作来共同实施抵消战略。
2020年，美日将就此展开正式磋商，日本战略界仍处于争论之中。尽管这些年日本大幅进行防卫政策改革，在应对地区安全态势方面表现出更为积极进攻性姿态，也希望美国将更多的军事资源调配至亚太地区，但《中导条约》失效后的合作，无疑成为日美两国决策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后《中导条约》时代日本对华两手选择
未来，随着东亚地区国家核导能力的发展与部署，在缺乏有效军控谈判机制的情况下，地区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将更趋激烈。美国陆基中程导弹部署，以及日本缺乏谨慎对待的选择，都将加剧东亚地区国家间的战略博弈，极大地破坏地区的战略平衡与稳定。
陆基弹道由于具有最优定位、快速部署，即时应对任何事态升级的特征，优于海基和空基远程打击平台。对于日本来说，后《中导条约》时代的地缘环境为日美扩大合作发展进攻性威慑力量提供有利契机。美国不再受制于条约的限制，可以同日本讨论提升常规军事能力。
有些日本官员和政策人士认为，《中导条约》失效的好处就是有助于平衡中国。日美可以更多关注中国军力现代化对于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短期内还不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反而可以将之视为缩小导弹差距的窗口期。日美可以发展平衡中国的常规军事力量，对中国施加新的成本压力。当然，日本也要随时关注美国导弹部署应对中国导弹能力的效果，以及可能对于东亚安全的影响。在威慑力建设层面，中国的中程导弹大幅提升所谓的“区域拒止”（A2/AD）能力。他们主张日美应加强威慑能力建设，思考陆基中程导弹是否为最优选项，具备哪些优势和挑战，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方案。
2019年2月，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S. Davidson）在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印太司令部需要拥有中程陆基能力，确保在陆海空任何战争中更具可行性，进而对对手造成更大的挑战。
对此，日本军事专家称，日美就必须在战术协调、情报分享和同盟防御战略方面进行磋商，对区域战略态势和应对事态的能力形成共同认知。此外，日本还将关注重点集中到台海方向，认为在台海发生紧急事态时，日美要应对中国展开的军事行动，就需要打造快速、持续且坚定的应对能力，这是提升同盟抵消战略的关键。
然而，如果日本完全执着于同中国进行力量对抗，不仅无益于中日发展新时代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双边关系，也将加剧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这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为此，日本国内也有主张探讨同中国管控分歧，如提出冷战时期北约采取的并行互补的“双轨制”（Dual Track）模式，即美国通过部署能够打击苏联本土的陆基中程导弹，施压苏联进行军控谈判解除陆基中程核力量。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在当代的东亚地区无法实现。基于中国的威胁认知和中美竞争态势，中国的中短程导弹主要用于实现国家统一，威慑美国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中国不会接受美方提出的谈判要求，但在台海以外地区，中美或许可以展开常规导弹谈判。
总之，中导问题将成为东亚地区国家面临的棘手难题。不管未来日本选择如何，日本再次走到关键的战略十字路口。中美日的战略竞争都会加剧业已复杂的东亚地区安全。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而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向好，双方应该共同担负责任，利用并开拓新的对话机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日本领导人能否同中国相向而行做出审慎选择，将是日本执政者需要深思熟虑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