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仇华飞教授认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理论与实践并举，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处理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同时，处理好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十分重要。他还指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要有正确的义利观，而构建正确的义利观的要求是义与利并举。另外，还应该国际法、意识形态等维度处理好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
复旦大学任晓教授认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应只着眼于“新”，还应观照“旧”，比如可以从美苏关系历史中汲取有益经验为今日之所用。他认为，权力配置是国际关系的基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体现新的国际权力配置。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不必抛弃现有的国际机制，不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创建、修改和运用。
复旦大学赵明昊青年研究员认为，新型国际关系应着眼于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可以从四方面着手：避免“脱钩”；管控地缘政治竞争，处理好“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的印太战略之间的关系；管控国际机制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管控意识形态竞争，避免陷入“文明冲突论”陷阱。
复旦大学朱杰进副教授强调，崛起大国的国内制度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制度不匹配是建构新型国际关系过程中难以回避的制度性冲突。由此引发出制度改革的问题，具体而言有两条路径，一是改革国内制度，二是改革国际制度。在改革国际制度方面，中国有过成功案例，但今后面临更大的挑战。
我所李开盛研究员认为，应该重视主权争端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主权争端不管控或是解决好，不但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权益与安全，还将对相关国家、周边国家甚至是整个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外交政策理念与实践产生深层次的影响。应该在统一原则、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处理好我与相关国家的陆地与岛礁主权争端问题。
我所吴其胜博士认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在经济层面的体现，显著区别于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模式、自由市场的“赢者通吃”模式以及冷战时期由政治安全主导的对抗模式。中国在构建新型国际经济关系上不仅要克服守成大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打压，还要超越经济发展模式与国际经济规则之间的差异。
我所副所长李开盛研究员主持研讨会。
（供稿、摄影：孙葵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