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良博士首先从历史视角回顾并指出，港澳自古以来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港澳在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文化上，港澳特别是澳门，是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一座重要桥梁；贸易上，海禁之后，为了防范外国人在海防上构成威胁，澳门在明代中叶开始就是广州的外港。尽管它地方不大，但在当时主宰了全球三大贸易生命线，包括从澳门到长崎，经马尼拉到拉丁美洲，以及经印度果阿绕道好望角到欧洲的航线。澳门作为贸易节点不仅促进了中外货物贸易，而且在应对贸易争端时也反过来刺激了中国贸易制度的改革，促进中国纳入了全球贸易体系；在社会治理方面，港澳是中国的领土，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在英国人与葡萄牙人的管理之下。一方面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传统。另一方面，港澳的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又吸纳了西方的传统，例如选举，加入了民主化的成分，实现了“礼”与“法”的有机结合。第四，法律文化的移植。港澳法制中的保护私有产权，自由权、有限政府、法治等，对当时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有帮助的。
吴志良博士特别指出， “一国两制”从构思到成为现实经过了十年左右时间。“一国两制”在回归后的实践是成功的。以澳门为例，回归后澳门GDP翻了四倍，人均增加三倍，全球排名第三，基本实现全民就业。财政收入回归以来增加了16倍。而香港则翻了一番，人均排名全球第十位。香港还是全球第一大人民币离岸资金池、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离不开中国对港澳特区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内地对港澳在能源、水、食品等方面的支持，而且在香港金融危机、非典疫情，澳门前年的台风灾害等发生后，中央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央通过自由行，签订与内地更紧密经济联系协定（CEPA）、支持香港加入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将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秘书处设在澳门等来帮助港澳发展。但由于地域的限制，港澳发展潜力仍受到限制。突破瓶颈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向外发展和向内发展。当前的重点是走第二条道路，即港澳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搭快车，共担民族复兴的责任，共享国家发展的荣光。通过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纲要，建立世界级的新经济区域。融入内地发展是港澳未来发展出路，是重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要道。
最后，吴志良博士对港澳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关系进行了深度的梳理。一是港澳发展与民族振兴的关系。港澳发展关系到民族的振兴，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港澳应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个更加积极主动”，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家治理实践；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港澳发展的关系。港澳问题的解决和“一国两制”的成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案例。几百年来，在澳门，不同宗教、文化可以在弹丸之地和睦相处，共生共荣，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案例；三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一国两制”机制的完善。港澳特别行政区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必须坚持“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从制度上、机制上、手段上进一步完善“一国两制”的实践。
本次报告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港澳交流办公室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及其他研究机构的学者参加了报告会。吴志良博士还与与会学者就大家关心的港澳热点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
报告会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玉梅会见了吴志良博士一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院台港澳交流办公室主任刘阿明、院智库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李轶海陪同会见。
（供稿：赵国军，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