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基金会支持的首届东亚经济合作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以及菲律宾和泰国的业内专家二十余人做主题发言并围绕报告，并进行了热烈且深入的讨论。
上海社科院国际所副所长李开盛研究员主持开幕式，提出虽然当前东亚各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并非最理想，但也正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关键时刻，举办这一会议恰逢其时。
上海社科院国际所所长王健研究员致开幕辞。他指出，在当前的国际局势极大地挑战了传统产业链和价值链，东亚各国应通过深化经济合作，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首先，东亚各国应抓住新一轮技术发展的契机。发达国家在此将进一步提高产业链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借此契机调整产业链。其次，在国际贸易等领域，东亚各国应提高合作的有效性，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入手，深化一体化合作。最后，冷战遗产影响深远，如何在经济与金融合作中加深互信，对东亚各国既是挑战也是契机。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赵蓓文研究员主持了第一节议题“东亚经济一体化：评估与展望”的讨论。
菲律宾央行前副总裁Diwa Guinigundo就“东盟10+3金融合作：步步为赢（Steps Forward）”做了主题发言。他首先回顾了东盟10+3金融合作的历程、动力、宏观及阶段性目标和实际进展。在详细分析对东盟国家经济合作挑战的基础上，他指出，未来的东盟10+3将是当前工作的延续，主要有推动包括战略对话和共同关注议题的对话、加强监督机制、深化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
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主任刘晨阳教授是APEC2020年新展望工作组（Vision Group）的专家组成员。他以“后2020年APEC新视野及亚太经济合作新展望”为题报告了专家组在草拟APEC展望宣言和发展路线图两方面的进展。2040年将是2020年方案的目标年。专家组根据指导性原则提出了未来20年APEC的首要合作领域和发展支柱，并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法。他认为，未来APEC的合作首先将更具实用性、以人为本，公众将从中受益。第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将不再非此即彼截然区分。第三，在区域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在APEC框架下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越来越难。第四，数字经济、包容式发展等将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增长点。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沈铭辉研究员以“从自贸协定（FTA）到自贸区（FTZ）：寻求地区合作的新动力”为题对如何推进整合性的地区架构做了讨论。他从比较战后以来中日两国签订和落实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践出发，认为过多的自贸协定及其导致的“沙拉碗效应”造成当前自贸协定框架过于复杂、各国企业无法适从。因此，推进WTO-X模式下的自贸区建设，是整合并取代众多但低效的自贸协定的有效方式。日本经验显示，多边ROO机制能够替代并解决FTA实施中的问题，可以成为地区合作的新动力。自贸区试验则是中国积极有效的实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是东亚经济合作可期待的载体。
第二节“地区经济与财政合作”讨论由日本佳能全球问题研究所研究主任、国立圣彼得堡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小手川大助主持。
泰国财政部国库司前司长Naris Chaiyasoot博士以“东盟经济与金融合作同中国”为题，回顾了双方在清迈倡议多边化协定（CMIM）、RCEP、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等方面的合作。Chaiyasoot博士指出，当前泰国经济受美国影响很大，期待中国在泰国的供应链中发挥更大作用。展望未来东亚经济合作趋势，Chaiyasoot博士认为区域合作将更国际化及数字化。因此中国是否加入CPTPP，以及“互联互通”的合作能否超越实物联通值得期待。
日本帝京大学（Teikyo）露口洋介以“地区财政合作及未来中日合作展望”为题，回顾了CMIM及其他与中日两国相关的双边货币贸易协定对中日两国货币的影响。他讨论了2012年至今两国本币直接贸易制度的进展。他通过分析人民币离岸市场状况、其与股票和债券交易的联系及相关安全机制，提出当前两个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和伦敦——都因某些因素面临巨大挑战，对日本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参与契机。日本应在制度建设等方面做出更大推进，例如落实计划中的上海-东京股指联系（Shanghai-Tokyo Stock Connect），建立人民币-日元发展体系（Develop System）。
上海财经大学李超民教授以“推进东亚地区共同财政和税务事务合作”为题做了演讲。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得到了东亚经济学界和政策界的积极回应。例如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东京大学教授小原雅博在2018提出中日经济协调合作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他认为当前各国在财政和税收问题上受到税收溶蚀现象和避税行为（BEPS）的影响日益显著，深化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加强国际政策协作势在必行，这也是推进全球治理、成为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强势力量，形成国际财政新秩序的必经之路。正在推进和可行的机制及制度建设主要有以下特点。第一，增进国际税务治理的合作与协调，以应对跨国企业大幅增长的避税行为的。当前正从世界性的税收系统向区域性税收系统（半地区税务系统）转型。但近期美国的国际税收改革对地区资本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第二，中国开始担当起公共物品提供者的国际角色。第三，日本积极主导了国际税收改革。
Naris Chaiyasoot博士主持了第三节议题“变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动力及其对地区供应链的影响”的讨论。
日本国际健康与福利大学教授山崎远雄围绕“高新技术战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做发言。他认为世界各国在科学创新及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全面且深入，中日两国也不例外。各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限制、出口管制，以及与之相关的采购限制、高技术领域从业者签证管制等禁止性政策一方面在短期上是有效策略，但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各国产业发展供应链。当前第二产业从中美两国向其他亚洲新兴国家转移已成为众多企业的长期商业战略。虽然产业链向东盟各国转移趋势明显，但中国保有成熟劳动力的数量远高于东盟各国。这或将成为中国回应高技术竞争中的负面因素，在全球产业链变动中占据主动根本优势。中日两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经验将对两国应对全球供应链变迁产生有利影响。
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副所长赵蓓文研究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讨论了“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对中国双边投资的影响”。她指出，在理论上，FDI同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紧密相关，而在实践中也的确如此，中国双边投资模式正逐渐形成。同时，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首次超过了获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深刻影响了中国（OFDI）战略。因此，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合作，是双赢之举。进一步优化贸易及投资合作结构则是未来的方向。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黄志瑾副教授的报告讨论了“如何通过优化投资推动亚太合作”。她认为国际合作中的优化投资并非只是为了推动FTA等制度建设，抑或为了推动FDI等经济增长动力本身。这一工作同样具有其实践意义，因此日益受到APEC、G20、金砖五国等国际经济机制的重视。自2013年起，各国和国际组织在多边层面开展了积极的实践，但不同机制的进展远非相同。针对当前的分歧，黄志瑾认为，各国应从划分投资进程的周期开始，一一提出投资优化模式。这其中，坚持可持续发展、透明化、提高效率是三个根本原则。
最后一节议题“主要经济体与多边国际机制的作用”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李开盛研究员主持。
小手川大助教授就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能性做了深入分析。作为参与降低日本在IMF职责份额谈判的专家组成员，他回顾了IMF自2010年开始的份额改革历程，着重分析了国内政治因素对各国在IMF改革问题上的立场、行为的影响。他认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本身、总统候选人及当选总统的立场及言论，使2016年成为世界经济改革的转折年。寻求变革的大国领导人同时拥有很强的能力和意愿，因此2017年后IMF改革进程加快。此外，他还强调了谈判阶段“第二轨道外交”，甚至官方色彩更淡的“人际带话网络”（human network）在传递各国态度、协调立场中的积极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柯静博士以“WTO电子商务谈判、美日贸易协定及其对未来数字贸易协定的形成”为题对相关动态做了讨论。柯静指出，这一谈判晚近仍在“快车道”中，但因各国分歧或在增大，预计2020年部长级会议时尚无法达成协议。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张群博士围绕行将达成的RCEP亚太多边贸易机制做了动态分析和预测。她当时就指出，相关各方在2019年底前完成谈判形成协议可能性很大，但印度反悔了此前的决定，或将不参加RCEP。张群这一预判在数日后成为事实。
最后，李开盛研究员做了总结发言。他充分肯定了会议的深入讨论，并期待下一届会议的举行。
（供稿：王子夔；摄影：吴其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