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反恐”战与以色列军事伦理的嬗变

   在国际舆论中, 21世纪以来以色列“反恐战”日渐趋向残酷无情, 但从以色列自身的视角来看, 以色列的“反恐”实践总体上并未脱离以色列国防军“洁净武装”传统信条的“轨道”。以色列“反恐”规范的创制与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呈现为一种“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态势。“反恐”实践呼唤“反恐”规范的创制, 而“反恐”军事伦理诠释和引导“反恐”实践。外延扩大了“恐怖主义”的定义、模糊化平民和战斗人员的区别、重新阐释了“军事必要性”和保护本国战斗人员生命优先于减少连带损伤、另行解释了动用武力的“适度性”等, 这些构成了卡希尔和亚德林提出的以色列“反恐”军事伦理的特征。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及其军事伦理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舆论界都引发了激烈的论争, 在国际社会仍然以负面态度为主。但以色列国内社会政治的右倾化和宗教化倾向,却为之提供了强大的内在支持。在“民族”与“民主”之间, 以色列的民意“天平”出现了向“民族”的明显偏转。秉持宗教锡安主义立场的宗教势力大举渗入以色列国防军, 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反恐”军事伦理嬗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一一事件开启了一个全球“反恐”的新时代。以“反恐”战名义出现的政府武装力量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 (1) 而围绕“反恐”战产生的种种纷争, 也已给关于武装冲突的旧有伦理和法制带来严重挑战, 并给其造成调整和修正的强大压力。长期面临“恐怖主义”威胁, 置身于“反恐”战前沿的以色列, 以其长期强硬的“反恐”行动以及相应的“反恐”军事伦理和法律创新,  (2) 成为推动“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领域“修法”行动的“急先锋”。由此, 以色列也置身于国际“反恐”法律战和舆论战的前沿, 其某些“反恐”实践和规范饱受国际舆论诟病。本文试图探析以下几个与以色列“反恐”战 (3) 相关的问题, 以管窥未来“反恐”军事伦理和国际法的发展趋向:其一, 21世纪以来, 以色列的“反恐”在实践和军事伦理方面经历了怎样的嬗变?其二, 国际舆论对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和伦理的态度如何?其三, 以色列国内社会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以色列“反恐”实践和伦理的走向?

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本文旨在考察以色列反恐军事伦理嬗变, 主要聚焦于那些从军事伦理规制方面来说影响较大或争议较多的反恐军事实践和规制倡议, 那些同样以“反恐”为目的、但较少引发军事规制之争的行动, 如修建隔离墙、建立导弹防御体系、设置检查站、收集相关情报、拘捕和关押恐怖嫌犯等, 则较少纳入本文的考察范畴。

一、21世纪初叶以色列“反恐”的军事实践

   以色列在建国的历程中, 就已经出现了如何处理和应对“恐怖主义”的问题。当时, 巴勒斯坦的犹太平民就面临来自阿拉伯人的暴力袭击, 而右翼犹太武装组织也对阿拉伯平民“以暴制暴”, 并对当时巴勒斯坦的英国托管当局发动恐怖袭击。建国后近半个世纪, 以色列通过在常规战争中一再击败周边阿拉伯国家, 确立和展示其军事优势, 进而迫使后者接受和维持某种程度的对以“和平”。由此, 以色列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逐渐减退, 而来自非国家 (或次国家) 武装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恐怖袭击”和“反恐”在20世纪末期成为以色列面临的主要武装冲突形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黎巴嫩真主党等武装组织长期对以色列相继实施包括派遣小规模突击队发动跨界袭击和破坏、劫持并杀死人质 (典型如“黑九月组织”1972年在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劫持并杀死以色列运动员) 、劫机甚至炸毁航班、 (1) 自杀式爆炸 (2) 等多种形式的“恐怖袭击”。而以色列则以暗杀 (如报复慕尼黑事件而实施的“上帝震怒”行动) 、长途奔袭解救人质 (1976年派特种部队赴乌干达解救被劫持飞机和人质) 、大规模跨境军事入侵 (1982年入侵黎巴嫩南部清剿“巴解组织”) 、实施大规模拘押和驱逐式的“反恐”等多种形式加以预防、报复和威慑。当今“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中受到国际社会诟病的特性, 在当时就已经普遍存在。国际武装冲突法或人道主义法中关于区分平民和战斗人员等方面的要求, 很少被非政府组织纳入对以武装斗争为目标的考量中。这些组织在袭击中不仅针对以色列无辜平民, 而且也不惜利用己方平民。而巨大的平民连带伤亡和民用设施的毁坏、悬殊的伤亡比率, 也往往成为以色列“反恐战”常有的恶果。

   进入21世纪, “恐怖袭击”与“反恐”的斗争在旷日持久的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起义” (second intifida) 中开局。这场大起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时期以色列的“反恐”实践和伦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其一, 相互怨憎的民族主义强硬势力在双方都占据了上风, “恐怖袭击”与“反恐”的恶性循环成双方安全互动中的主要模式。这场大起义标志着《奥斯陆协议》开启的和平进程已经失败, 巴以双方都对相互妥协、和解、和平的前景失去了信心。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间的安全合作严重受损, 以色列在安全问题上转向“自助”。巴勒斯坦方面, 90年代中期曾受广泛谴责的对以恐怖暴力, 此时已经成为被大多数人接受为争取“民族自决”权利的合理途径;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组织很快成为反以武装斗争的主力。而以色列则从此对巴勒斯坦人的和平意愿产生了深刻怀疑, 支持“以土地换和平”的工党等中左翼温和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并在以色列政坛逐步边缘化。

   其二, 反以武装组织对以色列武装斗争的策略重点转向自杀式袭击、大规模发射火箭弹等, 而且更倾向于袭击以色列平民等“软性”目标。在“第二次起义”中, 自杀式袭击被哈马斯领导人兰提斯称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可以与F-16战机媲美”。起义高潮期, 哈马斯和杰哈德等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频频发动此种袭击, 一周发生的次数就超过1996年自杀式袭击高潮期全年的次数。2002, 以色列有277名平民和149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于恐怖袭击, 其中188名死于自杀式袭击。 (1) 火箭弹则是另一种制造死亡和恐怖的常用手段。从2003年开始, 哈马斯等武装组织每年向以色列南部发射成百上千枚“卡桑”火箭弹;2006年第二次黎以冲突期间, 黎巴嫩真主党也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大约4 000枚“喀秋莎”火箭弹。这些火箭弹在数量、射程和威力方面都呈明显上升之势, 给以色列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如2006年第二次黎以冲突期间, 真主党发射的火箭弹有1/4击中以色列城镇, 导致53名以色列平民死亡。 (2) 火箭弹重灾区还有大量人患上“创伤后遗症”, 或者干脆大量逃离这些地区。在以色列广泛建立隔离墙、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体系后,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又转而大规模发掘地道体系, 通过地道转运物资、实施对以渗透。

   在严重恶化的政治安全环境和高度敏感的安全意识助推下, 以色列借助九一一事件后有利的全球反恐大环境, 对巴勒斯坦实施一系列空前严厉的反恐举措, 包括重新占领巴勒斯坦地区、大规模抓捕和拘押、 (1) 修建“隔离墙” (2)  (以色列方面称为“安全墙”) 、广泛建立安全检查站 (checkpoint) 以限制巴勒斯坦人移动、 (3) 拆除恐怖分子家属的民宅、部署导弹防御体系 (如拦截短程火箭弹的“铁穹”系统) 以拦截火箭弹、“定点清除”武装组织中的中坚分子、周期性“割草”式的大规模清剿等, 这些举措都大大恶化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状况, 导致其进一步激进化。“定点清除”与周期性的大规模清剿尤其引发关于反恐军事伦理的激烈论争, 并凸显出以色列反恐军事实践和伦理的重要变化。

   “定点清除”曾经是以色列“秘而不宣”的行动, 但在21世纪以来出现了合法化和扩大化趋势。2001年年初, 以色列国防军律师团提出了关于“定点清除”的五点法律计划, 包括针对恐怖分子头目和战斗人员、不存在可行的拘捕机遇、遵守“相称性”原则、在以色列安全控制和物理控制之外的地区、“定点清除”不再仅仅依据军事官员的估量等。 (4) 2006年年底, 以色列最高法院批准了其中的大多数内容。由此, “定点清除”成为以色列一项公开的、合法的政策。根据人权组织“神形” (BTselem) 的统计, 2000929“第二次起义”开始至20081226, 以色列共实施了234次“定点清除”行动, 387人由此丧生。 (5) 200911920188月底, 以色列发动了针对53名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定点清除”行动, 结果导致133人死亡。 (6) “定点清除”运用的手段包括通过武装直升机或无人机向藏有恐怖疑犯的汽车或房屋发射导弹, 或派遣狙击手射杀。清除行动起初针对直接涉恐人员, 后来将目标扩展到了哈马斯的政治或宗教领导人, 如亚辛和兰蒂斯等。

   周期性“割草”式的大规模清剿, 已经成为以色列“反恐”行动经常运用的手段。21世纪以来, 以色列已经相继实施了“防卫盾行动” (2002) 、“夏雨行动” (2006) 、“转向行动” (即第二次黎巴嫩战争, 2006) 、“铸铅行动” (2008年底至2009年初) 、“防卫柱行动” (2012) 和“护刃行动” (2014) 等多次大规模清剿。此类大规模清剿, 一方面, 旨在摧毁招募、训练和保护“恐怖分子”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网络, 摧毁恐怖主义“能力”;另一方面, 则试图通过对对手施加不成比例的损害来维持有效威慑。清剿中时而遭遇的城镇巷战以及此类清剿设定的军事目标, 必然导致双方大规模伤亡和战争方式的极端化。在以色列舆论对伤亡高度敏感的情况下, 控制己方官兵的伤亡数量, 成为以色列国防军衡量是否“获胜”的重要指标。在减少己方官兵伤亡与限制武力使用以减少敌方平民伤亡之间, 以色列持续向前者倾斜。在这些行动中,“防卫盾行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和“铸铅行动”尤其体现出以色列反恐军事规范的转变。

   2002, 以色列国防军一改此前对恐怖袭击的防御性措施, 对西岸巴勒斯坦城镇发动大规模清剿, 实施“防卫盾行动”。这标志着以色列反恐政策的一次巨变。在有着“殉道者之都”称号的杰宁, 以色列遭遇了惨烈的城市巷战。巴勒斯坦武装分子藏身民宅进行抵抗, 利用平民作为“人盾”, 让妇孺提供后勤和信息支持。一些孩童也携带炸弹参与抵抗。在以色列国防军士兵伤亡上升的情况下,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沙乌勒·莫法兹 (Shaul Mofaz) 下令:“在进入房屋前先发射五枚反坦克导弹”。为减少伤亡, 以色列国防军也利用巴勒斯坦平民做人盾, 而且还使用了D-9武装推土机拆除大量民房。在战争中, 以色列国防军将杰宁难民营的哈瓦辛地区夷为平地。 (1) 但出于限制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的考虑, 以色列国防军并未动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轰击;而且, 利用敌方平民做人盾的做法此后也在国际压力下被以色列最高法院禁止。

   与“防卫盾行动”相比, 为解救一名被真主党劫持的以色列士兵而引发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更为激烈。真主党的充分准备和大量火箭弹的发射, 导致大量以色列平民和士兵的伤亡。宣称要“将黎巴嫩时钟回拨20年”的以色列, 为对真主党实施集体惩罚并确立有效威慑, 对贝鲁特的达西亚地区实施狂轰滥炸, 将该地区夷为一片废墟。其他地区也有大量道路、机场等民用设施被以色列国防军摧毁。在这次战争中, 以色列高层明确反对“旁观者无辜”的观点。外交部长齐皮·利夫尼 (Tzipi Livni) , “如果你与导弹同眠, 你醒来后可能发现另一枚导弹。”(1) 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 以色列国防军为减少伤亡, 频频出动军机从高空轰炸。对黎巴嫩达西亚地区狂轰滥炸也成为以色列国防军强力“反恐”的一个血腥先例, 被称为“达西亚主义” (Dahiya Doctrine) 。时任以色列北部战区司令加迪·埃森科特 (Gadi Eisenkot) , 2006年发生在达西亚地区的情形将发生在以色列军事打击的任何一个村庄。“我们将动用不成比例的武力并导致大规模损毁破坏。从我们的立场来看, 那里不是平民村庄, 而是军事据点。这不是建议, 这是计划。”(2)“铸铅行动”被视为以色列国防军改写“反恐”战行为模式和规则的重要一步。从“铸铅行动”开始, 以色列国防军变得不太愿意为减少巴勒斯坦平民伤亡而危及自己的士兵,  (3) 而是保障以色列士兵生命安全优先于巴勒斯坦平民。“铸铅行动”中, 以色列吸取了“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教训, 进一步减少己方军人的伤亡以避免政治失败。此外, 以色列也希望借此重创哈马斯并重新确立军事“威慑”的有效性。由此, 以色列国防军对动用武力的限制进一步放松。其一, 以色列国防军大量运用火炮等重型武器对敌实施远程打击, 还使用了被国际法禁止的白磷弹。其二, 以色列国防军在动武方面进一步向下授权, 要求士兵更有进攻性, 并给予更大的开火自由度。在不确定对方人员是否有威胁, 或者怀疑敌方房屋藏有武装分子时, 士兵都可以开火。在信教士兵中影响巨大的索罗莫·艾维奈 (Shlomo Aviner) 拉比公开宣称, “对残忍的敌人仁慈, 就是对单纯诚实的士兵残忍”。 (4) 其三, 对哈马斯的打击面扩大, 军事、政治和民用目标的区分度进一步模糊化, 并将哈马斯所有人员均视为“恐怖分子”。20081227, 以色列空军轰炸了正在参加毕业典礼的巴方民警学员, 炸死48名年轻学员。其四, 对于那些经过警告后仍不撤离恐怖分子毗邻地的平民, 就被视为哈马斯的“志愿人盾”。(5)“铸铅行动”标志着以色列“反恐”战向着更加血腥的阶段迈进。2014年的“护刃行动”双方在伤亡和损失方面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