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栉风沐雨，70年砥砺前行。作为全国最大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中始终秉持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取得了城市功能历史性提升，人民生活历史性变化的巨大成就，而且也为国家的经济腾飞和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意气风发的上海人民正日益展现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精神风貌，开放、创新、包容已经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城市品格。一个风华正茂、日新月异的上海正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活力，展现出壮丽的远大前景。
与此同时，上海始终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发展始终得到中央的关心、指导和帮助，始终在国家战略牵引下实现自身快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国家对上海的定位和期望虽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但上海始终是国家战略最有力的承接者、实施者和推进者。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上海更是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必须把“四个放在”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点，跳出上海看上海，立足全国看上海，在服务全国中发展上海。要全力以赴落实中央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持续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服务全国、辐射亚太、联通世界中构筑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
纵观国家战略与上海发展的70年历程，我们感到，国家战略与上海发展的相互关系大致在以下四个层面展开。第一，中央对上海在整体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给予上海承担国家战略，参与国际竞争的使命和责任。虽然由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外部环境的制约，上海在国家“一五”计划中没有被置于特别重要的位置，但中央一直重视上海的工业基础，希望经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推动上海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转变，同时加强对内地的支援，推动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国际环境缓和工业化需要进一步加速的背景下，从1956年开始，国家加大了对沿海城市，特别是上海的支持，以工业和科学技术两大基地为目标来引领国家工业化发展。1955年11月5日，毛泽东在视察上海港口时指出：“上海是我国的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口，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港口，一定要把它管好”。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指出，要“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改革开放后，考虑到上海在国家计划经济和财政收入方面的特殊地位，为了稳妥探索改革开放新路，在一段时期内上海事实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后卫”这一角色。这是中央对上海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的另外一种体现，也是上海对国家发展做出的特殊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战略的实施，上海重新被赋予了特殊历史使命，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逐渐从中国改革的后卫走到了前锋，开始承担了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责任。1990年邓小平在上海过完春节回到北京后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2001年5月，国务院批复并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年—2020年）》。自此，“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成为中央对上海发展的目标定位。2006年，胡锦涛在出席十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时，要求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即“四个率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上海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承担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的两大国家战略。这充分证明，上海的发展始终得到国家战略指引和支持。
第二，上海在实施国家战略中始终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为了确保上海的经济发展，以全国之力保障上海米、棉、煤的供应，确保城市运行。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后，为了支持上海工业和城市发展，确保城市农产品和副食品供应，中央将江苏十个县划入上海。十县划入后，上海市的辖域面积扩大到6185平方公里，上海市共辖黄浦、邑庙、蓬莱、卢湾、徐汇、长宁、普陀、闸北、新成、江宁、虹口、提篮桥、榆林、杨浦等14个区和浦东、松江、上海、川沙、南汇、奉贤、金山、青浦、嘉定、宝山、崇明等11个县，这“标志着上海由单纯型政区，转变为市区和郊区的联合体，使市区有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市区面积144.8平方公里，新增郊区面积5567平方公里，为上海市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建设、人口疏散、副食品供应基地的建设等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在文革困难时期，1969年，为解决上海发展重工业中原材料、燃料供应不足的问题，中央决定将邻近上海的原材料基地交给上海自主开发。梅山铁厂从该年5月动工，耗时两年多完成主体工程。1972年，中央又决定在金山建立石化总厂，不仅解决了当时全国的“穿衣难”问题，也给上海注入了先进的西方技术和产业项目。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决定在上海宝山建立宝钢，这是四个现代化重大战略工程之一。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中央给予上海浦东许多新政策，“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此后，中央又给予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开展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举办世界博览会、建造洋山深水港、探索建立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一系列政策和项目支持。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海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又交给上海新的三项重大任务：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第三，上海始终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承接、实施和推动国家战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虽然面临暂时的投资限制，上海仍然积极通过自身内部的工业改组，不断完善结构，提高效率。1956年，《论十大关系》重新审视沿海与内地关系，中央决定通过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地来带动内地工业建设和推动国家工业化战略后，上海立即积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根据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出和传达的“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的指示，结合上海市工业建设的实际情况，上海正式提出“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的工业建设方针。根据上海市工业特点和问题，讨论和制定了上海工业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展了卫星城和两大基地建设，上海经济发展出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潮。从1956到1965年这10年当中，尽管受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的影响，全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56年的63.61亿元增至1965年的113.55亿元；财政收入从1956年的40.22亿元增至1965年的83.18亿元；工业产值从1956年的113.92亿元增至1965年的230.77亿元。上海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成就突出，上海由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转变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在改革开放“后卫”时期，上海积极开展经济发展战略讨论，并开始酝酿开发浦东，进行城市发展的战略储备，并积极将浦东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央决定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又抓住机遇，东西联动，全面发展，出现了“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喜人局面，使得上海发展进入了快车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上海又率先探索“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并逐渐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承担起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两大国家战略。
第四，上海始终在服务和支持全国中体现自身在国家战略中的作用和价值。上海在实施国家战略中，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坚持在服务全国中发展自己的思想，对国家战略的推进做出重要贡献，也体现了自身的城市品格和价值导向。在“一五”计划期间，上海虽然不是国家重工业战略的实施重点地区，但积极为全国的工业化建设输送了大量物质、技术和人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源源不断地向各地输送技术、设备和人才，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内地城市与工业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8年，上海输送外地的劳动力共计150万人以上，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万多人，技术工人13.7万人，为各地培训艺徒13万人；支援各地的主要工业品，有机床4万多台、各种电机300千瓦、棉布85亿米、汽车外胎86万条、胶鞋4亿双；通过商业部门调往外地的工业品总值达302.3亿元，占全国工业品购进总额的20.3％。一汽建设伊始，上海即组织了1万多人参加建厂工程，其中有200多名技术人员。1958年12月，国家决定加速发展原子能事业，计划从上海抽调2765名技术工人到第二机械工业部。据1959年5月上海已出发的2692人的情况统计，四级及四级以上技工1575人，占到58.5％。上海交大西迁西安，同济医学院、东南医学院及两个助产士学校分别迁往武汉等地，建筑工程局医院整体迁至兰州。60年代，上海作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成为了支援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除了支援国防三线建设外，1965年起，上海还承担了在江西建设华东小三线的任务，安排军工项目19个，投资2亿元左右。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不仅在改革初期为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星期日”工程师，而且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上海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移民、对口援藏援疆、对口帮扶云南，对口支援青海果洛，对口支援贵州，并积极参与了四川都江堰灾区重建工作，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战决胜做出上海应有的贡献。
当前，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一，但与世界发达城市比较，还有一定的距离。上海自身发展中人口、土地和环境等约束更紧，创新创业的动力、活力和能力还不强，民生保障、城市管理、公共安全等领域的短板凸显，各种潜在的风险和挑战增多，一些长期积累的矛盾需要用大力气化解，不少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除。决胜阶段，不畏艰险，考验的是上海的信心、责任和勇气；关键时期，破解难题，取决于上海的智慧、能力和韧劲。新时期，上海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必须更加自觉地从服从服务国家战略的角度思考谋划上海发展，立足代表国家参与全球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在落实国家战略中构筑起上海发展的战略优势，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卓越的全球城市”。
本文首发于《上观新闻》2019年7月16日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当代史“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