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26日，第三届“全球经济治理新需求”国际研讨会于上海社科院举行。这是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共同发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新需求”系列国际研讨会之一，前两届的主题分别为“国际金融体系&发展与基础设施融资”和“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的未来”。本届研讨会以“全球经济治理与跨国公司的角色”为主题，来自越南河内就业关系研究中心、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国际劳工组织、欧洲全球政策论坛、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复旦大学、东盟企业社会责任网络、诺丁汉大学、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全球反避税与国际税收治理、全球价值链与贸易政策、企业合规与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主持研讨会开幕式。上海社科院干春晖副院长、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常务主任Stefan Pantekoek出席会议并致辞。干春晖副院长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主动融入全球贸易投资体系，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全球经济治理是我院在学科和智库建设中重点管制的研究领域之一。近年来，我院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合作不断加强，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会议将会促进学界与智库的交流与合作，为国内外学者的思想碰撞提供宝贵的平台，为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和完善提供真知灼见。Stefan Pantekoek在致辞中表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跨国公司的商业实践也加剧了当地社会的不平衡发展问题。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需要重新考量国际贸易投资政策和跨国公司的商业实践，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从而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艾伯特基金会希望通过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关于跨国公司与全球经济问题，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Alicia Garcia-Herrero和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分别以《大公司与跨国公司：中国与西方》和《积极融入全球产业-促进全球型公司发展》为主题作主旨演讲。Alicia Garcia-Herrero认为，同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大公司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较低，有助于缓解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贸易战和数字经济将会塑造跨国公司的未来。数字化削弱了资产规模对公司国际化程度的影响，数字经济将使更多中小企业发展为跨国公司。王志乐认为，1992年冷战结束全球市场出现，跨国公司走向全球公司。全球公司打造全球价值链，从而改变了企业全球竞争的方式。全球公司强化企业合规文化，从而改变了企业全球竞争的规则。我国企业在走向世界之时，面对着的是已经改变了的全球竞争新方式和全球竞争新规则。如果能够理解和把握全球竞争的新方式以及新规则，我国企业则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发展中国家企业成长的新经验。
关于全球反避税与国际税收治理问题，欧洲全球政策论坛项目协调员Wolfgang Obenland和华东政法大学国际税法中心主任张泽平教授分别以《更为公平的全球税收制度》和《数字化时代的反避税与对新秩序的启示》为主题进行发言。Wolfgang Obenland认为，应从实质性改革、克服制度缺陷、构建税收治理的新框架等三个方面改善全球税收治理制度，并提出构建税收治理新框架的选项，具体包括强化联合国税务专家委员会的功能、升级联合国税务专家委员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设的职能委员会、与条约机构签订的全球税收公约、全球税务组织等。张泽平认为，全球避税给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财政收入造成巨大损失，改革税收制度和反避税对于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应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各个层面上加强合作。尽管目前预测国际税收秩序的前景为时过早，但可预见的是，市场将在税基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最低税收原则将会得到更多关注。虽然改革选项已经摆上桌面，但可能达成共识范围极为狭窄。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副会长姚为群教授认为，相较于OECD，G20可能更适合发展为全球税收治理的主要框架。数字贸易原产地原则对于制定税基分配原则具有重要影响。
关于全球价值链与贸易政策问题，河内就业关系研究中心主任Do Quynh Chi、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黄烨菁、国际劳工组织项目经理Fredy Guayacan Benitez分别以《将全球供应链中的贸易与共同繁荣联系起来：以越南为例》、《跨国公司本土化：整合机构力量促进当地创新网络》和《体面就业与企业的可持续和竞争力》为主题进行发言。Do Quynh Chi认为，买方垄断和品牌商业模式阻碍了供应链中的社会升级，经济和社会升级取决于东道国政府的产业和社会政策。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会导致成本上升，但供应商不会因合规而获得奖励。东道国应积极并有选择性地实施工业和投资政策，从而鼓励当地经济升级，同时将企业社会责任合规与全球供应链中的采购政策联系起来，通过重构全球供应链提高劳工标准和社会福利。黄烨菁认为，跨国公司的研发动机可归纳为知识驱动型、市场驱动型和成本驱动型三类。东道国在调整FDI政策时需要平衡市场力量和行业政策目标，提升创新链的制度规范促进跨国公司和当地初创公司合作。
Fredy Guayacan Benitez认为，解决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需要通过促进全球化过程中的利益共享（即可持续投资和体面就业）来实现。《国际劳工组织关于跨国企业和社会政策的三方原则宣言》为政府、跨国公司和社会伙伴等各方共同促进“体面就业”这一发展目标提供指南。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教授认为，体面就业在不同阶段、不同国情下应使用不同的界定标准。体面就业问题反映的不仅是一国的劳工政策，同样也反映出劳工对工作条件和收入之间的偏好选择。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力量对塑造劳工政策发挥决定性作用。
关于企业合规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东盟企业社会责任网络首席执行官Thomas Thomas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柯静分别以《企业合规和企业社会责任》和《国家主权和国际法视角下的企业合规与企业社会责任》为主题进行发言。Thomas Thomas认为，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决策受财务目标约束（例如，收入增长、生产率提高和风险最小化）、社会道德约束、制度环境约束（例如，行业规范和合规）等因素影响。推动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政策的工具需满足基于利益相关方、具有综合性和透明度等特点。柯静认为，在当前阶段，各国相互冲突的法律和政策给跨国公司应对合规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带来挑战，而政策法规协调的难度在于牵涉国家主权。目前难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超国家组织来解决企业合规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仍将依赖投资协定、“软法”机制和社会规范在该领域发挥作用。
最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常务主任Stefan Pantekoek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研究员对本次研讨会进行总结。Stefan Pantekoek指出，本次研讨会讨论的国际税收治理、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等问题都是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进行解决。中国应同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共同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发挥作用，使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各国的劳工群体共享全球价值链发展带来的福利。刘鸣研究员指出，本次会议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共同举办的“全球经济治理新需求”系列国际研讨会的第三次会议，前两次会议分别关注了国际金融领域和国际贸易投资领域，本次会议着重关注跨国公司的角色及其对东道国当地社会的影响，并从反避税、体面就业、企业合规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当前，中国企业进入对外投资发展新阶段，应在东道国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合法合规中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除政府和企业自身外，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其他社会行为体应在促进企业合规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本次研讨会以当前热点问题为导向，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和前景进行深入探讨，对未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及其发展趋势作出判断，对全球经济治理新需求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