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有着千年辉煌的中国在经历了近代百年屈辱之后，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中被嵌入了一种挥之难去的悲情意识。悲情的根源是历史的，但影响却是长久的。当一个曾经强大的民族遭到历史上更弱小、但当前更强大的其他民族欺凌时，其怨恨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即使这种欺凌行为结束，它仍然会在较长时期内影响受害国的心态及其与加害国的关系。
在一个国家仍不够富强时，悲情可能会被当成自强的强心针、团结的强纽带、奋进的催化剂。但必须看到，在悲情意识的驱使下，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行为往往是感性多于理性，易走极端而失之中和。另外，由于悲情情绪既源于历史与现实中强弱之易位，又往往被现实中的各种不平与屈辱所加强，其观察外界的视角往往缺乏平和心与平等心。因此，当一个国家还不够强大时，存在悲情情绪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当一个国家已经或正在恢复强大时，它就应当逐渐摆脱悲情意识的影响。
就中国来说，走出悲情与中国崛起应该是同步实现的过程。在中国2008年举办奥运会、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有关悲情的讨论逐渐消减，而中国人——无论是生意场上的中国商人，还是出去旅游的中国游客——开始以更加自信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有关屈辱世纪的记忆开始被留诸脑后。
但这几年外交上的一些交锋，尤其中美新近的竞争态势似乎部分复活了国人的悲情情绪。高科技领域的芯片之争深深刺痛了国人，这个国家从富裕到强大的距离被浓缩到一个小小的芯片中。而美国在贸易摩擦问题上挥舞大棒的霸道行为，也再次激活国人对于强权政治与霸权行为的记忆。在此情况下，一些愤激的言论不过是他们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自然应激反应。
但这又使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问题：中华民族摆脱民族悲情了吗？个人以为，悲情意识或情绪在一定程度上的残留甚至回归确是事实，但它肯定入错了大门。
首先，中国不再是弱国，不再需要悲情。毋庸讳言，我们整体实力仍然与美国有很大差距，人均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也有很大差距，但毕竟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仍然在以较高速度向前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国成长往往要经历上百年的过程。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和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中国有足够理由自豪。面对未来的发展潜力，中国也有足够理由自信。
其次，大国竞争是国际政治常态，既不能戴着玫瑰色眼镜对竞争的一面视而不见，也不能过度上纲上线、草木皆兵。美国对华的牵制政策可能是全方位的，有些手段可能也不那么光彩，但大的国际环境以及中美关系紧密相依存的本质，决定了美国不是简单利用霸权甚至武力，而是通过操纵各种国际规则、话语对中国进行牵制。这种情况下，情绪化的反应毫无益处，不按规则出牌反而可能会使自己被动。中国应该做的是客观认知、理性对待，通过各种国际规则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手段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最后，未来的中国不需要悲情。一个成长、成熟了的中国，不应也不会以一种报复心理把曾经欺压过自己的国家或民族打翻在地，也不会把曾与自己竞争对立的国家推到墙角，更不会对自己周边国家施以威权。无论“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还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思想，都表明中国对悲情意识的否定，是对负责任大国形象在新的高度上的构建。
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如果我们能以平等心看那些较自己弱小的国家，以平常心看大国竞争，以自信心看中国前途与中美关系，自然也就不会给悲情意识以生存的土壤，而是给一个成熟大国的成长留下充分空间。(作者是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文章发表于《环球时报》2019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