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6-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所长率团与韩国东西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日本庆应大学现代韩国研究中心在釜山共同举办题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展望与中日韩三国合作”的三边研讨会。中方参加人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卞晓春、同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夏立平、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龚克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郝群欢。会上，主办方东西大学领导张济国校长与三个发起单位领导分别致辞。与会学者专家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交流与讨论。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李钟宪秘书长在主旨发言中指出，中日韩三国合作应该破除一对一形势，以议题为中心，谋求从双方复合体到小多边的合作。促进中日韩三边合作的肯定因素很多，三方不仅应该在人文交流、服务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而且还应在灾难、疾病等各个议题上开展合作。目前，尽管中日韩合作受到朝核问题的制约与影响，但危机只要处理得好，反倒会成为韩中日合作上一台阶的契机。
以“不确定性”著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其对外政策备受关注。在“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与东北亚”这一议题中，韩国首尔大学郑在浩教授指出，美国前总统里根上台时也给世界带来了冲击，但特朗普的冲击更大。在国际关系与秩序中，美国本来是常数，现在是不是会变成变数、而之前的霸权稳定论是否也会被特朗普打破，都是值得深思的。此外，特朗普冲击中最受益的是中国。在亚洲，中美关系走向零和的概率高，而合作会降低；中、美都要复兴，因此会有很多冲突。而且长期来看一山不容二虎，所以貌似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很难构筑，双方还会停留在旧型大国关系上。而在中美通商问题上，美国显然是在利用经济杠杆对中国施压解决朝核问题。日本神奈川大学佐橋亮教授认为，特朗普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没有大国概念，其亚洲政策并没有内含明确的信息，唯一确定的是其重视经济上的美国利益。日本在过去十年是以美国干涉亚洲为前提处理问题的，但美国退出TPP，并不想太多干涉亚洲的举动令日本担心。因此，日本会逐步变化，试图改善中日关系，也会努力改善日韩关系，虽然日韩关系开局并不太好。
同济大学夏立平教授指出，特朗普政府出台后其推出的概念是抛弃冷战结束后前几届政府奉行的自由霸权主义，追求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这被称作“特朗普主义”，其关键点在外交事务上，美国正在复兴其主权原则。对于朝核问题，中国必须采取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方法来应对。一方面中国必须向朝鲜施加充分的压力，建议其暂停核开发计划，另一方面也要向美国施加压力，要求其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与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在谈判解决朝核问题过程中，同步对等地解决各方关切。同时，中国也有必要充分做好应对朝鲜半岛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全面准备。
在“朝核问题和东北亚和平”议题讨论中，韩国同德女子大学李东律教授指出，朝核问题一直不能解决有其深层次原因。尽管韩美日都主张中、俄都有责任解决朝核问题，但强调“中国责任论”并不会有结果，因为中国和美韩对中国责任的认识不同。同时，朝鲜半岛不只有朝核问题，还有别的问题，各方不消除互不信任就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要想解决问题，中韩美就要联合在一起，要达成共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小谷哲男教授指出，之前在认识朝核问题时，很多人认为朝鲜是为了把核武器作为谈判筹码，现在看来，并非如此。要弄清楚朝鲜到底为什么拥核？到底是为了政权生存或统一，还是为了安全平衡。对解决朝核问题应该有多方行动计划。他还表示，朝核问题不应该覆盖其它问题，即使朝核问题得以解决，东北亚的其它问题还依然存在。
复旦大学任晓教授指出，中国对朝核问题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三个时期：1993-2003年对朝核问题冷眼旁观期，2003-2008年积极劝和促谈期，2009年六方会谈停滞与朝鲜核导计划加速推进期。现在中国开始力图阻止朝鲜核发展。他还认为，朝核问题到达临界点有两个标志，一是朝鲜核武器将很快达到打到美国本土的能力，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2018年朝鲜就可能拥有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目前对美国来说，朝鲜威胁更加真实，因此，特朗普对朝动武不只是要挟，而是选项之一。只是因为其代价高昂，再加上一旦发生战争，韩国会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因此强烈反对，所以特朗普会谨慎行事。 第二是中国认识到必须阻止朝核进一步发展，因此加大了制裁力度。尤其朝鲜发射ICBM和第六次核试验后，中国坚决支持安理会决议，并更严格执行，出台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估计制裁措施正在产生作用，将大大压缩朝鲜外汇收入。各国对试图规避安理会决议的朝鲜驻外使领馆活动有所收紧，压缩了朝鲜规避制裁的空间。但是制裁产生效用仍需要时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卞晓春指出，所有人都不希望动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朝核问题，但要警惕在大家都说不会发生某种情况的前提下惯性思维所带来的非预期结果。各方都有各自的利益盘算是朝核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防扩散任务艰巨的原因所在。
在关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议题讨论中，高丽大学经济统计学部朴繁洵教授从东北亚的经济发展特征切入，分析了东北亚中、日、韩三国高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即政府的大力介入、出口导向型经济的产业化、大力发展特定产业、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的转变等。但随着三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生产中心向中国转移，东北亚经济也不断呈现问题：传统的东北亚乃至东亚生产网开始缩小、东北亚产业与企业无法像之前那样先后陆续发展而是互相竞争、老龄化导致经济活力下降等等。因此，在东北亚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以及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政策实施过程中，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必要性也凸显出来。三国应该协力在东亚创造市场，这不仅要扩大三国域内市场，而且要积极构筑东盟+3机制，扩大整个东亚市场。
日本高崎经济大学三牧圣子教授从特朗普政府出台后带来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危机谈起，认为美国霸权的衰退以及特朗普“美国第一”政策的提出并非是世界走向不稳定秩序的开始，而是走向后霸权时代的好机会，因为保护主义不只是美国有，其它发达国家也有，包括日本。她认为，目前的世界正从多极化走向多元化，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世界从领导力分配制型机制转变为干预手段的多样化，但这些干预手段并不与普遍的国际组织对立，而是以共存、互补、以及实际功能取代为特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龚克瑜对东北亚局势进行了透彻分析，并指出构筑中日韩三国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与出路。她认为，东北亚目前面临的三个重要问题是朝核威胁、美韩美日军事同盟的强化以及领土与领海纷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加强合作：中韩两国找到解决萨德问题的方法从而使双边关系重回既定轨道、中日韩首脑会议制度化、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韩、日两国经济战略的对接。其目标是构筑中日韩共同发展、促进地区和平、为亚洲复兴而合作、为世界繁荣而努力的伙伴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刘鸣所长在最后的综合讨论与总结中指出，在中韩关系上，中韩双方对萨德问题的处理都有责任。中国对萨德造成的安全影响似有些过度解读，而韩国则过于草率，过于低估中国的担忧。对此，学界应该适度反思，寻找妥善解决的办法。而此时韩国的主动与让步很重要，这需要政治与外交勇气。对于自由经济秩序，刘所长认为，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目前中国还不是领导者，美国仍然是，虽然它有倒退，但其整个经济体制、同世界经济规范的接轨程度、跨国公司等继续发挥着实际的领导作用。而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接受WTO的一系列规则，所以会继续坚持经济全球化的方向与承诺。但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开放度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国内对于全面开放存在诸多障碍，因此由中国取代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领导者并不合适。而对于东北亚合作，由于中日韩三国都存在强度不一的民族主义，特别领土问题上老百姓和媒体比较强硬，而政治家、政党等也在积极利用这种情绪，因此有碍于三国的合作。此外，由于处于冷战阴影中，日本特别担心中国在东亚独大，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依赖美国，因此对中国的崛起保持警惕，看不到其和平与合理性一面。此外，在中日韩三国经济发展方面，刘所长指出，中日韩经济发展还有差距，日本发展得最好，因此它希望在谈判自由贸易区的规则时，中、韩都按其要求开放，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因为各国发展阶段不一样，日本按TPP的高标准要求中韩与其合作并不现实。在中朝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目前中朝关系不好，美韩有一定责任。因为美韩总是要求和期望中国能切断所有对朝能源出口。但实际上，中国如果完全配合，则朝鲜会认为中国站到美国阵营，完全不值得信任，此时，中国再想做任何工作都很难。因此，中朝关系保持一定的特殊性有助于中国朝核问题上发挥特殊的仲裁作用。
（郝群欢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