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外学术界对宗教与国家安全的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主要是欧美国学者）关于宗教与国家安全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学科类属的痕迹，主要从宗教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视角。这一问题领域也经历了三个有争议的发展阶段：具有学科差异的“各自为阵”阶段；体现学科交叉的“相互借鉴”阶段；国家安全学语境下展开专业研究的趋势。
宗教学视角关于国家安全的思考主要基于宗教起源理性主义和进化论、非理性主义和还原论之争的发展和延续，但又具有一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差异。
社会学视角中的本体论，将宗教视为一种“类”文化的事物、一种行为体或有机体、一种个人信仰的群体集合，并将宗教与国家安全置于文化与国家安全、行为体与国家安全、观念与国家安全的语境之中。功能论的争论下，宗教则被视为是社会设置中的一种体系，从宗教体对社会的整合与分化功能出发认识宗教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变迁）的影响。其中冲突论与互动论都是从宗教体与其他社会行为体的互动和博弈来理解宗教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变迁）的影响。宗教社会学则注重社会与宗教关系的思考和再思考，其国际延伸则注重思考不同宗教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同社会和国家的宗教问题
政治学领域对这一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政教关系、政治过程的分析（从宗教认同到公民身份）、国际政治学中的宗教（从边缘到回归）等视角来探析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政教关系议题：在政教合一与神权政治下，政治世界往往被置于神学架构之下，宗教为政治的合法性提供说明；在政教分离与理性主义下，宗教则往往被工具化，从属于政治而为政治服务，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更多被纳入意识形态、利益集团、政治文化等范畴。政治过程议题注重个体与共同体互动中的宗教，致力于探析宗教认同与公民身份关系在国家安全意义上的讨论、“传统社会纽带”与“现代国家基石”互动、宗教多元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统一的平衡关系、政治-法律意义的匹配、文化-心理意义上的归属等问题。国际政治的宗教社会学转向，则包含了国际政治神学（宗教——规则——统治）、国际政治社会学（宗教——文化——关系）、国际政治心理学（宗教——认知——判断）三个向度。
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四类主张：第一类视宗教为独立安全影响变量，致力于建立宗教与安全互动的分析框架或者模型，倡导有独立概念体系和论理逻辑的宗教安全分析框架（借鉴-构建）；第二类视宗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探析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遵循文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普遍规律；第三类注重宗教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利益为标准；第四类主要从战略学视角探讨宗教与战争中诸要素的关系。
中国学者对宗教与中国安全问题一些有代表性的尝试主要有： 1）从宗教特殊性思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如宗教无形与有形特性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与意义、宗教非政府组织行为政治化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宗教是一种结构性权力的观点和思考等；2）从国家安全出发讨论宗教安全问题，如宗教渗透与反宗教渗透、安全化理论应用于宗教问题的非传统安全观、宗教反恐与宗教统战的提出与应用；3）从两者互动的角度讨论宗教与国家安全。
二、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关注趋势
1、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的理论发展方向。在国家安全学的语境下建立关于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的概念体系、理论架构和方法论体系，这需要解答一系列问题：
—— 宗教安全的概念及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如何保持传统安全研究所积累的知识连贯性
—— 宗教与国家安全的研究范围包括哪些内容？（主题的扩展与国别的差异）如何确定其边界？有无可能建立起或形成一定普世性、可以简约化和被检验的理论框架或分析视角？
—— 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的逻辑与方法论体系的相关问题，在学科交叉之后，面临着逻辑对接或者是重塑的问题，比如如何呼应国际关系的“知识转向”和实践逻辑的内容？
—— 建立宗教与国家安全数据库的需要，首要解决的是标准的问题。（现在全球范围内定量研究少。）
2、宗教与国家安全研究的现实问题方向。其一为实体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如建制型宗教与弥散型（民间）宗教对国家安全影响、不同信仰群体之间互动及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其二为虚体宗教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包括宗教集体认同对国家安全影响、社会化网络宗教与信息化网络宗教（如网络教会）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等；其三是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资源的“宗教”(宗教力与话语权)；其四是作为国家威胁防范对象的“宗教”，国家安全利益中宗教风险与威胁的认知与判断、如何界别宗教风险与威胁与其他因素引发的风险与威胁、国家的宗教安全预警机制、体制、体制机制等；其五是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历史性遗留问题。
在中国的宗教与国家安全领域，“旧与新”的问题同时并存，“实与虚”的作用相互交织，“内与外”的挑战共同影响。中国迫切需要构建中国的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学理体系，界定宗教安全的内涵与外延、评估中国的宗教安全，并将宗教中国化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融入到宗教与国家安全的学理体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