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2日至3日，第八届上海全球问题青年论坛在沪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动荡和失序”。上海社科院国际所常务副所长刘鸣研究员为本届论坛致辞，中国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做了题为“关于国际秩序的失序和动荡趋向”的主旨讲演。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吉林等地高等院校的近40位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本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延续多年的青年论坛对国外来华留学生和中国在外留学生已经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本届论坛就收到了不少此两类留学生提交的选题，并最终有多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斯康辛大学、早稻田大学的相关专业中国留学生参加。
在主旨讲演中，时殷弘教授从以下三个方面论析了当今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动荡和失序：其一、多边机制在全球的呆滞和低效。在一个问题丛生的世界，国际多边机制未能满足日益紧迫的“治理”需求。包括G20之内的全球多边机制呈现呆滞和低效状态，在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少数议题外，各种领域“全球治理”的前景黯淡。大国利益限制、某些关键小国的“顽固不群”、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全球政治文化领域孤立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风行全球，都限制了多边机制的发展和效能。而各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精英准备不足，应对无力，颓势可观。其实，“艰难时世”下集体行动和合作意愿下降是国际政治中的常态。中国对自身在国际秩序稳定中的角色和作用也不必抱超越实际的期望。其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和大国基本关系的强烈动荡。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对抗，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军事竞争，两者形成显著联动，并推动中、俄提升和扩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战略和军事协作，甚至可以认为达到或至少接近针对美国的一种准同盟关系。而中日之间都在实施战略“双轨”方针：一方面管控危机以缓和矛盾，另一方面也相互疑惧并加强军事斗争准备。其三、国际秩序与中国的复杂意向。国际秩序大体可以分为国际制度性秩序和国际权势政治秩序。中国在这两种秩序中都存在多种多样的“意向”，在不同方面有保守者、合作者、变革者等多种特性。中国对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重身份须有自我意识，不应将自身想象和表述得过于理想和“高尚”，以免加大我们言行之间的鸿沟并削弱自身信誉。与此同时，我们还须改善自身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国际行为，使之尽可能变得“高尚”，以提升我们的国际信誉和影响。通盘考量，中国对两种国际秩序的意向存在突出的、根本性的紧张，总体上在后者显得更加激进和倾向变革。在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上，“中国是什么”是并且仍将继续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
在一天半的会议中，青年学者分别从理论和历史、国际经济、非传统安全、全球公域等视角探析了国际秩序转型中出现的一系列动荡和失序，并探析了中国在不同领域国际秩序转型中的角色、地位以及参与国际秩序重构的路径和方略。
理论和历史部分。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的乐嘉骅和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系的陈然在其合著的论文中，重思了传统“民主和平论”忽略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变量，存在理论缺陷，认为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主要由世界战争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变化及民主国家所领导的国际层级体系的出现而导致的，而非出于民主国家的内部特征。北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姚锦祥则以日本二战前的“大东亚共荣圈”为例，探析了货币秩序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关键地位。北京大学的曹德军博士则基于对内外信任模式的分析，探究了东盟国家区域合作中的动力机制，以及东盟与中、美信任建构形式的差异。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的李因才则考察了冲突国内化“新常态”下，联合国和平行动军事化、多维化，以及向“建设和平”扩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张春满则引入市场营销理论，提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该实施“利基战略”，实现与收成大国冲突较少的“利基崛起”。
关于国际经济秩序转型。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的孙西辉分析了“双领导化”背景下中美在推进亚太自贸区问题上的博弈，指出中美亚太自贸区战略博弈是以战略利益为核心、以国际规则构建能力为关键的互补性竞争而非零和博弈。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范斯聪探析了2005年以来日本自贸区战略转变。他提出，日本自贸区战略转型的实质就是由“东亚主导”转为“美日共同主导”，而这种转变的战略动机大于经济动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庞超然分析了“全球化倒退”背景下，我国推动建成全球投资规则过程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几方面矛盾和问题，并建议从双边、区域和多边三个层次寻求突破，在G20等平台上谋求推广注重发展问题的新多边投资规则。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的吴其胜。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邹志强则论析了全球和地区互动语境下中国参与中东伊斯兰地区经济治理的实践，并提出中国参与中东伊斯兰地区经济治理的成效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实践前景。
关于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会学者们重点关注中东变局和动荡衍生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朱泉钢历史地分析了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国际和国内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体系边缘地位和内部治理困境，正是这些问题和困境导致了阿拉伯世界的变局和动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刘乐则分析了“伊斯兰国”兴起的过程中与“基地”组织的历史关系，以及当今双方展开一系列的明争暗斗背后的动因。他还提出，未来双方可能出现合流、分异或共治三种可能的关系发展走向。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悦从社会连带主义的角度，分析了欧盟对于难民潮的应对，她强调虽然社会连带主义对基本人权保护的倡导与欧洲社会所坚持的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相吻合，但其所强调的国际社会的统一性目前还未能完全实现。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的唐慧云则结合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的特朗普现象等西方热点问题，分析了难民危机给当今国际秩序和治理代理严峻挑战。上海社科院国际所的汪舒明则以叙利亚战争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为例，指出了既有国际人道主义法已经难以满足全球范围内武装冲突的“新常态”这一事实。
全球公域秩序转型问题。国防科技大学的刘杨钺从结构现实主义角度出发，提出了网络技术对国际体系变革产生影响的假设。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王明国从原则规范、组织机构、法律条约三个方面充分论证了网络空间秩序转型的国际制度基础，呼吁中国积极参与网络空间制度建设进程，并未雨绸缪地全面思考制度重构战略，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的江天骄主要介绍了美国太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由来和实施情况，探析了这一战略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及中美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前景。在北极治理的问题上，中国海洋大学的孙凯认为中国逐渐构建起了“北极事务建设性的参与者、合作者”的身份，应积极加强北极事务的能力建设，多渠道的构建中国与北极之间的联系；重视中国北极安全利益并增强维护中国北极安全利益的能力和渠道；抓住北极事务新兴领域国际合作的机遇，为北极事务的建章立制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与国际秩序转型。吉林大学行政学院的姚璐探析了中国国内政治与国际秩序的耦合性和双向“社会化”。她指出，国际秩序对中国国内政治改革存在着易渗透性，而中国国内政治秩序变革也往往对国际秩序转型提出诉求。中国引领新的国际秩序需要妥善处理好：国家治理vs国际秩序、特色性vs普世性、中国话语vs世界话语这三对关系。济南大学政法学院的刘雨辰则分析了国际秩序转型视域下的中国角色问题。他指出，中国的角色身份正从单中心秩序的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理者转换。履行新的角色责任，中国应该以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秩序为目标，树立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包容共生理念，编织多层次合作伙伴网络，共同重塑国际治理结构的平衡性，增强国际治理规范的合理性，提高国际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丰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努力推动国际秩序转型正义的实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荣正通博士则聚焦了中美南海问题上出现“安全困境”背后的国家身份认知差异。认知相符现象、诱发定势、历史包袱、文化差异这四个因素共同导致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国家身份认知差异。上海欧洲学会的杨海峰则考察了中国参与国际危机管理规则制定。他指出，中国提出的国际危机管理规则主张立足于开展国际危机管理的实践经验，主要包括重在预防、加强合作、综合治理，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注重发挥国际组织作用，提倡和解手段等。多边主义路径将使中国战胜挑战，参与国际危机管理规则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