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卫东《以暴易暴：巴以恐怖冲突的意识操纵及其影响》

巴以冲突已经成为了中东动荡的一种习惯性热点。巴以冲突的直接原因是1947年的分治决议，“强行”确立了巴以两个国家。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一部分土地。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人民又失去了6， 000 多平方公里。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军占领了东耶路撒冷和整个约旦河西岸。以色列人拥有的是越来越多的土地和资源；而巴勒斯坦人得到的只是越来越多的贫困和愤怒。在巴以冲突中，既成事实就是合理。犹太人的智慧和不择手段的确赢得了许多“占有”。巴勒斯坦人的单纯和松散换来的是仇恨和无助。

身份认同的缺失与意识操纵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本是同血缘的阿拉伯半岛闪族人，在漫长的中世纪时代伊斯兰教徒远比基督教宽容，在伊斯兰统治的地方，犹太人被视为大卫王的后裔而很少受歧视，留在故土的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一直和平相处，很少纠纷。反倒在欧洲犹太人因为宗教、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和历史的纠葛而遭到的歧视和迫害，最终演变成了大屠杀。在巴以冲突中，宗教、文化和民族的差异根本不是理由，真正的冲突是一场围绕生存和利益博弈的地缘之争。土地资源、水资源、油气资源等等都维系着国计民生，关系到双方人民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涉及到双方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拥有这些资源成了生存和安全的保障。另外，在巴以冲突中，身份认同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以色列小说家大卫·格罗斯门认为：“我们中的所有人，包括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从一出生就注定要陷入这场冲突。我们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敌意和恐惧、生存和死亡塑造的。有时，如果没有冲突或者没有那些有必要存在的敌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似乎就没有了清晰的身份认同感。敌人的存在，也许对他们的自我和集体身份认同感至关重要。”对资源的争夺，寻求控制和支配权是引起冲突的一个人类基本倾向。当一个强势集团试图完全控制一个弱势群体时，无能为力和脆弱感就会导致仇恨和报复。在以色列的军事压迫下，巴勒斯坦人所受到的奴役和痛苦自然使他们因为无助和挫折而选择暴力反抗。

在这种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驱使下，沙龙政府采取的颇具殖民色彩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采用的“自杀性恐怖主义”都具有意识操纵的特质。

“意识操纵是通过人为的行为编制程序来对人施加精神影响的一种统治方法。”它是暗中影响人们的心理，目的是按照权力者的意志来改变大众的意见和愿望。作为权力工具的意识操纵只有在以民主代表制为基础的公民社会中才会产生。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拉扎尔斯·费尔德写道：“在我们的社会里，控制人们观点和信仰的人，很少采用肉体强制的办法，更多是采用群体诱导的办法。无线电广播和广告正在取代恐吓和强制。”由于巴以冲突的复杂背景，交织着宗教、文化和种族的差异，因此，双方的意识操纵将传统的对峙与民主社会的意识自觉结合在一起。比如深入人的潜意识、引起人们的恐惧感和挑起人的成见等。意识操纵的对象完全失去自己的选择权，它的愿望是受外部程序的控制，把人变成“机器人”。譬如巴勒斯坦的“人弹”。

虚无主义在破坏意识对操纵的自我判断和抵抗，结果可能导致以一种意志把一批人联合起来，使他们具有几乎疯狂的目标。犹太人对利用论据迫使他人同意的做法十分看好。他们相信，运用逻辑可以战无不胜，甚至在那些充满种族和阶级仇恨、不愿意信任他们的地方。素以笃信宗教和怀有弥赛亚情结的犹太人曾经不止一次地指责巴勒斯坦人缺少救世主观和短视，可是如今的以色列人变得越来越现实，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救世主，只相信武力。

大众意识操纵学说的创始人勒邦写道：“大众从不对讲话的逻辑产生印象，但对由某些词和词的联合所产生的情感形象却印象深刻。”因此情感更易于受到“利用”。头一个心理暗示一旦形成，它马上就会传染给所有人，并迅速产生相应的情绪。操纵大众意识的原则是事先让你的情感发生动荡，为此采取的手段是制造危机或恐惧对情感产生强有力、一反常态的影响。这可以是一次大型技术事故、或是血腥暴力行动（恐怖分子的袭击、宗教民族冲突等）、重大政治丑闻等等。

因为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包含很多因素的复杂现象，是弱者被强者逼得走投无路之后采取的一种报复性与毁灭性的行动。它虽非法，却有深厚的根源。恐怖主义是恫吓社会和国家的工具，主要目的不是杀害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影响广大阶层人们的情绪。受害者是工具，杀人是方法。最大的赢家是那些无偿利用“别人的”恐怖行为的政治家们。恐怖主义的文化基础是虚无主义—它拒绝共同的道德标准。它是西方的产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手段首次被正式确立，成为道德上正当的统治方法。恐怖主义成了反对当局的一种斗争的手段。此后，作为对反对派恐怖主义的回应，又有了国家恐怖主义。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恐怖主义研究专家博尔·格罗斯库珀指出：“我们在给恐怖主义下定义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它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是一个被政治以及利益争论弄得混乱不堪的概念。常见的说法‘一个人眼中的恐怖主义者可能是另一个人眼中的自由战士’就反映出这种困境。一个、看起来只是语义学的问题，本质上却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意味着我们是否把某个事件视为恐怖主义，取决于我们的政治观点。”

恐怖主义是一种最有力的操纵意识的手段，“也是把社会注意力从社会上层搞的那些阴谋诡计引开的好方法。这是把受到贬损的社会阶层中的极端主义青年动员起来，并把他们的精力引向错误目标的有效方法。”格罗斯库珀对9.11事件后美国反应的分析：人们对于恐怖行为的想象被政治化了，对于敌人的民族想象很方便地被引导到以符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

阿拉伯历史学家、哲学家萨米尔·阿明在《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批判》中指出了西方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的秘密勾结。他写道“怎样才能解释西方向其敌对的运动提供援助呢？除了挑起内部冲突（尤其是教派间及组织间的宗教冲突）以极大地削弱阿拉伯世界，还能有别的解释吗？”“以色列创建了由国家恐怖主义、受操纵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特工部门组成。”以色列是一个没有完整宪法的犹太民主国家，因此它也缺少一个系统的国家安全预防和监督部门。有关安全的决策往往单方面地依赖于军方的情报部门，具有片面性和可操控性。而且所有的决策是由少数几个领导的“厨房内阁”来决定的。加上以色列人对安全的绝对追求，以色列是个极易为意识操纵的国家。学会制造恐怖主义，然后再“兴师动众地制服”它，从而达到名利双收的结果。

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

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就是先制造恐怖，再制服它，以换取以色列民众的支持，或用来转移人们的视线，达到政治上的目的（赢得大选），或制造出大举进入巴勒斯坦的理由。

恐怖事件的制造及目的：

2000年9月28日：以色列反对党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不顾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对，强行“参观”位于东耶路撒冷圣殿山的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数百名巴勒斯坦人组成人墙，不让一向坚持犹太扩张主义的沙龙亵渎圣地，但沙龙在军警与特工的护送下，靠棍棒和催泪弹闯入清真寺广场。此举成为阿以大规模冲突的导火索，在后来的几个月内，暴力冲突不断爆发。美国中东和谈特别协调员丹尼斯·罗斯在谈论沙龙散步这件事时说：“我可以想出许多损招，但是确实想不出比这一招更损的了。”这一事件显然具有挑衅性。在这种情况下，沙龙的挑衅行为可以让他在大选中坐收红利。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在一份有关巴以暴力冲突原因的报告中提到，在大部分冲突中，巴勒斯坦人都未曾用过火器或炸药。”以色列军队为了引诱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举行暴动，故意滥用武力。巴勒斯坦人如果暴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终止和谈，以色列的军队也就可以大举返回被占领土了。从挑起恐怖者，摇身一变成了“反恐精英”，还是“自卫战士”。

制造恐怖的手段：

“定点清除”：近20年来，“定点清除”一直为以色列政府所采用，在最近的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中被更加频繁地使用。2001年7月4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表决给予以军几乎完全的自由决定权，以军可以杀死任何他们认为与武装行动有关的嫌疑人。此项决议有效地赋予了以色列军方可以超越司法的处决而行动，这一举措无疑给军方的任意杀戮行为开了绿灯。2000年8月至2003年四月间，以色列杀害了至少23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80名儿童、妇女和无辜旁观者，造成了至少300人受伤。以色列政府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是对国际人权的侵犯和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4年3月22日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对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的定点暗杀行为，并说，以色列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不利于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

驱逐阿拉法特：2003年9月１２日，以色列政府终于做出了驱逐阿拉法特的决定，并责成以色列军方制订具体的行动方案。沙龙在10月２０日议会冬季会期开幕大会上发表声称，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已经成为“和平最大的障碍”，以色列决心“从政治上消灭阿拉法特”。由于阿拉法特对巴激进组织未采取断然措施，在以色列国内，主张清除他的呼声比驱逐他更有市场。美国和以色列将阿拉法特视为“中东和平的障碍”，甚至将其和本·拉丹、萨达姆并列，看作为恐怖头子。

隔离墙计划：以色列一年多前开始在西岸地区修建计划总长７４０公里的隔离墙，目前约有三分之一的工程已经完工。以色列方面认为，修建“隔离墙”可以阻止自杀爆炸袭击，这完全是正当的自卫行为。事实上，以色列的“隔离墙”侵占了大片巴勒斯坦领土，破坏了联合国１９４９年制定的停火线。隔离墙抢占巴方领土多达2800公顷。27．4万巴勒斯坦人只能在狭窄的空间内生存，40万人被剥离在土地、工作岗位、学校和医院之外。许多人再也不能靠着与以色列人做买卖谋生，经济收入每况愈下。更多的人权组织同时指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境内设立的“隔离墙”本身也是对国际人权法的严重违反。

单边撤军计划：沙龙的单边行动打破了1967年战争以前、也即所谓的“绿线”边界，等于把按照联合国决议、应归还巴方的22%(占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比例)的领土扣除一半，只归还大约11%、总共约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并要在理论上养活包括回归难民在内的700多万巴人民，这是难以想象的。以色列从长远看是谋求永久占领隔离墙内的土地，并迫使巴方吞下苦果，迫使国际社会承认既成事实。沙龙甚至声称，独立的巴勒斯坦只能拥有有限的警察，不能拥有军队，巴边界必须置于以色列的控制之下，同时以色列有权使用巴领空。

制造恐怖的理由：

一，转移视线，借巴以冲突升级会在以色列人民中产生恐惧和不安的必然，“胁迫”人们支持其领导的右翼集团，达到赢得大选；在受贿丑闻中化险为夷；谋取连任等政治目的。

二 连遭自杀性爆炸袭击，以色列政府要求严厉打击和重创哈马斯，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在本轮巴以冲突中，巴各激进组织和武装派别共执行了约120起自杀性爆炸袭击，其中哈马斯执行了大多数袭击。沙龙因此将消灭哈马斯列当做首要目标。

三 美国的大力支持。9.11后，反恐成了美国的主要任务。沙龙政府俨然以“反恐精英”自居，频频访问美国谋求布什政府的支持。美早就把哈马斯划定为“恐怖组织”，沙龙严厉打击和镇压“恐怖组织”头子正好符合布什咄咄逼人的反恐规划。2003年9月16日，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由叙利亚和苏丹提交的要求以色列不要伤害或驱逐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的提案。2004年４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布什为以色列总理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辩解，称沙龙计划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撤出部分犹太人定居点，是“路线图”计划的一部分，国际社会应该“感谢”沙龙才是。

四 安抚国内反对势力的需要。沙龙希望通过暗杀亚辛和兰提西等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领导人，再次向国内强硬派表明他打击巴激进组织的决心，也迎合了以色列大众对安全绝对的追求。

制造恐怖的结果和反应：

一 直接结果就是沙龙在2001年的大选中获胜，以色列右翼势力利库德集团开始越来越占上风。从2000年至今已有964名以色列人和近3000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

二 以色列人对安全的要求几乎到了极限。犹太民族历史上的惨痛经历使他们认识到个人与民族的未来、国家的生存都要靠自己去打拼。犹太人对于安全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为了安全，他们有时甚至不择手段。以色列民众对“定点清除” 普遍表示认同。2004年6月22 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5%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占以色列总人口20%左右）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构成威胁，64%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政府应该鼓励阿拉伯人离开以色列。

三 沙龙定点清除哈马斯首脑和驱逐阿拉法特的行径也面临着现实压力。恐怖紧张的国内环境已经严重伤害着以色列的经济发展，大量以色列人纷纷移民海外。几年来，恐怖已经给以色列人民带来物质、肉体和心理上的多重伤害。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自杀性恐怖主义”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自杀性恐怖主义”就是通过利诱招募巴勒斯坦人采用人体炸弹的游动方式，袭击以色列检查站、以色列集市、公交车等等公共场所和军事设施，造成以色列平民和军人的伤亡，达到威慑和报复作用。人体恐怖主义行为建立在相当理性的思维逻辑基础之上。在只身赴死之际，自杀式恐怖分子一方面承载着一旦被抓获将受到严厉惩罚的压力，另一方面则获得支配自身命运的瞬间快感。个体恐怖主义行为的一个共同的诱因是：自杀式恐怖分子们认为，人类将逐步或突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所生活的外部世界（社会及周围的人群）压制并排斥着他“本我”的存在，最终他将意识到这一世界充满罪恶。人体恐怖分子会借助于自杀的方式实现其“本我”战胜外部世界。在巴以这场不对称的战争中，人体炸弹成了终极武器，让敌人防不胜防。以色列国际反恐政策研究所的艾里·卡门说：“一个人体炸弹就如同一个精确制导导弹，但是花再多的钱也无法构建反导弹系统。”

制造自杀性恐怖的手段和目的：

巴勒斯坦有不少激进组织：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其正式成员约2万多人，并拥有下属军事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简称“杰哈德”；“阿克萨烈士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流派“法塔赫”下属的军事派别，该组织有成员数千人；坦齐姆组织：是“法塔赫”下属的民兵组织。

手段：哈马斯每年从境内外募集到的资金在千万美元以上，雄厚的资金实力使其能够为穷苦的巴勒斯坦人做很多实事，他们开办幼儿园和学校，救济穷人，而且“洁身自好”，很少发生腐败丑闻，因此在巴勒斯坦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以前，哈马斯很难招收到前往以色列引爆自己的单身男子。如今，它吸引了一代年轻的战士。他们的年龄都在２０岁至３５岁之间，是教师、记者、会计、银行家、医生或工程师。哈马斯招募自杀勇士只看重应征者的两个特点，一是对伊斯兰教的浓厚兴趣，二是清清白白的无犯罪记录，这样他们就不会引起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怀疑，更容易接近目标。

人体炸弹的全过程。花费清单中写道：行动早期需要大量电子元件和化学药品，这是最大的一笔花费，大约需要700谢客尔(以色列货币单位，约合150美元)。每周需要给各地的战士提供5到9颗炸弹。另外，还需要一笔专门的经费，为烈士印制海报，做宣传栏，举行纪念仪式。

以色列公布了特工部门对巴勒斯坦“人弹”进行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取材于俘获的“人弹”们的庭审材料，使人们对这类特殊群体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研究表明，47%的“人弹”未受过高等教育，83%的人未婚独居，64%的人年龄在18岁到27岁之间，大多数“人弹”曾长期失业，或出生于多子女的贫困家庭，在难民营中长大；几乎所有的“人弹”都狂热信奉伊斯兰教，而且他（她）们为死于以色列人之手的朋友和亲人复仇的愿望要来得更为强烈。

早先，巴勒斯坦两大激进组织“阿克萨烈士旅”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都曾利用妇女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但哈马斯曾反对这种做法，称此举偏离了招募女性志愿者的宗旨。然而，2004年1月，亚辛说，进行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不论男女”。哈马斯将在行动策略上作重大转变，

增派更多女性自杀式袭击者去攻击以色列目标。

目的和理由：

一 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激进组织坚决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即对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的占领。哈马斯的强大，标志着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极端民族主义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兴起。哈马斯的宗旨是要用“圣战”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犹太人全部赶进大海，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巴勒斯坦共和国。

二 举起伊斯兰大旗，通过恐怖袭击，激起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绪，赢得更多人的支持，提高自身的声望和号召力。

三 哈马斯第一次使用女“人弹”发动自杀式袭击是被迫的“赎罪”行为。已经结婚生儿育女的拉伊什因与他人通奸而使家族蒙受耻辱。而在巴勒斯坦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因婚外情而名誉扫地的妇女可以通过充当“烈士”使自己得到“净化”。 在伊斯兰世界

，自杀是逃避现实，被看作是一种罪过，因此自杀性爆炸受人尊敬的前提是为了信仰和土地。

四 巴勒斯坦“烈士”牺牲后，他的家人至少得到1万美金。在巴勒斯坦看来，钱是对牺牲者的一种补偿，但以色列安全人员认为钱也是烈士自杀的动机之一。“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死了可以赚一笔钱，给自己的姐姐做嫁妆，嫁个好人家，他会更愿意做。这也是自杀炸弹难以遏制的原因之一。”

结果和反应：

一巴勒斯坦的社会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由于以色列以安全为由严格限制巴勒斯坦劳工到以打工，这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失去了作为他们主要收入来源的外汇收入。失业人口剧增。

二造成以色列人伤亡。根据以色列政府发布的数字，2003年1月1日至11月底，整整200名以色列人在冲突中丧生，其中134人死于自杀式爆炸。

三反以宣传深入人心。学校教室的墙壁上写的标语是“以色列有核弹，我们有肉弹”。以色列反恐怖专家罗尼·沙基德曾说：“杀手战士可不是在２２岁的时候去培养的，而是在幼儿园就开始了，所以等到他长到２２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寻找牺牲自己生命的机会。”因为以色列人曾经侮辱过他们的父母，曾经在街道上殴打过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从电视上和街头的宣传栏里得知，烈士的家庭受到怎样的尊重，于是他们想为自己、为家人赢得类似的荣耀。

四恐怖袭击使巴勒斯坦母亲担心失去心爱的孩子。一是怕以色列军队包围她们的家，另一方面，担心自己的孩子被拉进恐怖组织，走上自杀性恐怖袭击的不归路。

为了个人或组织的政治利益，政治家和政治激进组织进行意识操纵，制造各种恐怖和突发事件来吸引或转移公众视线，利用人们对社会安全的基本需要和渴求和对恐怖袭击的恐惧，达到对外威慑、占领和对内夺权、控制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