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印关系，与会者认为：中国与印度处于深刻互动和政策调整的关键时期，相互之间存在政治冷经济热、官方冷民间热等现象。当前，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随着中国与美国力量的接近，印度的杠杆作用上升；随着中国与印度力量差距的拉大，巴基斯坦的杠杆作用下降；相对于印度，巴基斯坦战略劣势日益显著。中印之间存在心态不对称、战略地位不对称、外交节奏和方式不合拍等问题，战略合作基础有被削弱的危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国际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行为体多元化和国际关系形态复杂化的大背景下，中印两国之间不存在全面竞争、对抗的基础和必要性。
关于影响影响中印战略互信的主要因素，与会者认为主要有三大类：一是老因素，主要是边境争端，中巴关系，藏独问题，美国因素等；二是老因素的新发展，如中巴经济走廊，联合国1267委员会名单等问题；三是新因素：中印两国都处于战略上升期，国际舞台上的相遇日益频繁，其中有合作也有竞争与摩擦。杜幼康教授把其总结为“老问题上的新摩擦、旧症结上的新伤疤、新形势下的新矛盾”。
关于促进中印两国战略互信的主要措施，与会者认为：一是，中国应把中印关系问题应该提高到战略层面。中国和印度同时崛起的趋势不会变，印度在南亚和北印度洋地区的地缘重要性不会变，中印同时崛起导致的国际格局变化趋势也不会变。在这种情况下，中印关系同时具有双边、地区和国际意义，关系到亚洲的前景与未来。中国应让现在多方面合作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和关切，加强双方政策层面上的沟通，促进人文领域的交流。二是，中国要准确认识印度对华相关举动的意图。例如，在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印度目前主要反对的是中巴经济走廊，而不是整个“一带一路”战略，最好只是态度消极或抗拒。三是，应促进两国利益融合，来推动中印关系相向而行。例如，可考虑建设“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等。四是，中国对印政策要务实求真，不要求全求大，尊重印度利益与关键，但也不必事事都以印度的态度为必备前提。
关于中巴经济走廊，与会者认为：
一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顺利，中巴两国在具体布局和收益分配方式等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巴基斯坦安全形势总体尚好，但是安保、人文交流、经济园区的建设方面仍存在提高空间。
二是，中巴经济走廊具有深远意义。从短期来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主要是照顾到巴基斯坦国内的发展需要。但从长远上来讲，巴基斯坦经济发展将会增强其抵抗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能力，对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都非常重要。
三是，中巴经济走廊也面临三方面的威胁：国内政治风险是首要风险。巴基斯坦政治力量多元、分散，很难形成一致和高效的动员能力，是可能影响中巴经济走廊的首要因素。非传统安全风险。国际和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经常性干扰走廊建设项目的实施效率，但不会在根本上影响经济走廊的进程。国际因素。印度和阿富汗都有影响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的动机和能力，但尚不是关键性力量。
简而言之，会议认为，中印两国在人文、经贸和投资等方面有进展，在政治和安全领域面临挑战，合作共赢的大基础仍然稳固。同时，在当今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经济民族主义情绪和极端主义思想上升的情况下，中印两国作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国家，必须走到合作共赢的道路上来，对抗的代价对双方都很大。中巴经济走廊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中巴两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状态及效率，外部因素不起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