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01月03日 13: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罗爱玲
欧洲移民危机与全球化困境
——症结、趋势与反思
2016年6月23日，英国通过全民公决做出了脱离欧盟的历史性的选择后，全球掀起了有关英国与欧盟的前途、一体化理论与未来的实践，以及英国脱欧后全球政治经济新格局等方面的激烈讨论。有观点认为，控制移民是这次英国脱欧公投的主要动力。2015年随着大量中东北非难民涌入欧洲，欧洲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难民危机，并引发欧洲以反欧盟、反移民为导向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11月9日，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的所谓民主范本——美国，在大选中打着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旗号的特朗普意外战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赢得总统选举。
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所引发的多米诺骨效应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忧虑，学界也对移民与全球化的关系进行了反思。日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会同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主办了“欧洲移民危机与全球化困境：症结、趋势与反思”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从多学科角度探究了因全球化加速发展导致西方国家经济优势与制度的式微，因移民大量涌入而引起的发达国家内部社会族群的对立与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而连环推至的逆全球化、逆一体化现象，并对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移民治理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与探讨。
一、欧洲移民危机：全球化陷入困境的表征
移民总会不幸成为经济危机的替罪羊，而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蛊惑人心的政客们也都无一例外地把国家所遭受的一切磨难均归咎于外来的少数族群——移民。
全球化时代就是一个移民的时代，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移民活动就成为500年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特征。移民既是伴随国家出现而产生的社会现象，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和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之一。几十年前，日益变得富裕的西方发达国家极力拥抱开放经济与全球化，贸易和投资逐步实现自由化，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由流动。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向西方发达国家出口商品以及它们在发达国家务工的劳动力移民寄回国内的侨汇，也相应地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经济利益。作为移民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和作为移民输入国的发达国家由此共同实现了经济上的良性发展。
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欧洲移民问题居然上升为欧洲优先考虑的三大安全问题之一，2015年的难民危机更是将移民问题推至前台，成为欧洲各国重点解决的难题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障碍因素之一。究其原因，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罗爱玲副研究员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矛盾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一种人口的跨界流动方式，移民除了具有经济属性外，还具有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移民对输入国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还会对输入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广泛影响，欧洲今天面临的穆斯林移民问题即为典型案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国际政治体系下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则，这些主权国家进而构成国际政治体系下的核心单元。因此，由多核心单元的国际政治体系与单一的世界经济体系共同组成的世界体系具有先天性的不平衡特征。不平衡的世界体系既加强了移民活动，又阻碍了移民活动，它导致移民活动从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发展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并逐渐从国内政治蔓延到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领域。而由于民族主权国家的存在所导致的国际经济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之间的失衡，导致欧洲主流社会在穆斯林移民的经济贡献和政治影响方面只关注后者而忽略前者。
诡异的是，这一不平衡的世界体系正是在西方推动下的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由于主权国家概念的根深蒂固，在全球化进程中政治全球化的步伐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全球化也由此远远落后于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在主权国家排他性的主导下，劳动和资本的全球化具有非同步性的特征，导致劳动力的地域化和国别化与资本的全球化形成强烈反差。在移民问题上体现出来的人权与主权的矛盾也很突出，诞生于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二款声明：“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该宣言仅仅将迁出视为一项人类的基本权利，但并没有明确授予一国国民入境他国的权利。移民入境权的缺失为主权国家拒绝接纳外来移民提供了口实。在劳动力的流动性上，以企业家为代表的资本的利益和以工人为代表的劳工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企业主倾向于支持自由移民，而国内劳工集团则倾向于抵制自由移民，这就形成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另一对矛盾。这也是为何在今天的欧洲，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上层社会政治精英欢迎移民，而代表劳工阶层利益的下层民众排斥移民的原因所在。在欧美，中下阶层选民多为低技能工人，他们因为无法适应全球经济与技术革新的新现实而成为全球化的“输家”。这批认为自己处境下滑、或并未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相应收益的全球化中的失败者，成为民主社会中一群“愤怒的公民”，并将怨气发泄在移民身上。深谙此道的欧美民粹主义政客们则利用他们的这种愤怒来作为针对现行政治建制的反叛力量，并大打“移民牌”，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驱逐移民等民族主义和仇外论调为复杂的问题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以此来吸引大量在全球化浪潮中经济条件不断恶化的中下阶层选民，导致在本次美国大选中，高达近60%的中下层白人都将选票投给了特朗普。对于国内“愤怒的公民”和民粹主义者来说，用外来移民作为背书是最好不过的借口了。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与民族主权国家体系之间所存在的相背离的矛盾关系，构成了全球移民治理的结构性难题。它使得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之间难以构建系统而有效的合作机制，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唐慧云博士认为，全球移民治理失效的原因在于，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移民、难民治理方面缺乏系统性的战略规划，从而导致全球移民治理的连贯性、综合性和全面性严重不足。当前欧美各国的移民治理均面临两难困境，以围堵为主的治理路径难以奏效，采取疏导的政策因国内压力而困难重重，可以想见，只要失衡的全球化得不到纠正，全球移民治理的困境将继续存在，未来移民问题仍会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并继续影响国际秩序。
二、资本主义危机下的族裔认同政治与民粹主义
丧钟为谁而鸣？族裔政治认同和民粹主义的出现预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来临，世界进入了一个“无秩序的新时代”。
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这两场足以震撼现存世界秩序的“革命”，表明了在资本主义危机下，认同政治取代了经济政治占据了主导，以族裔或族群为边界的文化及认同政治成为当下贯穿世界动荡事件的共同主线。在美国，特朗普利用了中产阶层及劳动阶层对移民的担忧以及对美国逝去时代的文化怀旧，利用了人们对政治正确的愤怒，尤其是对精英阶层和主流媒体的愤怒，最终，同英国脱欧选票一样， 族裔认同政治战胜了经济政治。
关于族裔认同政治，上海同济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王传兴教授认为，作为移民国家，族裔始终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议题。美国族裔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认同问题，而国家认同问题的核心，则是对盎格鲁-清教文化的认同。纵观美国历史，其民粹主义运动总是与敏感的族裔政治缠结在一起。在美国建国之初，其宪政制度设计中就隐含了民粹主义的精神实质，随后，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经历了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冲突下的民粹主义（19世纪60年代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体制性弊端导致普遍性财富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民粹主义（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传统的财富分配不均加之全球化背景下底层劳工阶层的日益边缘化所引发的民粹主义三个重要阶段。
美国民粹主义传统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经济上的进步性和种族上的保守性相互交织，美国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运动都是白人为自身利益而发动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潘亚玲副研究员进而指出，中长期的美国族裔人口结构变化和短期的美国经济困难是民粹主义政客特朗普当选、美国政党重组的重要因素。自冷战结束以来，族裔问题从三个方面推动了美国政党重组：一是以族裔群体划界的政党认同正变得日益界线分明，大大加剧了美国既有的政治极化特别是政党极化。；二是通过少数族裔团体的回流聚居，催生了新的选举人口地理，日益增多的少数族裔人口总体上更加认同民主党，白人特别是白人中产阶级的政党认同总体上倾向于共和党；三是极端化的移民立场正突破美国传统的“政治正确”，推动“边界战争”愈演愈烈，美国正从“种族熔炉”演变为“族裔战争”。特朗普当选很可能终结既有的政党重组进程，同时开启新一轮政治重组，进而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美国政治生态。导致特朗普当选的诸多原因中，围绕少数族裔展开的政党重组有着重要地位。可见，所有的民粹主义者都抓住了一个最重要的导火索：移民问题。相对于经济问题，对国内日益增多的移民和难民的焦虑才是英国民众脱欧、美国选民选择了特朗普的最大动力。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徐明棋研究员认为，民粹主义代表了一种政治环境，特朗普当选反映了美国精英阶层与下层百姓的尖锐对立，对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产生了一定冲击。如今无论传统企业还是科技创新企业都脱离不了金融资本的操控，即便Facebook和微软等科技型企业都变成了一种金融资本，美国金融资本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致，几乎无法运转，而普通大众却并未享受到金融资本的好处，从而导致少数族群等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矛盾尖锐，民粹主义在新时期就充分利用了科技力量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新媒体、自媒体政治动员力量的上升表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已丧失生命力，当前正处于社会动荡并重新组合以及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
鉴于极右翼政党和民粹主义对战后创造出大量财富和繁荣经济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造成的威胁，整个国际社会必须齐心协力，尽快造出应对之策。对于因经济因素而泛起的民粹主义，应该通过完善再分配政策，尤其是教育，来更好地分配全球化的收益；而如果因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引起的仇外心理是关键，则解决的办法就会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
三、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停滞
卢梭早就提示：“任何进步同时会是一种退步，都有负面影响”。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扭转，当前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只是其中途遇到障碍、进行的一场修整而已，暂时的停滞只是为了更大的进步。“逆全球化”并不代表全球化的停滞，只是表明了民族主权国家利益重新参与全球化，资本、人员、商品和思想依旧会持续不可阻挡地在全球流动。
作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关系可谓相生相克，两者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排斥，关键看全球化的进程是否顺利。在全球化顺利时，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当全球化遭遇危机时，区域化就会成为全球化的阻力。欧盟当前遇到的移民与难民危机就成为了欧洲一体化的一个阻碍因素，也是英国选择脱欧的安全考量因素之一。
英国“脱欧”是全球化过程中反全球化力量的体现，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兴起的表现，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缺乏全球治理结构的表现。但无论如何，全球经济一体化还是基本面，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反映出，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已经缺乏与之匹配的全球治理结构来应对诸如欧债危机、移民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等全球性灾难。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是创造更多的全球化，而是确保目前的全球化让全体公民受益。经济全球化一旦深入，就会产生越来越高昂的政治成本，就需要对国际政治体系结构进行改革，需要引入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以推动全球化的继续前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受阻就是一个鲜活的案例，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伍贻康研究员就认为，在2008年以前，欧盟一体化进程基本一帆风顺，可谓全球区域一体化的楷模，成员国不断扩大，一体化领域不断深入，但自2008年以来，欧盟就陷入严重的多重危机中，未来3至5年内将会是欧盟的最困难时期，如今的欧洲呈现一派衰败的景象，欧盟的凝聚力、向心力下降，欧盟28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与之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肇始于1973年英国加入欧共体之际，此后几乎所有后来加入欧盟的成员国更多都是为了搭上欧洲一体化的便车，加入欧盟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动机更多于对理想主义信念的追求，因此这些国家在遇到危机后便后退萎缩，比如英国的公投脱欧。在欧债危机、大量难民涌入欧洲、欧洲社会内部过度伊斯兰化等叠加的社会经济危机冲击下，欧洲民主国家所崇尚与自豪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全球化的优势均遭到史无前例的挑战。未来的欧盟必须与时俱进，寻求新的动力，重建新的体制机制。
针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成员国入盟动机问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则认为，部分成员国加入欧盟的机会主义动机问题，到底是一个普遍现象，还是仅仅为一个个案，非常值得研究与商榷，因为当前欧洲面临的移民、难民危机，对于欧洲一体化来说也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契机，英国的脱欧反而能促使欧盟更好地推进安全方面的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也会与欧洲首谈安全防务方面的合作，或者推行一种具有差异性的一体化。纵观欧盟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每当经济下滑时，欧盟内部的排外情绪就会上升，则一体化进程就减速，反之，一旦经济回升并进入繁荣轨道，欧盟内部的左翼力量就会加强，则一体化进程就会加速，欧洲一体化具有一定的基础，只要经济复苏，一体化还会重新推进。在当前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和难民危机之时，主张排外的民粹主义力量得以上升，民粹主义主要的反抗对象就是大政治家，比如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作为一个很好的危机管理者，在关键时刻替所有的欧盟成员国做出了处理难民危机的政策决定，德国唯一应该反省的是，在难民潮再次涌入时，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难民营的安置上。欧洲难民危机的深层次根源还在于以美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的不当干预。正是因为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政治乱象才导致大量难民与非法移民的产生，但最后的结果却由德国来承担。就主权与保护的责任、主权与人道主义干预的关系来说，保护的责任比人道主义干预更加规范化，它强调了联合国的主体性与领导性，可以作为主权的一个补充，关键是如何落实具体的实施措施。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金应忠研究员对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的趋势做了总体性把握，认为国际社会出现了四个空档期，首先表现为各种危机冲突频发的高发期；其次是新理论、新理念的空白期，自21世纪以来，欧美等西方国家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引领世界的新思想、新理念；再次是传统政治操作的失控期，西方自由民主衰败，政治正确已不得人心，百姓大众的情绪失控，上层精英无法了解草根阶层的想法，民粹主义思想重新抬头；最后是大变革的窗口期，在新的全球治理结构形成、全球治理模式定型之前，这个大变革的窗口期会存在较长时间。
伍贻康研究员最后指出，移民活动是几百年来人口交流、人员流动的正常现象，但现今为何会在欧洲演变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政治与文化安全问题呢？移民、难民问题为何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欧洲难民危机在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秩序混乱的关键时期尤其具有偶发性和突发性，再加之媒体的炒作，因而变得尖锐化，这一问题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难民危机再加上本已存在的移民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难以解决的安全问题，它会造成人口结构的变化，美国的“人口拉美化”现象已经显现，人口结构变化在欧洲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尤其欧洲的伊斯兰化问题将会是一个影响欧洲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政治生态甚至国家性质变化的严峻问题，欧洲到了必须与时俱进更新换代的关键时刻。难民的安置问题是当前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在欧盟一体化进程出现了问题的欧洲，难民安置问题成为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权，因此难民的安置必须欧洲各国相互协商、达成一致才能完成。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