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是人们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期望。观察学界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有学理支持的预测并不多见。特别是重大热点问题，诸如中国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伊斯兰国”的蔓延态势等，很少有学者能够从学理角度提出明确的论断。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国际关系研究到底能不能做出预测？如果能预测，能做出怎样的预测？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三种理论方法进行预测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预测，既可指国际互动的大趋势，又可指影响事态演进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还可指具体事态发生和变化的可能性。预测方法大体上有三种，即理性主义演绎、经验主义归纳和基于传统主义的判断。
运用演绎方法，就是从既定前提出发进行推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演绎推理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几种主要的体系理论，都是从既定的大前提出发推论国际互动的属性与趋势。例如，古典现实主义从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自利本性出发，推论出国际政治具有冲突属性。就微观层面来讲，研究者的推论主要是就具体事态的演进寻求答案。例如，博弈论研究以互动各方都是理性行为体为前提，根据不同政策选择的不同收益，能够就各方最有可能的决策组合进行推论。
运用归纳方法，是通过探求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说明决定未来事态的动因和影响因素。这种研究所得出的是具有概率性的结论，能够表明一定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例如，运用回归分析探求民主和贸易因素对和平的相关性。
进行传统主义研究，是基于历史哲学思考对国际互动的未来走势进行判断。例如，英国学派通过历史研究解读出了霍布斯主义、康德主义和格劳秀斯主义三种传统，认为它们分别对应于“战争状态”、“人类共同体”和“国际社会”。按照该学派的解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的互动问题上，国家会受到不同的主导因素的影响。
从以上三种研究模式看，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预测，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对互动结构的定性，指出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二是基于对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的判断，揭示要注意的重大影响因素。这样的“预测”，基本属于理论研究的范畴，阐释的是影响国际互动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例如，权力、制度和观念是常被关注的影响因素，而安全困境、制度合作和身份认同等则是被阐释的因素作用机制。类似这样的研究，可以指导人们把握思考国际问题的大方向，探求国际互动的原因与结果，但通常并不承担做具体预测的使命。例如，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会周而复始地形成均势，但并不指明什么时候会形成均势。即使是与大理论研究不同的“假设—检验”式研究，在多数情况下探求相关关系，目的也不是预测而是解释影响进程的主要因素。对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探求互动机制与进行具体预测是两回事。
具体事实能预测吗？
从学术研究角度讲，要做出准确预测，就要搞清楚导致事态的主要因素。要阐释这些因素，第一，研究者必须知道决定事实进程的全部因素。如果遗漏了必要或充分条件，那所做预测就会有不确定性。第二，所有因素的作用机制都必须搞清楚。如果有一些因素的作用机制不可以观察，或者不可以解释，那所做预测也会有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来讲，研究中的不确定因素越多，学理基础就越薄弱，猜测的成分就越大。而要满足上述的条件进行严谨预测，却又有两类认知障碍难以克服：一是观念性因素不能直接观察，二是复杂的系统性因素难以解释。
观念性因素是指人的意图。在国际互动中，行为体的行为都有观念作为指导。如果研究不能搞清楚其内在的观念性因素，就不可能进行准确预测。由于观念性因素不能直接观察，只能根据相关文本进行主观诠释，因此要做出判断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在很多时候，人们只能依靠与学理分析无关的猜测。
正因为国际关系事实都有意义，因此运用科学方法进行预测存在不能克服的障碍：国际关系进程并不是纯客观进程，主观因素始终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定量研究探求的相关关系，说明的只是可以观察的客观因素间的关系，主观因素实际上被排除了，或者被假定保持不变。事实上，决策者的观念是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对华观念的改变，80年代戈尔巴乔夫对西方观念的改变，都对事态的改变起了关键性作用，而这种变化是不可能用科学方法进行推断的。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影响预测的系统因素是指国际关系事态或进程都具有复杂的构成，不是单一原因的结果，也不会只产生单一结果。对这种系统因素做出解释，就需要说明各种单一机制的作用以及它们所形成的合力。这种合力作为系统效应的体现，是难以进行观察与解释的：一是构成合力的要素难以穷尽；二是合力的形成机制难以解释。例如，中美关系的演进就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研究者很难判断这些因素的全部构成和它们之间的互动机制。
要正确看待预测
正因为存在这两方面的障碍与困难，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预测是有局限性的。研究者进行理论命题的演绎、经验事实的归纳和历史哲学的判断能够提供有关国际结构与宏观趋势的解释，指导人们关注影响局势的主要因素，但基本上不可能做出有严谨学理基础的具体预测。正如对于冷战的结束，学者原本就不可能做出预测一样，诸如中东北非乱局、欧洲债务危机等也很难事先推断出来。从这点来讲，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应当有正确的认识，不应该要求国际关系学者承担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认为学理性研究与具体预测完全不相关也是不对的，因为二者实际上有密切关系，即学理研究越深入、越精细，人们在此基础上对未发生之事的推断，其中的猜测成分就可能越少。反过来说，让学理研究更贴近现实，包括进行具体问题的预测，对学理研究本身也是促进，因为这样做可以对理论进行检验，并提升其决策应用价值。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