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13 06:36 来自 外交学人 澎湃新闻网
束必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
上个世纪，由于国共内战、美苏冷战以及中日领导人从地区、两国关系大局的考虑等因素，双方在处理中日近代沉重历史方面没有进行过彻底的清算，造成历史和解的根基极为薄弱。尽管中日在国内层面对历史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教育与反省，但因缺乏双边互动沟通而无法形成共同的历史认识，这就造成中日两国在对待那段历史时都存在着选择性、政治性的解读。南京大屠杀即是如此。
日本国内总是存在着否认、美化抑或为侵略辩护的声音，典型的是将南京大屠杀视为南京事件，降低其施害暴行的程度，否认中国提出的30万死难者的规模，并指出中日之间当时没有正式宣战，故此日军屠杀战俘可以不受国际法制约。他们将屠杀中国军人的理由编造为，当时许多中国军人换成平民的服装袭击日军，日军倍感恐惧而采取的不得已行动。如今，他们将大屠杀纪念馆视为反日宣传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渲染对日仇恨的场所。
然而，这些论调掩盖了日本对历史真实的反省，却无法掩盖日军在南京展开的屠城行动这一铁的事实。对遇难者的认定，只是对南京大屠杀暴行整体认定的一部分，并不影响南京大屠杀事实的存在，更不会就此抹去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日本不应该纠缠于具体数字以及编造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种缺乏对待历史负责任态度的做法只会损害日本的和平主义国际形象，难以成为在地区内为中国所接受的“正常大国”。同时，还会加深日本国民与中国国民情感上的对立与不信任感，这种情绪一旦遭遇中日现实矛盾时极易引发对抗甚至冲突。
日本总是强调，中国应该积极看待战后日本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但日本也应该清楚，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在侵略对别国和本国造成严重损失和伤害进行深刻反省之上的。也就是说，正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破坏性奠定了战后日本选择建设性和平主义的道路。日本对待历史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别国看待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
因此，日本应该以“习安会”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为契机，继续在中日政治关系趋于改善的大环境下，借此次中国开展南京大屠杀公祭日活动，积极推进中日历史和解的进程，向中国及国际社会展示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正确立场。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取信于邻国及国际社会，从而消除之前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不当言论给日本国际形象造成的损害，为中日关系的持续改善注入积极正能量。
南京大屠杀理应成为中日共同的历史记忆，也应该由中日来共同纪念，以此来抚平中日间的历史创伤。先前，每年的纪念活动都会有来自日本各界的友好人士前来参加，但日本政府层面则相对消极。今年，我国将该纪念活动上升至国家公祭日，表明国家对于和平的珍惜、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战争的警醒。鉴于此，中日之间可以进行沟通，探讨在官方层面开展共同纪念活动。
如此做法对中日关系发展有多重益处：向两国民众展现中日领导人有能力、有决心处理好历史问题，从而将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使双方国民感情趋于理性和亲近；也可以向地区及国际社会表明，中日将继续推进“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支持对方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共同开展纪念活动是为纪念逝去的生命，也是承诺秉持中日永不再战、世代友好的精神。
此外，中日双方可以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史料挖掘、研究与展示布局等方面进行协调与沟通，将其建设为中日共同的历史遗产来保存。同时，纪念馆的建设也应与时俱进，即不只是过去惨痛历史的展示，也应记录战后日本正确看待历史的事实，包括日本战后对华忏悔、谢罪的老兵，日本领导人就日本战争罪行进行公开道歉的讲话，以及致力于推进中日和解做出贡献的日本人的事迹，这在告诫国人铭记战争惨痛的同时，也能够看到日本政府对于所犯的历史错误有过悔悟。关键是这有助于争取日本国内民众对于大屠杀纪念馆的正确认识，消除他们对于纪念馆的偏狭式认知与误解。
至为重要的是，呈现给世人一个相对丰富、平衡、理性且具有丰富史料价值的纪念馆，使之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场所，为中日最终实现历史和解奠定民意基础。新时期，中日如何处理历史问题，考验着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