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1日 15:2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自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方面的转变远不只体现为战术上的概念翻新，更体现为战略上的主动塑造。面对美国近年来的频频战略牵制，中国这次通过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这一主场外交，开始打一场战略上的“翻身仗”。
美国在亚太实施围堵
经济是APEC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近些年来外交的优势所在。中国的崛起形成了巨大的国内市场、门类齐全的生产能力以及日益雄厚的资本，借助这些优势，中国的经济外交在亚太甚至这个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周边，一种“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战略格局早已隐然成形。
但是，美国并不满足于自己在政治、安全领域方面的战略优势，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开始试图利用其战略优势固化其经济方面的领导权。美国不但对于提升中国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投票权的承诺迟迟不予以兑现，还试图通过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成立一个高门槛、小范围的自由贸易区。这表明，美国对中国崛起有了更大的战略警惕，不但阻碍中国在既有的世界经济治理结构中获得更大的份额，而且还试图通过新机制、新规范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
新举措为亚太注入新内涵
面对美国的“前堵后追”，中国不得不进一步发扬自己的经济外交优势（提出“一带一路”构想，推动互联互通等），试图在地区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径，如倡议建立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而APEC峰会在中国的召开，则为中国落实并提升这些设想提供了平台。峰会的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中国的种种举措与动议，为这种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具体来说，中国取得的进展主要包括：
第一，通过建立丝路基金，落实“一带一路”构想。在本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习近平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宣布设立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随后，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批准了《互联互通蓝图》，确立了在2025年前实现加强软件、硬件和人员交流互联互通的远景目标。这意味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已不只是中国单方面的构想，而是成为亚太国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第二，加快推动双边自贸区谈判，化解TPP对中国的挑战。就在APEC峰会召开之前，习近平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举行会晤，双方共同确认中韩自贸区协定完成实质性谈判。中韩自贸区谈判于2012年5月启动，是我国迄今为止对外商谈覆盖领域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在几天之后的G20峰会期间，中澳宣布签署了实质性结束FTA谈判的意向声明，从而使得历经9年的“长跑”接近尾声。这些协议的签署，意味着在TPP尚未到来之前，中国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三，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进一步深化目前的贸易规则与体系。峰会决定启动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了《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决定开展亚太自贸区联合战略研究，建立亚太地区自贸信息交流机制，制定自贸区能力建设行动计划。亚太自贸区构想提出已久，但近些年美国的态度并不积极。这次中国主动发力，使之成为这届APEC峰会的核心议题，有利于打破当前地区自贸安排的散、乱状况，有力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探索共赢之路
对中美两国来说，最重要的可能不是在两个梦想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尽量做到对接与共存，APEC期间的习奥会即说明了这种合作的必要性以及可能性。会前，美方宣布放宽中国公民的入境签证。峰会期间，尽管两国领导人行程高度紧张，还是接连进行了多场不同形式的会晤，并就应对气候变化合作、重大军事行动通报、反腐败、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方面达成多个协议。这种接触与相关协议本身就表明，尽管两国梦想有所不同，但都不准备来一场梦想之间的对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方还承诺尽快完成对2010年IMF份额和执董会改革方案的国内审批。美国可能意识到，如果继续拖宕，那么将进一步“另起炉灶”，由此可能导致的分裂甚至对抗，是美国自己也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两国的战略互信仍然脆弱。就在气候变化协议达成之后，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即放言要否决该协议。考虑到美国国内当前的政治生态以及一些人对气候变化的认识，该协议要获得国会支持可能难上加难。另外，美国一直习惯两面下注的战略。它在与中国谈合作的同时，也会同样准备进行竞争甚至对抗。可以预计，APEC峰会之后的美国会更有紧迫感，它主导的TPP可能会加大推进力度。事实上，正是在稍后举行的G20峰会期间，美日澳三国首脑即开会讨论推动TPP谈判、亚洲领土纠纷问题。这些战略动作指向的矛头仍然是中国。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日本。在APEC峰会期间，中日首脑会晤虽然实现破冰，但“冰块”碎裂之后仍然寒气袭人。两国领导人会见之前，双方达成四点共识，其中提到“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然而，首脑会谈刚刚结束，日方外相就宣称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关于“不存在领土问题”的立场没有变化，为刚刚有所解冻的中日关系又浇上一盆冷水。所以，中日达成的四点共识能否成为重启双边关系的基础，目前尚有疑问。而且，还要看到，中日关系的根本矛盾不只是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更根本的是日本面对中国迅速崛起的“落后”焦虑。为了避免中国主导东亚事务，日本“拉住”美国、挑动东盟的战略不会改变。即使四点共识得到遵守，中日之间的战略分歧也不会因此而根本缩小。双方的战略博弈也将通过其他形式来持续。
最后，中国周边国家在面对亚太梦时，也有一种两面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希望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快车。通过互联互通、“一带一路”，这些国家能够得到不少的实惠。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也面临所谓的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问题。一些国家可能担心中国未来政策与走向的不确定性，或是对中国崛起对未来地区秩序影响的不确定性表示担忧。特别是那些与中国有着现实争端的国家，可能不愿意对中国依赖过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人员与技术在这些国家越深入，可能触发的矛盾就越多，以前一些项目的停摆就是前车之鉴。中国如何在进一步推动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战略中克服这些问题，仍然是一个挑战。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