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大屠杀记忆与美国外交》

中文摘要

基于记忆的观念和情感，影响相关群体界定自身身份和利益，塑造社会政治行为的意愿，并为社会政治运动提供意义架构和动员的工具。因此，集体记忆在政治中存在战略性价值。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时代，集体记忆以话语政治的形式广泛渗入软权力的争夺之中。政治家和活动家也经常对集体记忆加以利用甚至滥用，以推进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议程。

大屠杀记忆，以一种“忆恶(纳粹主义)颂善（美国信条）”的方式，成为宣扬美国优越论的重要工具,也成为美国犹太人以及更广泛的美国社会塑造和表达美国认同的重要途径。

大屠杀记忆影响了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发展。弗罗姆、阿伦特等犹太裔旅美知识分子关于欧洲大陆政体的研究，对推动“极权主义范式”在美国的兴起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理论范式从其建构的依据、方式和内容上都明显打上了大屠杀记忆的烙印。

大屠杀及其留下的记忆，从根本上改变了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道义资本的分配，以及互动交往的方式。美国主流社会对犹太人充满愧疚和同情，决心与过去决裂而改过自新，他们对犹太人已经多少丧失了道义批判的勇气，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补偿意愿。而力量已经变得强大的犹太人，则因为悲情记忆而充满恐惧，愤懑不平，并要求为历史上的冤屈获得补偿，而且时刻准备对来自任何地方的危险做出非常强烈且决绝的反应。由此，大屠杀记忆在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内聚、富有战斗精神的亲以色列政治势力，而且还获得了许多基督徒的同情和支持。另外，大屠杀记忆还为亲以势力提供了意义架构和动员的象征及工具，提供了用以压制对以批判的强大舆论武器：“反犹主义”标签。当今以色列对伊朗核危机的认知和强硬政策，也是在大屠杀阴影下生发的。     

美国的大屠杀记忆除了体现犹太民族主义的诉求和认同，它也有表现和弘扬美国价值观的一面。它通过塑造敏感化的行为体，提供意义架构和动员的工具等多种方式对战后美国的人权外交产生重要影响。那些承载了大屠杀记忆的幸存者群体、教研群体最容易认同并投身那些即有助于捍卫犹太人安全和利益，又符合美国价值观的人权事业。

大屠杀记忆和教育还在 20世纪末期以来成为美国新干涉主义的重要社会文化动因。从90年代“人道主义干预”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再到21世纪初反种族灭绝倡议网络和草根运动在美国的初步形成，大屠杀记忆成为美国重新改造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以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的重要动力之一。与大屠杀相关的事物和语汇，也由此成为强有力的象征，可以借此动员支持者，妖魔化敌手，并将一场人权运动渲染成善与恶的战斗。类比或借喻大屠杀，是一些活动家推动美国域外干预时进行意义架构和运动动员的有效工具和常用范式。大屠杀幸存者群体和组织，以及受到大屠杀教育影响的人权，也是美国“反种族灭绝”倡议网络主要社会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