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官兵遗属成立了遗族会，并形成了所谓“靖国史观”。他们认为二战是在英美帝国威逼之下不得已而发动的自卫战争；军人是为国家而英勇牺牲自己年轻生命的。而日本首相为换取遗族会的支持与选票，不顾周边邻国反对和国内正义呼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
安倍悍然参拜靖国神社，让他背后的推手“遗族会”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中。事实上，这一组织的左右日本政坛的能量远不仅如此。揭开“遗族会”面纱，对了解日本政治现状大有裨益。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凋零，民生艰难。许多官兵遗属成立了许多遗族会，以遗属间的救济与互助为主要宗旨。1947年11月，日本厚生联盟成立，并于1953年3月更名为财团法人遗族会，会员人数最多时达到800万左右。
战败初期，遗族会内部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政治家的国策错误而发动的战争，战死军人是被迫牺牲的。他们的遗属有权“争取国家的抚恤金”。
1951年日本成为“独立”国家后，遗族会开始将“彰显、慰藉英灵”作为活动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军人为国家而战却死得毫无价值。即便获得了政府的抚恤金，遗族们还是无法得到社会的尊重。希望在国家层面挽回战死军人的名誉，并竭力寻找赋予战死军人的正面意义。
于是，遗族会采取的方式就是对历史重新审视和解读，形成一套新的历史观，即战争是在英美帝国威逼之下不得已而发动的自卫战争；日本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将英美帝国赶出亚洲的民族解放战争；军人是为国家而英勇牺牲自己年轻生命的。这种史观也就成为国人所熟知的“靖国史观”。
随着遗族会日益强大，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使得其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不断扩大。1956年，遗族大会正式决定将“推动靖国神社由国家护持”作为活动方针，此后联合自民党向国会提出《靖国法案》，以推动靖国神社的国有化，但因违反战后《和平宪法》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而无果。
基于此，遗族会便开始调整方针争取“促成首相以及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在遗族会章程中，第一条就是“彰显以及慰藉英灵，促成首相以及阁僚参拜靖国神社”。战后首相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和森喜朗均担任过遗族会会长。这使得遗族会可以利用政治家的权力扩大其影响力并实现其歪曲、美化历史的野心，而这也符合自民党抛弃历史包袱，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目标。
在遗族会的积极推动下，自民党在1980年的选举中打出实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的口号。1981年4月，311名议员组成“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会”。以2013年为例，有166名国会议员参加春季例行大祭，创下1989年以来人数最高记录。秋季大祭中，有159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总务大臣、政调会长、官房副长官、首相辅佐官等现任政府高官。
日本首相更是为换取日本遗族会的支持与选票，不顾周边邻国反对和国内正义呼声坚持参拜。以小泉纯一郎为典型代表，其执政期间每年都会参拜靖国神社，以维持其较高的执政支持率。安倍首相为前次未能参拜痛恨至极，再次执政后的暧昧态度助长了日本政界参拜靖国神社的保守气氛。
遗族会在其错误史观中融入和平的理念，以迷惑误导日本国民接受，宣扬正是军人的牺牲带来了今天的和平，将沾满亚洲人民鲜血的军国主义者塑造为创造日本和平的伟大贡献者。这种为了自我慰藉而构建的靖国史观完全歪曲历史客观事实，不但是对亚洲受害国人民的侮辱和伤害，也是战后日本没有彻底清算那场错误战争而遗留的毒瘤，成为日本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发展的障碍之一。
其实，日本遗族会成员众多，成分复杂，大致可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朴实的和平主义者。这类遗族群体认为，先辈是因国家错误政策而牺牲的，却要承受千古骂名，实属不公，希望国家“给予死去的家人尊严”。
同时，战争年代，被征男子与父母分手时预感到“可能永远不会再见面”，会悲情地喊出“在靖国神社见面”的话语。他们的遗属憎恨战争，追求和平，参拜靖国神社是为和亲人见面。这些遗属中，就有一些不满被政治操纵而选择离开遗族会的正义人士，在各地成立以“反省战争责任，实现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和平遗族会”。
另一类遗族群体则是以战犯后代和极端右翼分子为代表的人士。如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次子东条辉雄、孙女东条由布子，板垣征四郎次子板垣正和平沼骐一郎样子平沼赳夫等，他们不但篡改美化历史，为日本侵略辩护，还否认甲级战犯审判的正当性，对“分祭”持反对立场。
因此，对于第一类遗族群体，他们参拜并非意在反华，更谈不上军国主义复辟，倒是第二类才是值得警惕，特别是与右翼政客“合流”可能将日本再次拖上军国主义的老路，给日本和整个亚洲邻国带来灾难。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上海观察》2014年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