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外交的最大亮点应该是中国周边新政。中央专门就周边外交召开座谈会，七大常委全部出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动作。尽管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文件中，一直有“周边是首要”的提法，但“首要”到如此程度，可能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
此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与李克强总理先后访问了东南亚地区，并提出诸多重大举措，如倡议签订中国东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加快中国东盟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等，可以看出周边在中国外交整体中的地位确实有了重大提升。
对周边的重视，自然离不开近几年来中国周边环境逐渐吃紧的大背景。在美国战略东移的大背景下，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等先后再次浮出水面，中美博弈、地区争端夹杂在一起，中国的周边外交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中国以前的外交思路中，美国是重中之重，中美关系搞好了，其他难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目前，中国对美重视程度未减，但应对思路却有所变化。就以中美在东亚的博弈为例，中国现在显然更多地意识到，只有强根固本，发展好与周边的关系，才能在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以前我们可能认为解开周边困境的钥匙在美国手里，但现在可能更多地认为要通向美国，就绕不开周边。
外交新政还不只是体现在对周边的重视程度上，有关周边外交的一些新概念也让人耳目一新。如亲、诚、惠、容，如提出与东盟建立命运共同体。仔细揣摩不难发现，除了言词与概念上的翻新外，中国周边外交在理念与风格上也有不少创新之处。
第一，突破战术化思维，增加战略视野的指导。这些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基本上延续了邓小平时代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大政方针，主要工作多体现为实现此一方针而做出的战术化努力。当前，这一方针仍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但加入了一些面对未来的战略视野。例如，习近平提出周边外交要以实现“两个一百年”为目标，这就意味着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目标视野拓展到了2021和2049年。有了较长的时间向度，外交工作自然也就不必求一时胜负，可以超越具体事件，从事更加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我们提出的与东盟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均可属此范畴。这些项目事在当下，但利在长远，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向度才能看出其效果。
第二，致力于摆脱被动因应的局面，强调主动布局，谋势在先。以前的外交带有更多的刺激-反应式色彩，主要奉行的是一种危机管理，即在问题出来后及时有效地应对。在此种思路主导之下，中国外交固然颇有成效，但仍不免于疲于奔命、受制于人。而此次通过习、李的外访，中国在政策目标上的主动设定（提出命运共同体），以及在重大举措上的主动出击（2+7合作框架等），都体现出中国试图摆脱以前被动因应的困境状态，掌握外交主动权的姿态。
第三，从更多地强调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变为更多地强调以国内经济推动中国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强调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大局，一直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此一目标迄今未变，但现在更多强调中国发展要惠及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要提供更多的经济手段与资源为周边国家服务。例如，中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强化与泰国的高铁合作，中国的资金、技术能够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表明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后，对于运用经济手段惠及、影响周边国家有了更多的自信。
第四，道义的色彩较前更加明显。道义一直是中国外交比较重视的一个维度，如平等、互利一直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原则。但是，当前有一些以前没有过的新提法，如提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强调更多地照顾一些国家，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个“多”字，体现出中国愿意以更加克己、施惠的态度与周边国家相处，体现出一个仁义大国的风范。
以上种种，可称之为中国外交的周边新政。当然，新政策、新举措的提出还只是一个开始，其落实程度不但取决于中国的主观努力，还要取决于周边国家的态度、相关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周边有着重要利害关联的美国）的反应等客观因素。
文章发表于《东方早报》2014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