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托克维尔对欧洲革命和改革的认知
复旦大学的李宏图教授将《大革命与旧制度》放在更广阔的欧美革命和改革的浪潮之中加以解读。托克维尔深刻反思了1789年至1848年间欧洲三次革命的爆发原因及其后果，认为权贵特权体制的封闭性和弱势阶级的无权地位，导致社会失控，共识不存，进而导致反对旧制度和特权等级的“多数的暴政”。对于中国今天的改革和发展的现实而言，托克维尔在1848革命后写就的《回忆录》更有启发性。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形成一个工业社会，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等。但工业革命也导致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剧烈变动，社会分裂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如何在社会差距迅速拉大的情况下维护无产阶级的权利，在发展中避免社会大冲突，实现社会有秩序地成长，这是托克维尔在反思1848年革命时试图解答的问题。他主张通过限制自由来拯救自由，限制有产者和市场的自由，让无产阶级进入权力体系，分享发展成果，从而保障现代文明的基础。在托克维尔看来，身份平等和民主社会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他主张权力开放和利益分享来避免社会大冲突，实现有秩序的成长，可谓当今“第三条道路”的先驱。对于中国而言，托克维尔注重深入了解民情，制定与人民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政策，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立法者和决策者必须通过深入了解纷繁复杂的民情、民意，找到一个各阶层的均衡点。
上海师范大学的洪庆明副教授则重点解读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关于法国旧制度的结构和特征的分析。托克维尔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归结于行政官僚体系中央集权与残存的贵族等级制的结合。行政官僚体系的中央集权化与大革命前法国传统的贵族特权体系存在矛盾，也与当时日益开化的民智和舆论产生了冲突。而共识的缺乏、权贵的阻梗和体制的惰性共同导致法国改革尝试的失败。
复旦大学的张智副教授则从重点考察了关于托克维尔思想的历史编撰学，指出旧制度本身是一种需要加以深入了解的历史现象，对其理解不可意识形态化。托克维尔关于大革命前法国经济繁荣、少数人拥有特权、旧制度下各阶层之间形成僵化的结构、旧制度和革命是欧洲特有现象等观点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
潘兴明教授则以托克维尔的《贫困问题浅论》为例，说明了托克维尔对贫困问题的观点。在文中，托克维尔批评济贫制度的弊端：第一，造就懒人；第二，造成社会犯罪；第三，贫民的状况极其恶劣；第四，社会流动性严重受阻等。
二、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及其政治哲学
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反思和保留是与会学者主要探讨的一个话题。华东师范大学的沐涛教授认为，需要将托克维尔的思想放在西方民主思想的演变之中来认识。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实践促使托克维尔深入反思民主。一方面，托克维尔视民主为历史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他也发现民主存在弊端，容易产生多数人的暴政；民主与自由可能出现矛盾。因此，托克维尔推崇通过改良而非革命来实现有序的民主化。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张茗副研究员解读了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内在逻辑。托克维尔认识到了民主存在多数人暴政这一歧途，而自由则是民主的救赎力量。复旦大学的任军锋副教授则将“托克维尔热”放在30年来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解读。在以前中国思想界，造反者气质占据了主导地位，推崇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而“托克维尔热”体现的是中国社会新出现的“立法者”气质的主导性，托克维尔的著述重在讨论现代化、民主化浪潮下的社会平等问题。将“托克维尔热”与中国革命的可能性问题相关联，是对托克维尔的一大误读。上海社科院的盛文沁博士则强调了托克维尔在政治分析中开创性地运用了社会学分析方法，受到许多学者的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