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的儒学发展思潮》引论
二十一世纪全球文化发展趋势仍旧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全球化、国际化将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全球化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加剧了对世界发展中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根源性的“同质化”，民族文化日益被放于跨民族的文化网络之中，导致其民族性的日益淡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甚至会造成文化的消亡。
若说到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学”无疑是跃出的第一个词。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了多个部分，并各自有其特点。对此，牟宗三曾说：“察业识莫若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1]汤一介曾说：“如果没有儒家，那么中国文化传统就可能中断；如果没有法家，那么中国文化就不可能突破；如果没有道家，中国文化就不可能那么丰富多彩，富有启发性。”[2]但是，他们的言论中也凸显了对儒学的重视，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价值观形成的源泉和树立的主体，是中国文化悠长的保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虽不拘限于儒家，但是“中国传统思想，以儒家为主干”。[3]钱穆曾说：“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骨干，此义人人知之。盖儒学本于中国文化而孕茁，自有儒学而中国文化亦遂发扬光昌而滋大。儒学本于孔子，然孔子曰：我好古敏以求之。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称之曰：孔子之为集大成。故虽谓儒学为中国古代文化之结晶可也。”[4]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以儒家为主流所决定的一个文化方向、文化形态”。[5]《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更是对“儒学”做了如此解释：“儒学作为中国人所遵循的生活之道的表征已大大超过两千年。由于它奠基于孔子（公元前551－479），所以在中国，儒学一词已经是知识的同义语，并且被一些人把它看成一种宗教。儒学的影响竟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论是谁，只要被请来用一个词概括传统的中国生活和中国文化的话，这个词将会是‘儒家的东西’。”[6]儒学“一直对中华文化各个层面产生着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儒学统摄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格及关怀现世人生的精神，使它成为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关怀与实践的范围之内。经过二千多年的传播、积淀，儒学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心理结构的形成”，[7]儒家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一直是中国人的人格修养和经世事业的价值理想。基于此点认识，本文所讲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以儒学展开论述。
儒家文化将不可避免地随同全球化的趋势参与世界文化的行列，并与世界各种文化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对话与竞争。儒学在传统向现代的进程中是否已经找到属于它自己的话语空间？它能否在二十一世纪参与世界文化的构建？它将以何种面貌应对二十一世纪文化的挑战？等等，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要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的儒学发展演变中获得启示。百年来，儒学经历了解体、重构与融构，通过“西学中源”、“中学西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接续主义”、“本位文化”、“创造性转化”、“合题”、“解体与重构”、“和合”等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调适，以期紧随时代的步伐。而这一过程远未结束。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参与并引领着潮流，诚如高力克所说，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以先进知识分子对现代化问题的认知、选择和规划为基底的[8]。他们致力于弘扬中国文化，且卓有所成；他们以其良好的中西方文化素养、积极客观的心态和高瞻远瞩的视野，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共同发展的背景下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他们体认、批判、发掘儒学的价值，并作创造性的现代诠释，力图融合中西、加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而现代化是一个尚在持续的变迁过程，基于此背景的文化诠释必然也有其追寻和被追寻的意义。一般来说，以史学史和学术史方法，将一些旨趣相类的学者做一系统性排比研究，通过纵向比较，可以发现某一思潮的传承与发展；通过横向比较，可以发现社会思潮在某一历史时段的多种表现形式。尤其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现代化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中国文化的更新、重构与升华，离不开对“千年传统”和“百年传统”的开采与发掘，[9]离不开知识分子对文化的诠释与发展。我们注重研究文化，并深刻领会文化在我国乃至东亚现代化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其历史的演变中寻求一些规律供现实借鉴，是具有社会现实意义与学术理论意义的。
首先，虽然有学者声称儒学已经“博物馆化”，其生命已经终结[10]，但通观20世纪中国思想史，可以发现，儒学仍在忧患中卓然挺立，回应西方文化和现代化的挑战，并形成了几次高潮。而之所以选取“近三十年”为纵向时间断限，是因为我们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时代在前进，学者们也放开胸怀，针对儒学的众多方面展开了研究，一时间百家争鸣，展现了一段时期的学术繁荣。
最近三十年中，儒学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1978年左右，出现了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的思潮，儒学逐渐走出被完全否定批判的境地，得到较为公正全面的研究和评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自由主义、启蒙主义、全盘西化等思潮涌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儒学并非显学，基本上，当时的学术界是把批判中国文化传统、引进西方思想作为主题，儒学仍旧是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力量而居于被批判的地位的。所以，杜维明当时在中国提倡讨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是比较“另类”的声音[11]。九十年代，当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种种理论、主张和措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向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希望从中寻找到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形成了寻找和弘扬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国学热”。但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儒学对于现代化的作用受到质疑，它被从顶端抛落下来。2004年在中国大陆兴起的“读经热”则将又其推上风头浪尖，不得不接受人们评头论足。
其次，这一时期有许多学者认同“儒学要继续存在，必须要更新转化”的观点，他们所做的是更具有现实实践意义的工作，即探索“儒学应该怎样进行更新转化”和“儒学应该进行怎样的更新转化”的问题，如张岱年探讨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文化综合创新”；杜维明探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余英时探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契合；金耀基探讨儒家伦理与香港社会经济的关系；王家骅通过中日儒学比较研究探讨儒学在当代中国如何存在的问题；张立文提出“和合学”欲使儒学加入全球文化对话；黄俊杰等人致力于“东亚儒学诠释学”的建构，从方法论探讨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化热点问题如读经运动引起的有关争论、东亚金融危机引起的对儒学的反思等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儒学现代化问题在东亚乃至世界得到广泛关注。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学者研究儒学，已经不仅仅将它放置在中国这一环境中，而是扩大到东亚、世界的视域，探讨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生存。
另外，中国知识人的特点是具有“忧患情怀”，具有“参与意识”，儒学“命脉”的延续，即得益于众多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针对儒学，他们有的侧重于“破”，有的侧重于“立”。我们主要关注这样一类学者，他们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念念不忘民族文化复兴，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吸收、融合、改造西方近现代的思想和文化，寻找使传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较平稳的道路。我们欲着重研究他们如何认识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进行新诠释；如何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如何促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和谐发展。
由此，我们梳理了近三十年儒学发展思潮，我们也发现，传统儒学已经在更新，中国传统文化已开始其“融构”的过程。儒学的更新意味着精神现代化的进行，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被认为是现代化三圈层中最艰难的一环，它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它过去二十多年间的经历吧。
[1]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版。
[2] 汤一介：《论文化转型时期的文化合力》，《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 《中国传统思想中几项共通的特点》，钱穆：《新亚遗铎》，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1页。
[4] 钱穆：《中国近代儒学之趋势》，《思想与时代》1944年4月第33期，第11页。
[5] 牟宗三：《从儒家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先生全集》10，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版。
[6] 杨焕英主编：《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9页。
[7] 傅永聚、韩钟文：《现代新儒学研究·前言》，傅永聚、韩钟文主编：《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中华书局版。
[8] 高力克：《历史与价值——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9] 关于“千年优秀传统”、“百年优秀传统”的描述见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10] [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序：一部“东亚学”研究的力作
盛邦和
夏雪的著作《全球化进程中的儒家思潮》即将正式出版。日前她要我写几句话，放在书前。
1996年期间，我继续前往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论研究室从事东亚文化研究，不久，接到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通知，任命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并为此博士点负责人。回国后招生授业，夏雪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生中的一员。记得当时给学生们确定研究方向，用了三个主题词表达：东亚、文化、现代化。“东亚”，是地域东亚，又是文化东亚。将东亚三国，即中、日、韩确定为考察平台，开展文化与现代化比较研究，成为我们的志向。我的博士论文是《黄遵宪史学研究》，涉及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算是“东亚”研究的开启吧。以后又刊《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透视日本人》，主编《东亚学研究》丛书，求此研究的深入。关注史学与儒学成为东亚学的特点，故有《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近三百年中日史学与儒学传统》、《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的出版。最近新出《亚洲与东方学研究——东亚文明的进化》一书，还是紧咬“东亚”不放，焦点还在东亚儒学。华东师大曾先后设立“日本研究中心”与“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围绕“中心”从事研究的日子，成为我和我的博士生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我们认为，一个民族与地域的文化，要生存与进步，须与世界交流与融合。与世隔绝、抵御交融，结果是停滞与退化。一坨生铁跌入水中与一勺鲜奶倾入水中，结果迥异。前者隔绝，后者交融。东亚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具有现实功用性及包容性的突出表现。日、韩现代化的过程说明了这一点。设想世界上由诸多文化圈组成，如基督教文化圈、佛教文化圈等。每个文化圈都有其内核文化与外缘文化的区别。内核文化是源地文化、原典文化、古老文化，由此也是抵御性最大，遗传性最强的文化。一方面，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必须融入世界，江流入海，不可阻挡。一方面又要看到，承受“内核”重负的中国，视其文化更新的历程，恰如荷重登山，步步艰难。百年中国的发展，因遭遇更多的周折与险阻，而显分外的迟缓与艰难。直至今天都难说古老儒家已真正完成与“现代”的“对接”。由此，为求文化的进步与昌明，当决心更坚，给力更大，倒退没有出路。
可以说一千遍传承儒家的话，如果不在“更新”上注力，儒家文化终将无法适应文明进步而消亡。旧儒家因蔑视“奇技淫巧”而怀疑科学，因主张“三纲五常”而反对民主，因溺于蒙昧而妨碍国民性提升。因此才有“五四”批儒运动的风起云涌，才有“民主、科学”口号的震聋发聩。必须看到日本近代以来，融新儒学而造明治新文化。反之突出“儒教”老观念，踏上“攘夷”旧途径，结果隔绝世界，拒绝文明，步入专制尚武的时代。一切明治成果亦化为泡影。在中国，中体西用思想的推出及袁世凯的“崇儒”设教，表现出抵制世界潮流，回归复旧道路的亢奋神态。一旦“现代”走入瓶颈，旧文化常披上宗教的外衣，以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引车倒退。所幸中国儒学为“学”，而非宗教。回顾中国新文化运动，作今日理性的思考，其运作发端的初衷，实在于通过思想震荡，以求中国文化包括儒家的复兴再造。中国旧传统的地基很深沉，中国老文化的传统很悠长。少不了这样的暴风骤雨，少不了这样的“矫枉过正”。但是，如果只是推陈而忘却出新，只是“破”而淡漠“立”，新文化建设的任务无法完成。肯定地说，文化中国必将立出科学的儒家、民主的儒家、支持市场经济的儒家。总之是具备现代精神的儒家。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其中道理启迪世间。这是说，现代化需得到文化的支持。当民族文化陈旧未变，现代化将因旧文化的阻滞而停滞。
夏雪的著作，论述东亚与中国儒家文化的特质，关切中国在东亚文化圈的地位，
是化并注意到韦伯理论。指出，历史变革促使旧文化通过“现代”诠释，而生新意义。所谓诠释，首先是“解读”原著，确认文化更新的原典本色。然后是“解体”旧义，对传统文化中有违“现代”的内容，作“解散”式分析批判。继而是“重构”新学，融入崭新的现代意义，对传统元素作新构建。经解读、解体、重构，旧儒家有可能成为新儒家。儒家是巨大的矿藏，熔化沉滓，显现精华。礼义廉耻、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这一系列道德元素，依然熠熠闪光，于今有用。原始的丛林文明、古代的土地文明与现代的市场文明，是文明进化的三个历程。前两个文明为旧文明，而后的文明为新文明。儒家更新就是将生于旧文明的旧儒家改造为适应新文明的新儒家。“适者生存”，完成这个更新，方可推陈出新、浴火求生。
因此，本书当为一部“东亚学”研究的力作。其中提出的不少问题，益智启思，有利于中国文化建设。望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
序二：文化中华与全球化
孟凡东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世界正经历着大变化，全球化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有人认为全球化仅仅是经济全球化，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全方位的，也包括文化全球化。细细考察世界各个民族文化的变化，探究其变化样态，可以研究全球化与世界各文化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关系。因此，文化全球化不能简单等同于经济全球化。21世纪全球文化发展趋势仍旧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人们更多地关注：全球化、国际化将给世界带来新的挑战，全球化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加剧了对世界发展中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根源性的“同质化”，民族文化日益被置于跨民族的文化网络之中，导致其民族性的日益淡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甚至会造成文化的消亡。与此同时，世界各文化也在经历着调适与变革。
儒家文化在20世纪经历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是其内在的变化，而且也是几代学者的努力。在全球化进程中，儒家文化也在被“自觉”。儒家文化将不可避免地随同全球化的趋势参与世界文化的行列，并与世界各个文化进行全方位的交流、对话与竞争。儒学在传统向现代的进程中是否已经找到属于它自己的话语空间？它能否在二十一世纪参与世界文化的构建？它将以何种面貌应对二十一世纪文化全球化的挑战？等等，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要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20世纪的儒学发展演变中获得启示。百年来，儒学经历了解体、重构与融构，通过“西学中源”、“中学西源”、“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接续主义”、“本位文化”、“创造性转化”、“合题”、“解体与重构”、“和合”等各种方式对自身进行调适，以期紧随时代的步伐。儒家文化和东亚文化在不断更新中，文化传统在持续再造中，而这一过程远未结束。
20世纪下半叶，东亚模式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世界的关注；21世纪初，世界变革中的东亚，更为世人瞩目。此间，中国文化自觉也塑造着中国的文化变革、更新。夏雪的著作反映了这一现实的变化。要讨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问题，应该澄清有关对儒学的误解与非难，要对儒学有起码的体认，从而诠释、借鉴、更新儒家文化的资源。对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的研究既反映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也反映出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深层课题。从近30年的儒学变迁入手，深刻领会文化在中国乃至东亚现代化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从其历史的演变中寻求一些规律供现实借鉴，其社会现实意义与学术理论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夏雪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的儒学研究发生了不同于此前十年的转变。1978年左右，出现了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的思潮，儒学逐渐走出被完全否定批判的境地，得到较为公正全面的研究和评价。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自由主义、启蒙主义、全盘西化等思潮涌动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儒学并非显学，基本上，当时的学术界是把批判中国文化传统、引进西方思想作为主题，儒学仍旧是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力量而居于被批判的地位的。20世纪九十年代，当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种种理论、主张和措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转向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希望从中寻找到新的思想文化资源。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形成了寻找和弘扬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的“国学热”。但是，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儒学对于现代化的作用受到质疑，它被从顶端抛落下来。2004年在中国大陆兴起的“读经热”则将又其推上风头浪尖，不得不接受人们评头论足。因此，“伏流中的儒学”重点考察了这一变化。儒学被解体，被否定，被肯定。学者们认为应该从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孔子思想的存废问题，认为对于一切以往思想文化知识的继承，都必须经过认真的探讨、批判和改造，才能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其次，这一时期有许多学者认同“儒学要继续存在，必须要更新转化”的观点，他们所做的是更具有现实实践意义的工作，即探索“儒学应该怎样进行更新转化”和“儒学应该进行怎样的更新转化”的问题，如张岱年探讨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文化综合创新”；杜维明探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余英时探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契合；金耀基探讨儒家伦理与香港社会经济的关系；王家骅通过中日儒学比较研究探讨儒学在当代中国如何存在的问题；张立文提出“和合学”欲使儒学加入全球文化对话；黄俊杰等人致力于“东亚儒学诠释学”的建构，从方法论探讨儒学的现代存在方式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化热点问题如读经运动引起的有关争论、东亚金融危机引起的对儒学的反思等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儒学现代化问题在东亚乃至世界得到广泛关注。这一时期，学者研究儒学，已经不仅仅将它放置在中国这一环境中，而是扩大到东亚、世界的视域，探讨其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生存。
再次，文化是探索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发展、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变量。有观点认为，“如果不承认并探求那些灵巧使用的科技器材背后的文化及文明力量，不承认并探求那些把人类带入一个巨大、艰难而带有挑战性的时代转变背后的神话，那将是悲剧性的错误”。二十世纪后半叶，东亚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举世瞩目。有人甚至认为，东亚在西欧之后，产生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第二个个案”。东亚在现代化上的成功引发了学者对“现代化”、“现代性”的新思考。这一讨论也坚定了学者对文化价值的认同。热浪涌动的“儒学”正经历着更新：“重构”与“再造”。儒学的现代功用是文化建设的合理路径。
最后，中国知识人的特点是具有“忧患情怀”，具有“参与意识”，儒学“命脉”的延续，即得益于众多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针对儒学，他们有的侧重于“破”，有的侧重于“立”。
一般人认为，对于文化研究还非常不成体系，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文化研究让人摸不到头绪，无从谈起，也不能乱谈。
“文化转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精神革命”型，这一类社会以西方文化变革为代表，经历了“宗教革命”，俗世化带来了西方社会质的变化，同时结合其他科学革命、政治革命与产业革命而完成了西方“内发型”现代化；第二类是“精神改革”，这一类社会以东亚文化变革为代表，没有经历“宗教革命”，传统精神文化是经历了西方的冲击，出现了创造性的回应，经过文化更新，才产生了“新精神文化”，因此，不是西方革命意义的文化转型，但是不能说东亚社会就没有变化。东亚社会的传统也在经历现代转化，从东亚社会整体发展来看，这一变化还是相当漫长的。
文化现代化原本就是整个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政治经济现代化有着相互“发明”、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作为一个现代化后进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对政治经济现代化的支持和制约的关系更加分明。更何况，没有文化现代化的现代化谈不上完成了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也不是宜居的现代化，在现实中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甚至根本就不会存在。从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社会也必须经历“文化转型”，核心内容是现代性的工商精神伦理体系的建立，探究文化更新后的“新中华文化”对中国全面现代化发展产生巨大的精神文化层面支持作用或积极历史意义。传统文化不经历文化更新、创造性回应，不融合其他文化，不能形成“文化传统”，就不能产生“新中华文化”。是为“文化中华”建设。
希冀“再造”的“儒家新文化”为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中国现代化提供“滋养”。
于北大燕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