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
赵国军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一度是外交工作的典范。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海外利益不断向全球扩展，而海外利益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不仅是中国能源和资源的重要来源，也是日益重要的海外投资地和市场，更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可以依靠的战略支点。然而，值得我们警觉的一个现象是，近年来中国外交出现波折，中国海外利益频遭损害，很大一部分也是出现在发展中国家。
一些发展中国家正成为中国海外利益的脆弱点和风险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内部政局动荡造成政权更迭，既包括由于突发性事件导致内部动荡从而直接将现政权赶下台的国家（如突尼斯和埃及），也包括国内反对派力量与西方军事干预相结合实现政权更迭的国家（如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二是由于包括核计划在内的种种原因遭受西方制裁的国家（如朝鲜和伊朗）。三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政治变动，政治风向发生转变，进而向西方主动靠拢（例如缅甸和赞比亚）。最后，近些年中国企业人员在海外被绑架、袭击、抓扣的事件越来越多。在非洲一些国家，由于利益纠葛或者其他因素，一些当地民众冲击中国的海外企业。我们在一些国家的使馆，有时候更像是在不停地扮演“救火队”甚至“捞人者”的角色。
无论是由于哪一种原因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政局动荡，都打破了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利益的确定性，甚至带来巨大的损失。
长期以来，大国外交占用了我们太多的精力。我们对发展中国家与对发达国家的外交，需实现“再平衡”。从中国周边面临的严峻地缘政治形势来看，如果我们不被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困在亚洲，一个重要的外交突破就是继续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
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这种有意无意的轻忽，主要是存在三种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对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盲目乐观的“天然朋友论”。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共同的遭受殖民剥夺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而具有共同的利益，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相互支持奠定的深厚友谊，于是想当然地认为发展中国家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天然”地和“全天候”地与我们站在一起。实际上，在一个全球化和国际体系日渐转型的时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正在日益变得多元化。利益的相互交错是其基本特征。发达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议题领域持不同的立场也不鲜见。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存在利益的一致与分歧。在关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走向的大战略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存在更多的利益交会。在具体的利益领域，一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更多地站到了同一阵营。例如，太平洋岛国在气候问题上就与西方发达国家立场更为一致。另外，即使在中非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上，双方也存在一些利益的博弈，特别是中国的跨国企业与投资对象国的当地民众的利益有时也会产生冲突。过去那种“同志加朋友”的简单概念已难以全面涵盖这种与时俱进的关系了。
二是外交对象上的“上层路线论”。认为搞好与执政者的关系就可以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政府身上。这当然有一定合理之处。任何国家的外交首先都是针对对象国政府。何况这些发展中国家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政府通过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实施集权治理。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以及中国企业对当地的投资，都主要经过政府途径来推动。但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由于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容易受到外来的干预和内部反对派的颠覆。一旦这些国家脆弱的政府被更替，它们的对华友好政策极有可能随着旧政权的领导人下台而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我们建立在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友好关系基础之上的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
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党为了谋求实现上台执政，大多诉诸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如人权、民主等。一旦这些人上台执政，由于存在意识形态上的歧异，我们与新政府的博弈主要依靠我们与它们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相互依赖。如果某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贸易上对我们依赖度不大，就很容易在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倒向西方国家。
三是外交手段上的“经济决定论”。冷战结束以来，主要建立在反对霸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逐步让位于建立在互惠互利的经贸利益关系之上。其结果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出现大发展。一些人评估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是以贸易量、资源、市场等等经济指标为基础的。
以中非关系为例，近年来，我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做了许多外交上的大手笔。我们展开首脑外交（如中非合作论坛一下子邀请40多位非洲国家元首来华）、援建气派非凡的非盟大楼、减免非洲贫穷国家大笔到期债务等等。诸如此类的“形象工程”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不应是对非外交的全部。同样在东南亚，我们注重的是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甚至规划建设高速铁路，冀望于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来维系国家间关系。实际上，经济外交的效应是有限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并不必然带来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要走出这三大“认识误区”，我们就要对症下药。一是根据时代的变迁，重新考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外交议程中予以更加高度的重视。二是要运用包括经济手段在内的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种手段进行全方位的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在外交中凸显“以人为本”，外交的对象最终都指向“人”。我们不仅要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打交道，也要与这些国家的反对党与非政府组织打交道，还要与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交朋友，将中国的发展更多地惠及当地人民，这才是巩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根基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