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土耳其是以农牧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城市发展缓慢。二战后，尤其在土耳其共和国国父凯末尔当政的15年里，他发起了一场把土耳其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世俗化革命运动，用民主共和国制取代神权君主专制，用城市和工商业化社会替代农耕经济社会，使战后土耳其掀起了一股汹涌的现代化、世俗化与城市化浪潮。土耳其从此进入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
由于土耳其政府主张把公共财富集中用于发展工业以促进城市化进程，于是工业生产集中的城市得到迅速发展，并推动了人口横向的社会流动。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人口猛增，城市不断扩展，伊斯坦布尔和首都安卡拉都成为了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目前土耳其的城市化率达到了70%，城市生活正成为土耳其社会生活的主要载体。
土耳其政府认为城市化是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城市的发展“优于工业化”。政府的激励政策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但是跟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土耳其在城市化过程中也产生了过度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分布差异大等“城市病”特征。过度城市化形成了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大城市经济与相对停滞的传统农村经济相对立的二元经济结构。
土耳其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了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与中国相反，土耳其是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全国90%的工业企业集中于西部城市，政府对公共服务设施常年贷款的70%以上也投放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都比较优越，靠近欧洲和北非，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方便，那里的居民一直有城市生活的传统。东部地区地处内陆的安纳托利亚高原，历来为小亚细亚社会经济发展的边陲地区和军事前哨，城市的建立多出于军事目的，经济作用不大。为缩小东西部差距，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1923年建国后特意将首都定在安卡拉，以吸引工业企业逐渐向东部发展。上世纪60年代后，又将一些东部主要城市定为 “潜在发展中心”，增加在这些城市的投资，对到这些城市工作的人员和私营企业提供额外津贴，乃至减免税收。这些倾斜性措施有效促进了东部城市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农民的流入。
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带来了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于是，土耳其政府开始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后来又成立了国家住宅发展管理委员会，通过改造、清除和预防等三项步骤与措施来规范、整理违章建筑。首先是使一部分已经存在的违章建筑合法化，并对其进行适当的改造。市政当局为这些地方的居民提供公共服务，迫使他们支付市政府和国家的各种税费，从而将占地居民转变为合法纳税人。同时，对位于优秀历史建筑周围的违章建筑予以清除，并通过适当放慢城市扩张的步伐来抑制违章建房的速度。
20世纪70年代，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在国家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土耳其国民议会中越来越多的席位开始分配给大城市。此后，中央进一步将权力下放给大城市，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在此背景下，1984年土耳其政府颁布法案，赋予重组伊斯坦布尔市政府的权力，对涉及城市发展的主要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项目进行战略性规划，对大城市制定总体规划。自治权的增加，使地方政府除了提供有效的城市服务之外，还在选民与政策制定者之间架起了一个密切接触的桥梁，强化了人民参与政治的趋势。城市由此成为大众基层民主的摇篮和发源地，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获得推动。
战后的土耳其政府一直深信：解开“土耳其魔咒”（编者注：土耳其在建国后的近90年时间里曾发生过不计其数的军事政变，这一现象被人喻为“土耳其魔咒”）的钥匙在于发展经济及推进城市化，并辅之以适当的教育。一旦土耳其广大落后地区的农民逐渐富裕起来，过上伊斯坦布尔式的多元化现代城市生活，他们就会慢慢放弃传统的宗教偏执，转而支持自由的世俗政治，最终使国家走上西方议会民主道路。今天看来，土耳其的这一追求基本实现了，只不过稍微偏离了西方民主模式，呈现出的是具有土耳其特色的伊斯兰民主。
（作者罗爱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解放日报 2013年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