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梭，不经意间，我们又到了“9·11”事件十周年之际。尽管“9·11”离人们越来越远，但刹那间世贸中心大楼被撞击的那令人悚然的震撼画面，久久地驻留人们的脑海中而难以抹去。这场由“基地”组织策划制造的对美特大恐怖袭击，不仅是独立战争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规模最大、伤亡和损失最为惨重的外来攻击，也是二战后尤其是冷战以来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登峰造极之作，标志着恐怖主义已完全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公害。之后，美国不失时机地利用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确立全球反恐战略，组建国际反恐联盟，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刻作用于跨世纪国际体系的转型与重构。全球世界也长期经历着反恐强台风与恐怖黑旋风的殊死较量。无疑，“9·11”袭击成为影响21世纪头十年国际关系演变最为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之一。
“9·11”后反恐成为国际社会共识。联合国安理会在当年11月12日以第1377号决议形式通过《全球努力打击恐怖主义的宣言》，明确宣告：“国际恐怖主义是对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挑战”，“是21世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最严重的威胁”。 此后国际社会以规模空前的广度、力度和深度持续推进反恐斗争与反恐合作，国际反恐事业成就显著。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阿富汗反恐军事行动迅速推翻了庇护“基地”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基地”组织力量也遭受重创，约2000名成员被歼或被擒，最高级别的30名领导人半数被杀或落网。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也明显加强各层次、各领域的反恐合作。2002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国际公约》正式生效，2005年4月联大又通过《制止核恐怖主义行为国际公约》。2006年9月联大通过《全球反恐战略》，这是联合国所有成员首次就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战略达成一致，其由一份决议和一个行动计划组成。决议“坚决和明确地强烈谴责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不论其在何处发生、何人所为和何种目的”；行动计划包含各个成员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原则承诺和具体措施。除全球层面外，国际反恐合作也在区域和国际多边组织以及国家双边间等多个层面取得形式多样的推进。
但不可否认，这十年来国际反恐斗争并未获得决定性胜利，已上升为全球形态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同其他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一起，对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构成的危害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国际反恐形势出现“越反越恐”的局面，据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统计，从2004年至2007年，全球恐怖袭击事件从3254起上升到14505起。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伤人数更是大幅上升，由2003年的625人死、3646人伤增加到2007年1-11月的14629人死、6927人伤。“9·11”般的噩梦一再被恐怖分子在世界多国所复制，2004年以来，恐怖分子先后在马德里、别斯兰、伦敦、沙姆沙伊赫、伊斯兰堡、孟买和奥斯陆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西班牙、俄罗斯、英国、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和挪威的“9·11”重大恐怖灾难，暴露了恐怖主义者丧心病狂、滥杀无辜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本质，并显示出当今恐怖主义者惨无人性的“既要更多人看，又要更多人死”的野兽般疯狂。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十年来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势力在逃避和抵御国际社会反恐高压的同时，显示出其具有极强的生存、休整、反弹的抗压能力，以及因势而动的变幻、调整、扩展的应变水平，突出表现在如下几方面的特征和趋势。一是组织结构扁平化、分散化。“基地”组织改变“金字塔式”集中指挥和直接运作模式，而是鼓励各地恐怖势力以“扁平化”、松散多中心的方式各自为战，授意袭击者就地取材、自行制作简易炸弹，在各国尤其西方发动小规模、低成本的四面出击。二是主体成员本土化、年轻化。随着跨国作案日趋困难，生活在袭击发生国内的“本土化”恐怖分子成为行动主力，他们具有在当地集资培训、隐蔽突袭的优势。一些在西方成长居住并取得西方国籍，但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其中涉世未深、不满现状的穆斯林青年激进者，在极端主义思想感召和熏陶下，成为西方国家恐怖袭击的生力军。三是活动手段网络化、高科技化。恐怖组织借助互联网兴建网站、论坛，不仅进行恐怖威胁、煽动宣传，而且通过网络招募人员，在拉拢蛊惑的同时传授恐怖袭击的技巧方式。另外恐怖分子在活动工具和攻击手段上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脑网络技术和生物、化学、核技术，网络恐怖袭击越来越频繁，获取及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在增长。四是活动地域上的集中化与全球化。南亚与中东依然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重灾区和策源地，形成中东-北高加索-中亚-南亚-东南亚的恐怖弧型高危带，同时美国、西欧恐情再度上升，以前较少遭遇恐怖瘟疫的黑非洲和北欧近来也频频发生恐怖袭击，而也门、索马里则有成为新恐怖主义策源地的危险。
当前，国际反恐斗争与国际恐怖势力较量呈现此消彼长的僵持态势，既是由于作为滋育恐怖主义土壤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诸多根源性问题远未消除，也与国际社会反恐面临的矛盾与挑战密切相关。国际社会虽就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达成共识，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小的分歧与争议。由于恐怖主义定义及相关问题的争议，对国际反恐意义重大的联合国全面反恐公约历经十年的谈判磋商至今未能定稿。此外，一些国家延续冷战思维，坚持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偏见，宣扬与兑现“文明冲突论”、奉行“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以反恐谋霸权，挑战联合国权威，忽视多边合作与综合性治理，形成对国际反恐斗争与合作有效推进的严重制约和阻碍。
前不久美军击毙“基地”头目本·拉登，是国际反恐行动重要战果，但不能期望国际反恐形势由此出现重大转变。这些年“基地”组织已经调整改造，相对实现“去拉登化”、“去中心化”，中东、北非各分支机构已能独立运转，对全球零散和新生的恐怖势力而言，拉登扮演“精神导师”，无需他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更重要的是，拉登被毙并不意味恐怖主义失去滋生土壤，造成恐怖主义的诸多因素决非一个拉登之死便能消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基地”组织正将当今中东动荡的乱局视为其浑水摸鱼、东山再起的“天赐良机”，从一开始的迷茫无措、逐渐的关注研究，到最近的刻意诱导和趁乱行事。“基地”头目将中东变局称为“圣战事业的一次大跃进”，力图让中东民众更多投身其反西方的“圣战阵营”。“基地”分子不仅在也门进行恐怖爆炸和袭击，欲填补权力真空；而且利用利比亚战事，打入反政府军，取得包括地对空导弹在内的武器，并运往黑非洲国家的武装据点。对于“基地”组织上述动向，国际社会必须警惕，相应作为。
上述情势显示国际社会反恐形势严峻、挑战突出，不仅遏制国际恐怖势力的猖獗作乱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国际治理的艰巨任务，彻底铲除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更是任重而道远的长期事业。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欧亚所所长,研究员）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1.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