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2+2会议），公布了两国自2005年以来首次全面修改的共同战略目标。日本舆论认为，该共同战略目标“展示出牵制中国军力扩张，联手对抗中国的姿态”。这种战略选择，反映美日对华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在扩大，即“政冷经热”，其源于中美日以及世界大势的变化。
苏联解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世界曾分立为三的市场，统合为一个全球市场，经济全球化实现巨大跨越。在此背景下，中美日三国经济依赖程度大幅递升。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美日在安全上对中国的防范要求也与日俱增。目前，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海上力量的较快成长。近日，中国11艘舰艇经宫古海峡公海进出“第一岛链”，美日如临大敌，便是此种心态的反映。
中国在地理上兼具广袤大陆与漫长的不冻海岸。历史上，由于农耕社会的安土重迁和边患长期来自西北等原因，眼光主要集中在大陆，忽视了海洋。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永久不变，世界早晚要面对一个走向海洋的中国。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便断定中国人会将他们的势力扩展到陆地疆域之外，“可能会给世界自由带来黄祸，仅仅因为他们会在这片巨大大陆的资源之上新添一片海域”。
“黄祸”说乃杞人忧天，中国会走向海洋却是确实的。遗憾的是，现今美日有些战略家只记住“黄祸”说，却没有认真思考，中国是在怎样的时代条件下走向海洋？中国在怎样走向海洋？
“黄祸”说盛行时，世界处于帝国主义时代，依靠实力争夺殖民地和扩大势力范围，是当时世界主要大国的行事原则。麦金德以此心度中国之腹，“黄祸”说当然顺口而出。但现今仍奉此说为圭臬，视中国走向海洋为威胁，便令人费解了。如今的时代条件与当初至少有三大区别，首先，人类的共同利益扩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增强；其次，国际社会有了进步，在摆脱“丛林原则”上跨出了重要步伐；再次，各大国对毁灭性武器的掌握，限制了大规模战争发生的可能。
中国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走向海洋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深刻了解顺应潮流的重要性。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的道路，也选择了和平走向海洋的道路。这条道路最重要的特征，首在它是按照国际法展开的；其次，在对国际法的理解出现分歧，发生争端时，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同时尽量防止局部冲突影响全面关系；再次，受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军事上后发制人。通过这样的道路，中国在提升保卫自己海洋合法权益能力的同时，积极扩大与各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海洋上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面对中国这样的选择，美日对华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却在扩大，除冷战思维的影响外，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美日与中国等新兴大国，没有就如何顺应潮流，推动世界秩序，包括世界海洋秩序向着良性方向调整这样的重大问题达成共识，建立信任。
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朗。由此趋势，世界可能出现三种前途，其一，美国力图维持其“霸主”地位，导致国际关系多方面紧张；其二，多极化造成无序化，国际关系陷入混乱；其三，美国与新兴大国，与世界各国，共商如何使世界的霸权稳定结构比较顺利地向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向转变，从而建立起能包容并使多极化有序发展的新型世界秩序。
第一条道路，美国已感力不从心；第二条道路，必须避免；第三条道路，方为世界正途。美国部分战略家也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这一点。日本从其国家的长远利益看，更应该存在选择第三条道路的要求。美日的政治家们，如果能在这个层面和视角上，对待中国走向海洋的问题；能与中国，与世界各国平等地探讨建立新型海洋秩序的问题，不仅美日对华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可以消解，海洋也将变得更加安全、繁荣与美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大环太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东方早报2011年0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