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美国对台军售和奥巴马总统会见达赖，我国国内出现了一种对美强硬的政策，包括要用各种手段制约美国的呼声高涨。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在气候问题、人民币升值、判决英国毒品走私犯等问题上采取了高调反击立场，这使得西方舆论和政界一片哗乱，有关“中国狂妄论”、“中国傲慢论”开始甚嚣尘上。面对西方国家联手的围堵，我们舆论界也出现了一些反思的观点，认为我们仍然需要韬光养晦。
对于这种对外政策与思想的反复，我认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因为，以一个成功的崛起大国来说，我们在政治上、民族心理上、战略运用上、掌控国际话语权的能力上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客观地讲，国际上出现的这一股“批华”的浪潮，首先与西方国家的不平衡的心态有关联，因为其经济发展缓慢，美国的债务缠身，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中国力量快速发展和在金融危机后继续保持中速增长。其次，则与我们自金融危机以来自上而下弥漫着的惟我独尊的气氛与心态有关。许多人感到我们已经到了世界的舞台中心，美国也不得不向我叩头了，我们已不需要再忍容别人的指手画脚，我们已可以按照我们的意志与需求去改变世界了，似乎这就是有所作为。
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央，美国有求于中国，美国高度依赖中国，这些说法和判断也许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错的是我们过高、过快地抬高了民间对我们能够改变世界与压制美国傲慢行为的作用的期望值。我们虽然在力量上和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上处于重要地位，但是，这个国际体系不仅仅是由力量决定的，它更多地是按照大国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根据与美国霸权的亲疏关系来排序和定圈子的。从最初的力量消长到以欧美为主的制度与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军事与科技中心的衰落、话语垄断权的转移，其过渡期会有较长时间的间隔，甚至出现反复与长时段的回光返照。目前，中国在国际认同度方面还处于边缘。这种既是中心，又是边缘的地位决定了中国将以单个国家与西方大国博弈，其在国际体系中始终是大国不可小觑的“异类”。因此，它的权力与影响其他大国行为的作用并不是随着它的实际力量增长而同比提高的，中美共治天下仅仅是一种从部分现象中提取的幻想。
有人认为，金融海啸后，中美依赖比已经从世纪之交的65：35，变为60：40，或55：45。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是对美国有更多的依赖，而不是相反。以贸易来衡量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1961亿美圆，出口远大于进口；中国虽然拥有了8000多万亿美圆国债，掌握了美国的软肋，但中国持有的债务只在美国国债中占大约7%。另外，这张牌又不能轻易使用，任何大规模的抛售，都会引起世界金融市场激烈动荡，中国的资产也会造成严重的损失（美元每贬值1％，中国外汇存底的价值就会减损240亿美元）。所以，这种筹码只能具有备而不用的威慑力。
伊核、朝核问题、核安全峰会、气候问题等议题，没有中国的合作，美国和西方就无法真正解决。但是，如果在这些有关于全球与地区安全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问题上，中国处处作梗，使得合作无法取得进展，这无论对中国的形象、国际道德地位，还是实际利益，都没有多少好处。
当然，造成这种中国力量与影响被夸大，宣传调门拔高的原因是多元的。美国战略界和西方舆论首先难辞其究，因为它们到处渲染了美国的衰落和中国的实力，并反复向中国领导人信誓旦旦地表白，愿与中国同舟共济。这些言论造成了两个后果：1。中国普通民众认为，美国有求于我，我们正在尽力帮助美国克服金融危机。所以，一旦美国采取破坏中国利益的行动，就会使中国人感到美国忘恩负义和背信弃义；2。那些平常心态平和、理智的民众与官员都会在西方这种迷魂汤式的说教中逐渐变得热血沸腾，信心大增，惊羡于本国实力的惊人巨变；其次，中国至少有几百万网民是业余政治家，他们梦牵中华复兴、心忧大国关系、热衷于指点江山，他们给传统上集权性的决策带来了无限的压力。中国的外交决策已经不可能再是脱离民意太远的精英选择。
我们当然希望改变过去那种反复出现的应对模式，即在遇到挑战中国核心利益时，只会退让、容忍、妥协或陷于束手无策的困境。所以，当不久前美国枉顾我国的反复告诫与警告，坚持要给台湾进行新一轮的军售和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时，中国进行了必要的反击。这是中国民族的基本尊严和意志的表现。但是，任何准备使用的手段必须是符合中国外交政策理念和原则的，它在执行时是可操作的和有效的；任何目标的制订应该是与实质性的力量消长后的现实情况相一致，它应该是易于达到的。
如美国《对台关系法》，它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我们的核心利益。但是，现在是否到了逼美国人放弃这个存在了20多年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法律的时候了？美国是否会在中国针对军售的军事和经济制裁下退让？这些问题必须在我们进行反击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目前有人提出让美国废除《对台关系法》，显然是低估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和推行东亚地缘战略的意志。即使美国总统想这样做，美国会、军火集团和其他政治势力也不会同意，美国为了确保对其亚太盟国的“保护信用”，也不允许它这样做。
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我们增长的实力来逐步制约美国对台军售，这需要精心的设计和务实地阶段性定位。对军售的行为我们当然要有反应，考虑到现在的民意压力和我们在力量对比上的上升趋势，我们的反应不能是低调的，而应该是中度的。强烈的反应可以产生累积的效应，制约美国的下一步的军售行动。反击措施要让美国人感到痛，但也不能太过度，否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关键是我们不能让美国感到我们的措施仅仅是面子性的和套路式的，它不会长时间持续的。
如军事交流项目，美国比我们更重视，对美国意义更大，那么我们就必须加大制裁的力度和长度，不能仅仅实施半年或8个月后，在美国其他方面的甜言蜜语的保证下就偃旗息鼓，而至少应该坚持若干年。作为阶段性的妥协，两国可以就台湾问题形成一些不成文的默契规则，这包括对台军售的性质、频度、金额；也不排除让美国对8。17公报作出一些单方面的、具有条件性承诺的官方解释。这种妥协不意味着两国在文本上改变自己的官方立场，但是根据实际情况照顾了对方的利益或难处。另外，由于目前两国的政治气氛并不好，胡锦涛主席回访美国应该暂时推迟进行。
应该讲，奥巴马对台军售和会见达赖有其国内政治的压力和对外战略考虑的因素，在不得不而为之的情况下，他还是希望能把对两国关系的损害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如拒出售F-16战机给台湾，以低调的方式见达赖等。
但是，从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在军售和会见达赖后所作反应的评价看，中美两国仍然处于极不平等的状态。虽然，美国有许多客观的理由和历史因素而需要这样做，但相对双方的利益相关度看，明显是美国深深侵入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内，破坏了一个大国的主权尊严。即使过去中国不得不吞下了苦果，但不等于中国会永远容忍它。历史上留下的许多不平等的安排，总是需要进行改变的，中国的容忍度也是有最后极限的。但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是从来不会从对方利益和感受上去理解问题的，其自大的心态决定了它所做的一切均是正确无比的，它不会主动根据形势去进行改变。
当然，在对上述问题采取对应行动的同时，我们对中美存在的其他问题也应该通盘进行排序处理，按照对中国重要利益的损害度与问题的急迫程度，而采取不同的措施。人民币汇率、军售、伊朗与朝核问题、气候问题、达赖藏独和谷歌网络问题等。显然，人民币汇率和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是两国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因此，双方需要在重要的问题上进行下一步的合作，也包括有利、有理、有节的斗争。
总之，在崛起后，中国在处理与西方大国的各种矛盾和参与国际制度建设上，应该不再受囿于“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框架，或在两者之间无所适从地徘徊。因为，这个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提出的原则，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目前我们无法生搬硬套来找其平衡点。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其经济与政治影响已经是全球性了，所以很难再韬光养晦。最多是行使权力的方式要温和、谦卑。 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力量又不是全面均衡发达的，军事上与美欧国家仍然有距离，思想价值观上与主导性的国家格格不入，与周边国家还有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主权争议。所以，要真正施展拳脚会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掣肘。
现在每个人都会从其的理解与判断，提出应该继续实施“韬光养晦”或“有所作为”的种种理由，也有专家设法给在不同情况下奉行“韬光养晦”或“有所作为”设定相应的标准或条件。但是，国际关系是复杂的、动态的、微妙的，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别国对我们的认知也已经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一旦中国成为了了世界中心之一，除了荣誉与地位外，更多的是压力、责任和风险。它会有一些可口的“奶酪”，但会有更多的“残羹剩饭”、一大堆帐单及待洗的“餐盘”。所以，我们的政策选择与行为模式上不应该再仅仅是教条地和固态地停留在这两点上。
简而言之，我们须根据我们在国际上的战略与政治定位、实力、力量对比变化的实际格局、国际上的道德向背、国际上对我的认同与认知、自己的能力、内外利益的平衡、各种矛盾的等级等因素进行实事求是和理性地应对。在各种矛盾聚焦于中国身上时，要进退有度，对矛盾分而化之。要讲究战略与策略的有机结合，原则与灵活性兼顾，目标的设定不能超越现实，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要有节制。对送给我们的各种光环、地位、特权，要有淡定的心态坦然处之；在承担新的义务和在实力上绰绰有余地应对各种矛盾时，尤要保持如履薄冰的压力。
《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