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将其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曾系统论述过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四大时代背景：第一，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第二，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第四，是认真总结了世界各国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既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我党对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发展问题及其内在规律的一种科学揭示。同时，科学发展观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实践，是我党对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遵循客观规律以实现发展的一种理论指导。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科学发展观既是一种关于发展的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也是一种关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实践方法，它不仅可以形成指导一个国家走向兴盛的宏大战略，同样也可以细化为推动个体成长的具体路径。
就宏观的层面而言，当下在改革开放30周年、建国60周年之际在全党范围内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既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而拉开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帷幕。此后3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社会变化范围之广、之深有目共睹、举世瞩目，但国内外对于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速度与结构、效率与公平等问题的思考和评价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直接表现为多年来持续的GDP两位数增长，得益于外贸导向型和基础建设推动型的经济结构，而这是以粗放型的资源开发和消耗并导致环境趋于恶化为代价的。近年来，国际上流行的种种中国威胁论以夸大这种发展模式的问题和弊端为能事，虽源自于其别有用心的政治意图，但在客观上也以一种反面的形式警示中国关注速度与结构之间的矛盾，思考现有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与之同时，改革开放30年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建立法治国家和完善民主政治的过程，其实质是通过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自我调整来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当前国内一些对改革开放的批评和反思中不乏某些极左或极右的意识形态偏见，但主要是围绕着效率与公平问题的争论，即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如何实现收益的公平分配与合理配置。因此，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将公平转化为促进社会再生产的制度动力和确保人民分享收益的制度保障。可以说，科学发展观不仅及时吸收了这些争论中针对具体政策的建设性批评意见，而且有力地驳斥了全盘否定改革开放的错误观点，坚定了全党的政治立场而避免了开历史的倒车。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全党范围开展学实活动，既能从对过去30年、60年这一长时段的历史纵向比较中及时总结经验和发现不足，也有利于在广泛的国际横向比较中尽快地化被动为主动，更好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延长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繁荣的良性互动。
就我个人的微观层面来说，积极参与学实活动既是作为一名预备党员在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也是作为一名青年科研人员的工作职责之所在。预备党员是党的新鲜血液，参与学实活动是我提高个人的理论修养，促使自己在政治上更加成熟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第一章第三条关于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中的第一项就明确规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科学发展观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党对我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和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准确把握，彰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自我院开展学实活动以来，我参与了我所党支部到东海海监大队和东海舰队猎护舰进行的两次调研活动以及支部组织的多次座谈。在与院内外、党内外的专家学者和一线工作者的交流中，我对如何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长期以来，社科院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存在着争论，全院上下对于要不要建智库、如何建智库、建成什么样的智库等问题的热议不绝于耳，归根结底就是社科院怎样发展的问题。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在关起门来进行自我批评和反思的同时，有必要打开门走出去听听社会的需要和评价以更好地校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
我所和亚太所到东海海监大队调研时，海监总队副总队长郁志荣作了题为“东海维权和12·8钓鱼岛维权巡航实践”的报告。他的发言中对社科院和一线部门进行了明确分工：社科院应在长期性的基础研究中形成宏观的战略性思考，为我国的海洋维权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海监大队作为一线执法部门的职责则是为有效合理地实现海洋维权制定具体的方案和策略并付诸行动。他对目前研究中的诸多不足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有些学者对海洋维权问题的关注更多地是出于发论文、评职称的短期利益目标，没有立足于国家海洋维权的现实需要进行持之以恒的研究，而无法从历史上、政治上和法理上为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在我看来，这番话对于正确认识社科院的智库功能很有帮助。
社科院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智力机构，应以科学方法研究客观社会事实并揭示其内在规律为己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对中国最大的客观现实——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外部的国际环境重大变迁所带来的速度与结构、效率与公平、和平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解释和阐述；第二，理论的作用在于指导实践，实践需要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基于理论形成付诸实践的行动方案或建议也是社科院承担其社会职能的必要内容；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将理论应用于解释和解决具体问题不仅能够验证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同时社会事实的发展又会反映出已有理论的滞后性和局限性，而对理论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和要求使之获得更新和发展的动力，以实践检验理论、完善理论也是社科院实现其价值的重要途径。
国家和社会评价社科院作为智库是否称职、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就是社科院生产出的成果能否对职能部门的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创造新的理论工具。智库建设并不意味着少写专著、论文而多写专报，因为社科院是否发挥了智库作用，不在于提供的成果的形式是什么，而在于这些成果的内容能否真正地指导实践，成果的价值取决于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科研人员的职责也不仅仅是完成科研考核任务，而是其研究是否真正抓住了客观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并在科学解释的基础上能够提供合理的解决，科研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科学的求真来推进社会的至善。在科研工作中学习落实科研发展观的实质就是我们的科研活动是否遵循了科研自身的规律，即是否形成了从实践归纳和提炼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理论、推动理论发展的良性循化。这需要社科院完善学术规范、评价标准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以创造一个合规律性的科研环境，同时更需要每个科研人员在个体层面上不断强化自己的学术自律和自觉意识来促使自己的科研工作的合目的性。
在我看来，将科学发展观运用到自己的科研工作中的关键在于要强化理论联系实践的意识，破除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崇拜和迷信，避免照搬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问题。社会科学可以对一个社会现象建立多种理论解释，而一个理论也可以对应多种实践，理论和实践之间应是一种双向交织的一多关系，而不是单一理论主宰一切实践的关系。但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关系研究现状是长期以来西方的主导地位造成了西方在当前学术研究中的话语霸权，淡化其理论形成和产生的特定时空条件而将其绝对化为一种普世性价值。这一局面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之一就是中国总是被动地应对西方学者抛出的中国威胁论、崩溃论、责任论，而完全依赖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也难以有力地论证中国在特定时空环境中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因此，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既有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需要，也是遵循科学研究自身内在规律的需要。因此对我个人而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在科研工作中就转化为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服务于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的明确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作为青年科研人员首先要有一个扎实的学术基础，应对自己研究领域中已有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并结合对重大现实问题的长期性跟踪研究发现已有理论的不足和缺陷，在此基础上以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来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并将其具体化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来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做出务实贡献。由此可见，对于青年科研人员而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仅有助于形成明确的研究目标和路径，而且也将个人的进步同集体的成长乃至国家的和平发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而能有意识地去避免盲目追名逐利而忽视科研本质的短期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