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7年初开始，一股借助苏丹达尔富尔（Darfur）问题诋毁中国的浊流开始在国际社会涌动，一些人甚至别有用心地以此为据煽动“抵制北京奥运会”。那么，达尔富尔问题是如何形成的？它何以会同中国北京奥运会联系在了一起？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实际姿态如何赢得国际社会的赞赏？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达尔富尔危机的起源
达尔富尔是位于苏丹西部的一个地区，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紧靠利比亚、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占苏丹总面积的1/5。它是1650年出现在杰贝尔马拉赫高原地区的一个由苏丹统治的领土，1917年落入英国之手并归入苏丹版图。达尔富尔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其北部和西部地区是撒哈拉沙漠的东南延伸地带，荒芜人烟的沙漠面积达14.5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8%；中部为达尔富尔高原台地和山地；南部则多为河谷地形。该地区的气候由北向南呈现出由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草原气候过渡的特征，降水量也从北向南逐渐递增。而且北部沙漠地带终年高温、干旱、少雨；中部山区的年降水量为100
近30多年来苏丹的降水量一直很低，特别是1998年以来更是连年旱灾。严重的旱情不仅使达尔富尔北部地区土地沙化、草场退化的面积不断扩大，而且使原本水草丰茂的中南部地区的丰富水资源和良田出现大幅度退化。北部阿拉伯游牧部落为生计所迫，源源不断地迁徙至达尔富尔中南部寻找草场和水源。在受干旱威胁的阿拉伯牧民试图占有肥沃地带同时，定居黑人农民也为守护“自己的”土地而坚决抵抗，他们开始把土地圈起来拒绝牧民进入。自80年代后期以来，定居部落与游牧部落之间的冲突明显增多，尤其是土著黑人农民的富尔部落与一些阿拉伯游牧部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水资源的争斗不断。1990年，苏丹巴希尔政府和地方部落首领对冲突进行了调解，但在随后几年，紧张状态依然存在，这些部落之间的冲突也依然持续。一些富尔人对巴希尔政府的愤恨也因此而加剧。
为在冲突中获胜，双方的一些大部落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民兵武装。2000年以来，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武装把矛头直指苏丹政府，指责中央政府忽视达尔富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片面强调中央政府的阿拉伯属性，利用手中权力牺牲黑人部落的利益，袒护阿拉伯部落，由此逐渐走上与苏丹中央政府武装对抗的道路，他们在与阿拉伯人以及政府军的武装冲突中日渐发展壮大，最终形成了两个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运动（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SLM）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简称JEM）。前者以富尔人为主体，后者以扎加瓦人为主体。这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袭击地方政府的官员、议会和警局等反政府武装行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社会动荡，达尔富尔问题由此形成。2003年2月，北达尔富尔州首府、达尔富尔地区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城市法希尔被反政府黑人武装攻陷，政府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被俘，达尔富尔危机由此正式爆发。随后苏丹解放运动、正义与公平运动等当地黑人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以及阿拉伯民兵武装之间的暴力冲突愈演愈烈，国际社会的多次努力均未能制止冲突。连年的内战，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难民。但各方统计数据不一，出入甚大。苏丹政府2004年9月公布5000人死亡，后又公布约1万人死亡、约100万人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联合国曾采用约7万人死亡的数目，西方媒体常常报道20万人死亡、约250万人沦为难民。[1]据联合国的统计，截至2007年1月，达尔富尔三个地区流离失所者的总人数已超过了200万人。[2] 由于各种因素，统计数据不一，但达尔富尔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确是不争的事实。
二、达尔富尔危机不能归罪于中国
达尔富尔危机一开始并不为外界所关注。2004年恰逢非洲卢旺达种族屠杀十周年，为警示世人、避免悲剧重演，国际社会举办了一系列图片展览和报告活动。2004年又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力欲连任的布什总统一方面为转移媒体对伊拉克乱局的关注及其相关的对本政府的指责，另一方面也为抓住道义之旗帜、与民主党克林顿政府在卢旺达人道危机上的无所作为形成对比，从而更多地争取国内黑人和基督教徒的选票，不失时机地对达尔富尔危机表现出异常的“关切”。尽管联合国、非盟、欧盟等均不认可用“种族屠杀”来给达尔富尔危机定性，但2004年7月美国国会还是通过决议，把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状况定义为“种族大屠杀”。随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和总统布什也在一系列讲话中频频使用了“种族大屠杀”一词。我们并不否认达尔富尔悲剧的严重性，但是确实由于这些政治因素使得达尔富尔问题开始被“无限放大”[3]。达尔富尔问题不仅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相隔万里之遥的中国也被无端指责，甚至连风牛马不相及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在2007年3月初，日本右翼政客、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昭一在一个杂志上口出狂言，声称要“抵制北京奥运会”。
实际上，真正了解达尔富尔问题起因的人都知道，达尔富尔问题的形成，是与当地长期的部族矛盾和利益冲突分不开的，其根源还在于经济发展问题，这些矛盾、冲突是由苏丹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当地居民生存竞争所引发的。因此，达尔富尔危机不能归罪于中国。中国既不是达尔富尔动荡的起源，也没有回避对这一地区冲突的“国际责任”。那些试图把达尔富尔问题同中苏（丹）关系挂钩的言论是对中苏（丹）关系的误解，更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中国和苏丹之间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合作共赢关系。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意大利阿吉普公司和英荷壳牌公司进入勘探石油，但没有实质性的发现。70年代美国谢夫隆在苏丹南部进行长达10多年勘探，油产量不甚理想，最后美国公司在80年代末在失望中离开苏丹。多年来苏丹缺乏石油开发资金与技术，石油消费仍然依靠进口，用汇量占其外汇收入近30%，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正是在中国石油公司的帮助下，苏丹从1999年起才开始由石油进口国变成石油出口国。2000年起，苏丹财政首次出现赢余，苏丹巴希尔总统由衷称赞道：“苏丹工业的开创，作出贡献最大的是中国，干得最出色的是中石油！”苏丹的经济增长与中苏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分不开的。廉价的中国小商品符合当地大多数民众的消费水平，深受他们的喜爱。世界银行最近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是非洲的第二次机会”。报告认为，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非洲产品输入国，从1999年至2004年，非洲对中国的出口年增长为48％。
其次，中国和苏丹之间的经贸合作往来有助于当地社会的发展，有助于当地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在苏丹开发能源和矿业的同时，不仅增加了当地政府的税收，为当地民众创造了就业机会。中资企业还帮助培训当地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为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储备。中苏能源合作提供的就业岗位超过10万人次。在石油合作公司甲方单位中，中方工作人员仅占10%，而苏方多达90%。在乙方单位中，苏方工作人员所占比率也高达65%。此外，中国公司还在当地修建公路、医院和供水等配套设施，使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以中石油为例，“截至2006年底,中石油先后在苏丹投入3287万美元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当地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万。” [7] 2007年初胡锦涛主席访问苏丹期间，再次要求驻非中资企业要坚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与当地社会和谐相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多做有利于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帮助非洲人民改善生活的好事，为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8]
三、中国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积极努力
在达尔富尔危机面前，中国政府并没有回避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但是中国始终坚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危机，并多次表示愿意为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政府认为，制裁和冲突在任何时候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因为“任何事关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不利于维护苏丹的国家统一，势必在苏丹全国民族和解进程中横生枝节，也势必引发地区矛盾如推倒多米诺骨牌般进一步复杂化和动乱的加剧。同理，如果不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通过求同存异获得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也断然无法根治由利益差异产生的矛盾。”[9]正因为如此，2004年7月和9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达尔富尔问题通过1556和1564号两项决议，由于其中含有威胁对苏丹进行制裁的内容，中国投了弃权票。2006年8月，考虑到通过决议的时机不当，“无助于阻止当地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和俄罗斯一道对安理会1706号决议投了弃权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视而不见或是坐视不管，实际上中方支持在解决这一热点问题过程中的国际合作，赞赏苏丹政府、非盟、阿盟、联合国以及有关国家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做出的努力，同时中国自身也在为推动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而积极努力。就总体而言，中国政府的努力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1、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同有关各方进行沟通与对话，推动有关各方缩小分歧，达成共识。自达尔富尔危机爆发以来，中方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互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进行协调与沟通，推动有关各方缩小分歧。2006年11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出联合国分三阶段向非盟驻达尔富尔部队提供支援的计划，为和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找到了一条符合实际的道路。“安南计划”的主要内容为：第一阶段，联合国向非盟部队提供价值21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并派遣近200名军官、警官和文职官员，在非盟部队中担任参谋和顾问等职务；第二阶段，联合国支援非盟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将达到一定规模；第三阶段，在达尔富尔完成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这支部队将由1．7万名军人和3000名警察组成，其指挥权将掌握在联合国手中。苏丹政府对“安南计划”持反对态度，认为反政府武装是导致达尔富尔地区动荡不安的罪魁祸首，同时坚持认为达尔富尔问题属于苏丹内政，反对把达尔富尔问题国际化。正是由于中国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丹方面才原则接受了安南方案，并表示愿意在此问题上进一步显示灵活。
2、积极与苏丹政府沟通，多次派遣特使赴达尔富尔访问考察。2006年1月，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吕国增访问了达尔富尔地区。2007年4月，中国政府特使翟隽又对苏丹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苏丹总统巴希尔会见了翟隽。翟隽还访问了达尔富尔地区，会见了北达尔富尔州和南达尔富尔州的州长以及地方政府其他官员，并参观了3个难民营，与当地各界代表和难民进行了座谈，实地了解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和安全状况。
3、积极提出建设性倡议，确保有关各方的利益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
4、高度重视达尔富尔地区的难民生活状况和人道主义危机，努力帮助达尔富尔地区人民改善生活条件。中国政府已先后向当地和非盟特派团提供了约8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和捐款，第五批援助物资已于11月抵达。胡锦涛主席年初访问苏丹期间，宣布再次向苏丹提供4000万元人民币的援助。中国还同意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向苏丹派驻315人的工兵维和部队，参与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任务，首批135名中国赴苏丹达尔富尔维和人员也已于2007年11月底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这支先遣分队隶属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分为指挥组、水源勘测组、道路桥梁分队、建筑安装分队、支援保障分队和警卫分队。他们将被部署到苏丹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市，作为落实“安南方案”第二阶段支援计划的一部分，主要承担任务区内修建及维护道路、桥梁、建筑物、停机坪和防御工事、勘察水源、钻井和修建相关取水辅助设施等项工程保障任务，为联合国与非盟维和部队的混合行动创造条件。
四、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国际赞赏
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独特的影响力，关键就在于我们处理好了三个问题：一、尊重苏丹政府的主权，坚持不干涉苏丹政府的国内事务，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对此，负责中国政府达尔富尔事务的刘贵今大使多次表示“达尔富尔是苏丹的达尔富尔，是非洲的达尔富尔。” 中国始终遵循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来处理达尔富尔问题，从而赢得了苏丹政府的充分信任。二、坚持平等相待，以平等的身份，友好的态度同苏丹政府进行对话和协商，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动辄以制裁来进行威胁，并且充分考虑到了各方的利益。在中方支持下安理会通过的1769号决议不仅为非盟－联合国部署混合维和部队铺平了道路，并且没有表示要对苏丹施加压力或经济制裁的内容。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哈利姆表示，决议照顾到了苏丹政府的许多关切。曾经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巴黎达尔富尔问题国际会议的刘贵今大使说道：“中方努力说服西方同行采取强硬手段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实施经济制裁只会阻碍苏丹政府在这解决这一问题上的合作态度，并使形势更加复杂。”[10] 三、坚持以长远的眼光，从大局出发来解决问题。中方认为，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困问题，只有把发展问题解决了，这一冲突才能得到最终的解决。中国政府积极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多次向苏丹提供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中国的投资使苏丹形成了一整套炼油、石化工厂和贸易体系，10多万苏丹人在中苏合作项目中找到了工作。中国帮助苏丹建造的麦罗维水电站大坝已初步成型，并将于2008年竣工。届时，它将使苏丹全国发电量增长到原来的三倍，不仅可以缓解苏丹电力短缺的情况，还将为方圆约
中国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积极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阿拉伯国家联盟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本·哈拉
值得注意的是，到2007年9月，即使在主张把达尔富尔问题与“抵制北京奥运会”相挂钩的鼓噪一度喧哗四起的美国，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也得到广泛认可。
五、达尔富尔问题推动中国非洲外交转型
从某种程度上说，达尔富尔危机既是对中国非洲外交的一场考验，同时也表明中国非洲外交正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政府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但是并没有放弃推动和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外交努力。中国政府在坚持外交原则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进行制度创新，通过派遣特使、外交斡旋、派驻维和部队等种种途径积极地参与了达尔富尔的和平进程，承担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
中非关系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步，迄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非双方领导人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开始接触，随后从1956年起中国与埃及等非洲国家陆续建交，至1979年底，我国已与44个非洲国家建交。这一阶段，中国和非洲国家作为第三世界的盟友共同团结起来，开展反殖、反帝和反霸的斗争。不过由于冷战的国际大背景，意识形态考虑在这一时期的中非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0世纪80－90年代是中国对非外交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中非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开始淡化，务实的经济合作成为双边关系中的主导因素。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中国和非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使命，进入了为经济独立而奋斗的新阶段，而中国也刚刚步入改革开放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中非关系变得更加讲求实效，更加注重经济合作与平等互惠。与此同时，中非经贸关系则飞速增长，从90年代初的10多亿美元发展到1999年的64.8亿美元[14]503。
进入新世纪后，中非关系加速发展，并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对非外交开始了战略性的调整，平等的战略性的“互利共赢”成为中非关系的主轴。2006年初，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公开表示要“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双方经贸合作更是发展迅速，2000年中非贸易额首次超过100亿美元，2006年双边贸易额即已达到554.64亿美元。2007年1-6月，中国与非洲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就已达到320.5亿美元，同比增长25%。
从经贸往来、人员互访到建立长效机制和对话论坛；从单一的政治对话到派驻特使和维和部队、积极参与解决地区危机，表明快速发展之中的中非关系正在经历一个全新的转型过程。如果说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现实是中非关系发展大背景的话，那么中非双方日益增长的战略需求则是双方关系加速发展的根本动力。虽然非洲国家基本上实现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使命，但是很多国家仍然没有摆脱贫困的境地，社会经济发展依然停滞不前。不少非洲国家既盼望着能够搭乘中国经济快车，摆脱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提升自身的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同时也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并期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和平崛起的态势日渐显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也日益突出，中国同外部世界的相互依存度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这就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对非外交呈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强调发展同非洲国家在互惠合作基础上的新型战略平等伙伴关系，也更为重视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非洲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而力所能及地作出自己的实际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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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海兵、李志强.中国带给我们石油与和平[N].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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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东凯、林立平.中非共同语言使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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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谢栋风.联合国高官赞扬中国在解决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作用 [EB/OL].[
[13] 专访：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作用获赞誉[E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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