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结构的二元化
当前，二元化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结构的一个基本态势，即冷战的遗产与新兴的地区合作体系的两者长期并存，前者主要表现为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以及冷战时代未解决的遗留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等；后者则是指冷战后90年代以来中国倡导、推动和参与的一系列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两者构成了中国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主要内容。这种二元化结构的基本态势决定了中国的和平发展在周边的挑战和机遇共存。
冷战时期，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等缔结了一系列主要针对中国的双边和多边军事条约，在亚太地区构筑了沿“阿留申-日本-琉球群岛-中国台湾省-菲律宾－澳大利亚”一线的军事同盟体系。冷战结束后，上述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并未随冷战的结束而消亡，其中最重要的同盟体系依然存在，并进一步得到强化与扩展。而且，在新的形势下，这些冷战时期的遗产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从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在亚太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全面强化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同盟体系的战略性步骤，包括：扩大美日安保范围；延续美韩、美台、美菲、美澳新军事条约，扩大对台军售，在西太平洋地区加紧前沿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与中亚国家建立“北约对话伙伴关系”等。“9·11”后，美国利用国际反恐斗争，前所未有地在中亚、南亚建立基地、派驻军队，并在东南亚加强军事渗透，扩大其力量存在和军事准入；支持日本向印度洋派遣作战部队，积极调整、改善与印度的关系，支持印度发展核力量。美国鼓励日本“南下”、澳大利亚“北进”和印度“东向”，以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作为其亚太战略的三大支点，促使其海上力量在东南亚和马六甲海峡相会，扼守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战略通道，构筑从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的西太平洋防御岛屿链；其主要战略目标便是要在被其视为“最大潜在战略对手”的中国周边建立一整套“预防性遏制和封锁”的网络。我们不难从这些年来以下诸事态中窥见其斑。美日“2＋2”会议发表共同声明、界定“共同战略目标”。美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美印核合作协议。2007年9月上旬，美、日、印、澳、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大规模联合海军演习，国际观察家就认为，这“无疑表明了亚太地区未来的地缘政治安排”，“是否预示亚洲将出现新的遏制中国的军事联盟？”[1]
冷战时期一些遗留未决的问题也出现了新的变数，这些变数极大增加了我国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甚至构成了严重的潜在威胁。首先，“9·11”后，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明显上升，加快推进以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为目标的“正常国家”战略，否认侵略历史，修改“和平宪法”，取得集体自卫权，并以“反恐”名义“借船出海”，将防卫厅升格为省，力图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干预台湾问题也被列入日美“共同战略目标”，其极右势力染指台湾的企图时隐时现。其次，朝鲜核问题明显带有冷战遗产的性质。冷战后，朝核问题长期未获解决乃至一波三折的危机局面，其主要症结之一在于朝鲜半岛安全结构转型进程中朝美双方战略的巨大差异和相互冲突。但朝核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战略缓冲空间，中国在朝核危机中难以独善其身，从而积极推动六方会谈。但2006年朝鲜强行突破核门槛，又显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明显有限，朝核危机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朝美双方的直接谈判，朝美双方的进一步接触及其双边关系的发展，无疑将改变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结构，成为未来中国外交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再次，冷战后，台湾问题日益成为中国地缘政治中的长期性、战略性威胁。尤其是陈水扁上台后，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发展迅猛，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顽固坚持“台独”路线，冲击“一个中国”原则，蓄意制造“法理台独”和台海危机，近期又罔顾各方警告，肆无忌惮地推动“为台湾正名”、“入联公投”等“台独”分裂活动，其利用2007年“修宪”和2008年台湾选举制造台海危机的可能性不可忽视。由此，台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环境的最危险制约因素。
同时，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中国目前还与周边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领土领海争端。在陆地边界争端方面，基本上是与印度的边界争端，目前中印边界谈判正在正常轨道推进，但短期内解决两国边界争端难度甚大。在海域争端方面，当今最突出的是中日东海争端，涉及到中日两国关于东海大陆架、经济专属区划界、东海油气资源开发、以及由来已久的钓鱼岛主权归属等争议问题，尤其是围绕东海油气勘探开发的分歧，成为中日关系紧张因素导火线之一。虽然双方已达成通过和谈解决的共识，但日方仍然坚持非分要求。安倍访华不久，日美联手举行针对“橙国入侵”而夺回钓鱼岛的演习，其矛头所向不言而喻。另外一个重要争端是与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有关国家关于南中国海的争议，关系到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主权，又牵涉到南中国海丰富的油气资源问题。另外中国还与朝鲜、蒙古以及中亚国家等存在潜在的领土争端问题，即使已经解决的中俄、中塔、中吉边界问题，也不排除这些国家随政局变动而重挑争议的可能性。这些也是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不可忽视因素。
与此同时，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另一个发展维度，即在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基础上，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乃至倡导的地区合作新体系正在逐步构建。这种地区合作新体系目前主要由围绕中国周边的三个次区域合作机制组成。
一是中日韩加东盟的“10+3”机制。经过近10年的发展，“10+3”机制合作由经济领域向社会经济文化安全领域扩展，构建起以经济为动力的多层次、多交叉的全面合作格局，形成日趋成熟的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并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基础。2005年3月，中国与东盟通过“10＋1”的合作机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南中国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开始付诸实践。2005年底，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以及区域外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3国举行首届东亚峰会（“10+3+3”），作为新的合作平台，将推动东亚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水平迈进。至此，东亚已初步形成以东盟为核心、逐次向外延伸的次区域合作体系，中国所倡导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坚持东盟主导地位、保持合作的透明与开放度，在务实共赢的合作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等一系列主张得到广泛认同。
二是上海合作组织合作机制。其由1996年开始的中俄哈吉塔“上海五国”机制发展而来。这些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已基本完成机制化和法律化建设。2006年6月圆满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峰会，标志该组织已经稳步进入全面务实合作的发展新时期。十年来在国际体系转型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合作进程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在经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等重大国际事件的严峻挑战中日趋成熟，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特别是作为当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实践、中俄与中亚邻国共同创建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其已成为一个由中俄主导的我国西北周边地区并向亚洲其他地区扩展的开放性、综合性的多边区域合作机制。
三是东北亚六方会谈机制。2002年10月朝鲜核危机再度激化，东北亚地区安全出现紧张态势。中国始终以负责任的建设性态度进行持续不懈的外交努力，先在2003年4月促成中、朝、美三方北京会谈，而后又成功推动同年8月起由中、朝、美、韩、俄、日参加的关于朝核问题的四轮六方会谈相继在北京举行。由此朝核问题不仅没有走向战争的极端，反而创造了多边会谈协商解决的机制。尽管2006年10月朝鲜核试爆，使东北亚形势又趋严峻，但中国既坚持原则劝和促谈，又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促使六方会谈恢复举行，并于2007年达成具有突破性意义的“2.13”协议，[2]2007年7月朝鲜宣布停止宁边核反应堆。这使东北亚因朝核试爆而趋于紧张的局势重新回到和平对话的轨道。这一重大进展既是六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中国在台前幕后进行的艰苦细致、耐心周密的外交斡旋协调的成功。在中国的积极介入和倡导下，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不仅走向长期化和机制化，而且出现其功能向纵深延伸的趋势，即围绕朝鲜军备问题和能源-经济问题两个方向延伸，最终向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乃至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发展，成为六方会谈机制的“升级版”。
总体上看，新世纪以来，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正在调整之中并得到加强，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支配着亚洲地缘政治格局；而中国所参与、推动和倡导的“10+3”、上海合作组织和东北亚六方会谈这三个次区域合作机制起步不久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中，还面临着许多内外挑战和发展瓶颈，成熟度和内聚力不及美国主导的亚洲盟国体系；但在发展趋势上，这些次区域合作机制建基于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之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呈现良性、上升、扩大的势头，正在构建起一种谋求地区合作、稳定、发展与繁荣的新型亚洲合作体系。其与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体系相并存，形成相当时期内的亚洲二元地区国际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这是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特别是2020年前战略机遇期所面对的周边国际环境的基本面，也是我们分析当前中国和平发展战略在亚洲面临挑战和机遇的主要出发点。
二、中国周边地缘经济结构的发展
与地缘政治结构相比，中国周边的地缘经济结构就表现出更为有利的局面及发展态势，这与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显性表现滞后于地缘经济的转型有关。中国周边地缘经济结构的有利局面与良好发展势头，是中国周边地区合作机制兴起的物质基础和动力保证，并已经对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结构产生积极而深远影响。
中国周边地缘经济的一个突出发展，就是中国在周边地缘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高速稳定发展，极大地拉动了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中国逐步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亚洲区域内经贸联系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点。1997年以来，中国进口的年度增长速度为18％，进口在GDP中所占比例高达34%, 高于日本4倍，美国2.5倍。中国的进口有一半来自东亚地区。[3]
2006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中，中国香港、日本、东盟和韩国分别排名于第三、四、五、六位；中国进口贸易总额中，日本、韩国和东盟（并列）、中国台湾省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于第二、三、四、五位。日本是中国仅次于欧盟、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06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2073.6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其中中国对日本出口916亿美元，同比增长9.1％；进口11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2％。2006年中国与印度、东盟、中国香港地区、韩国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增幅均超过20%，分别为32.9%、23.4%、21.6%和20%。我国现在是韩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韩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国。2002年起中国成为韩国最大投资目的地国家。中国与东盟双方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1990年-2005年间，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总额年均增长22%，比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高出4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1608亿。日渐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互补性强的产品结构和“降税计划”的稳步实施，必将促使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以全球瞩目的速度迅速增长。到2005年，中国已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缅甸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而且，中国与周边的地缘经济联系正在从东亚向南亚、中亚、俄罗斯和太平洋扩散。中国同印度、俄罗斯的双边贸易继2005年均超过200亿美元后，2006年又分别达到249亿美元和3339亿美元，预计在2010年分别可达到500－800亿美元。中国与澳大利亚贸易额由2000年的84.5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6年的329.5亿美元，而且到2007年3月双方12个月的贸易额已至414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目前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市场。
中国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建设地区合作机制的重要支撑。中国政府也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积极倡导、推动和参与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推动这些机制的落实和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发展与地区合作机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为中国周边地缘经济结构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深入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通过新兴的地区合作机制，实现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这些合作既包括泛区域合作，也包括次区域、甚至更小范围（例如边境接壤地区）的合作。中国周边地缘因素复杂性和多元性突出，不同区域合作模式并存，有利于各国寻求相宜的合作空间，防止在单一模式中陷入僵局。
10多年来，亚洲形式各异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层出不穷，已逐渐显现宽领域、多层次、广支点、官民并举的特征，相关的区域（次区域）合作组织与合作机制推动着区域一体化的良好发展。在泛区域合作方面，目前已形成机制化的上海合作组织、东盟、“10+3”、“10+1”、东亚峰会以及APEC等安排，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如中、韩、日分别通过“10+1”机制在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获得不同程度的积极进展。但同时这些区域合作机制又暴露出各自的局限性。这些年来东盟在以“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承担着基础的主导功能，发挥功不可没的倡导者和驱动器作用，但由于其本身的内部矛盾和实力不足之缺陷，从长远上和根本上说，“东盟难以担当起东亚一体化的主导和核心力量这副重担”。[4] 再如，APEC区域合作进程中，经济技术合作在实际运作中缺少必要的着力点，其实际成效就不甚理想。还比较有限。然而，正是地区机制安排的某些缺陷，使某些发展特征比较相近的地区成员在一些特定领域可能形成功能性的区域合作机制。如在中亚地区，中国可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机制，与中亚和西亚各国开展以资源、能源投资为重点的功能合作。由于这些合作符合各方的利益需要，非经济因素的干扰较小，其发展潜力和空间相当可观。
逐渐成长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多边合作，既是亚洲地缘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舞台，又是中国在这一转型中发挥积极影响的必要基础。“随着亚洲产业结构的重新组合，以及企业微观整合逐步深入，各种区域和次区域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的机制安排将得到更加深入的发展。”[5]
200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签署《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确定三国合作的框架、原则和方向，并决定在贸易投资、信息通讯、环境保护、防灾、能源、金融、科技、旅游、渔业等经济领域乃至外交军事、政治、文化领域进行交流与合作。2005年4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关于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计划的协议》。其是继与东盟后中国与亚洲国家签署的第二个自由贸易协定，为彼此创造更好的贸易环境，也为对我国进一步开拓南亚市场创造积极条件。1991年中国与东盟对话进程开始，此后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1991年双方贸易额仅为63亿美元，2004年贸易额便突破千亿美元的大关。2005年7月《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的达成，为如期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铺平了道路，也成为双方贸易额迅速攀升的助力器。2008年双方贸易额有望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
中国周边地缘经济的发展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中国与地缘政治上竞争对手之间建立密切的地缘经济联系。日本与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具有竞争性，还在历史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东海问题上矛盾尖锐；中国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积怨难消，同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竞争性不可避免；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以各种形式图谋分裂国家，台湾问题是中国地缘政治中一个最不稳定的焦点。虽然中国致力于解决或缓和这些矛盾，但它们仍然存在还时兴波澜，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相互间关系。但是，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与对立并没有阻止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关系的蓬勃发展，这些年来中国与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贸联系却不断得到加强，我们从前文中的双边经贸状况中可见一斑。
此外，中国周边地缘经济结构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能源合作进展顺利。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从里海到中国新疆的输油管道西段和东段相继于2002年和2005年竣工，2006年5月，来自哈国的首批原油经中哈油管输入我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从陆路输入石油。俄罗斯的远东输油管线通往中国大庆的支线开始实质性动工，2006年俄罗斯成为中国进口原油的第四大供应国。。中哈还在油田开发、跨国公司并购上的合作进展顺利；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正在酝酿合作修建通到中国跨国天然气管道；中国与印尼、澳大利亚也积极开展能源合作，中国还与越南、菲律宾在南中国海联合开发油气田，经过孟加拉、缅甸到中国云南的石油管道以及从伊朗经巴基斯坦到印度的输油线路也在积极策划中。2006年2月，中国还与巴基斯坦签署了《中巴能源领域合作框架协议》。这些能源合作项目的顺利进行，正在产生一个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能源经济带，与有关国家在油气勘探开发、油气管道铺设、能源企业相互间跨国投资、油气储备联合建设以及节能提效、开发新能源和环保技术等能源各领域、上中下游各层面的互利合作广泛开展。考虑到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能源经济带的形成，使中国面临的周边地缘经济结构更具稳定性和战略性。
三、亚洲新地缘结构的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不断加强，这种联系和依存已经并将继续衍生出一系列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地缘结构的坚实基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实际上也是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最大的共同利益。中国与周边国家都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为本国的第一要务，这种目标上的一致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平稳定则是实现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与周边国家要发展就必须维持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要维持和平与稳定，要获得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必须进行合作，合作是维持稳定、获得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化时代，和平、发展、合作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三个要素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是保证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亚洲新地缘结构得以构建的大环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国家利益与地区共同利益不断增加，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共同安全、合作共赢为宗旨的新安全观为指导，遏制共同威胁、促进共同利益，构建一系列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安全对话机制、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防扩散机制和人类安全公共管理机制。[6] 传统安全观认为国家或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是一种“零和关系”，强调追求绝对安全，国家安全可以通过扩充单边军事力量或建立若干国家的军事联盟实现。新安全观则认为，在高度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具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特征，安全是相对的安全，是相互依赖的、共同的安全。一国的安全要以相关国家的安全为条件，以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为手段，重视通过对话、交流、合作的途径，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致力于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追求共同安全的“优态共存”。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与周边国家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竞争与对抗，在合作中实现双赢和多赢，这又反过来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与共同利益的进一步拓展与延伸，从而实现一种良性互动的循环发展态势。
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利益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接壤邻国之间的跨国界“自然经济疆域”也在扩展和深化，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与东盟北部成员国之间的各种经贸合作正在快速推进。中国对外经贸的活动70%是在东亚地区进行的，投资中国的外商85%也来自东亚。2006年中国从亚洲进口占66.4%, 而亚洲作为出口市场占中国出口的47％。中国已经成为日本、韩国、大部分东盟国家和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拉动了周边国家的发展，加强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东亚经济内部的依存度已经超过东亚与北美、欧洲的相互依存。中国与东南亚、中亚、南亚、俄罗斯的经贸关系也向纵深发展。这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最现实的共同利益，也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结构健康发展的最大动力，更是中国周边新地缘结构的坚实基础。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将对地缘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制约或减少地缘政治的竞争与对抗，在新的地缘经济基础上构建新的地缘政治结构。
与此同时，当今世界反恐、能源、环境保护、金融、公共卫生和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中国周边地区更是如此。进入21世纪以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非法移民和毒品泛滥之类的功能性问题成为地区安全的首要议程。由于安全关注的性质改变，地区安全格局的特征和处理方法也在发生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周边的地缘结构不再被传统盟国关系和意识形态界限一分为二。各国在应对共同威胁时更多选择合作而不是对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2004年禽流感和印度洋海啸等灾难，给亚洲国家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都是空前的，甚至超过一般的局部战争。同时，菲律宾、印尼等地的伊斯兰祈祷团以及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极端势力，东南亚、南亚等跨国边境地带的毒品生产与走私网络，印度洋与南中国海等海上交通要道的海盗问题，以及不少国家目前所面临的能源安全、环境恶化等问题都超越国界，对若干国家构成共同威胁。
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构成了新的地缘政治威胁，在客观上推动了亚洲区域合作从社会经济领域向政治安全领域深入发展。一方面，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促使中国与周边国家超越传统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寻求与扩大共同利益，要求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以有效应对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又促进共同利益和战略互信的进一步发展。
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和第二轨道对话。双边合作作为比较传统的国际安全合作方式，在非传统安全合作领域依然存在。比如2002年中国与东盟发表的《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4年日本与东盟签署的《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合作联合宣言》，2006年中哈联合反恐演习，以及中日之间环境保护合作等。多边合作主要是在现存的区域多边合作机制框架内进行的，如“10＋3”框架下整个东亚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包括2000年各国为应对金融风险而签署的“清迈协定”，其他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不同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当前各方就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第二轨道对话的主要途径有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北亚合作对话会等。
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形势发展，促使亚洲各国构建起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同时也使亚洲各国开始超越传统的冷战思维，衍生出安全合作与对话的新路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996年以来，“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在成功解决历史遗留的传统安全问题——中国与前苏联的领土争端之后，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以遏制“三股势力”为主轴的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政府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关于新型安全观的构想和思路不断充实完善，并付诸实践，在协力维护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中亚区域稳定和发展的有效国际合作平台。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在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以及救灾防疫等方面展开有效合作，受到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高度赞赏，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国际形象，从而为我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创造有利条件。
总而言之，当前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结构表现为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下的同盟体系继续存在并不断强化，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主导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主要因素，冷战遗留问题出现新的变数；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周边地缘经济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在中国和平发展的国策和“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指导下，中国倡导、推动、参与的新的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体系兴起并走向逐渐成熟，充满着发展潜力和上升空间，将对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型产生积极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联系的深化、相互依存关系的增强以及共同的命运和追求，不断衍生和拓展彼此关切、同甘共苦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和衷共济、互利合作的基础，也是缓和冷战遗产对中国的负面影响的减压阀，更是中国周边地缘结构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是中国同周边国际力量共同建设“和谐亚洲”，乃至与整个国际社会朝向构建“和谐世界”理想努力的基础和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