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讲,“东北亚” 应该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部分和蒙古, 本文论述的“东北亚”意指三个主要国家 — 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个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是实现东北亚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关键。
历史问题和新民族主义
东北亚各民族的交往,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三个民族的交往,至少已有20个世纪之久。 日本和韩国文化源于中国文化,但反过来也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 两千多年中日韩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交往,互相学习,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间不超过100年,也即不到1/20。然而,就是这1/20的冲突,却造成了我们所说的“历史问题”,成为影响三国关系,特别是中日、韩日关系顺利发展的一个“感情障碍”。虽然安倍首相执政后立即访问中韩两国,缓解了这一冲突,但“历史问题”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为解决这个问题,三国都赞同采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从长远来说,邻国是无法教训日本该如何做的,只有日本人自己才能最终搬掉“历史问题”这一障碍,就像德国人做的那样。当然,在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之前,也不应该让它制约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发展。
与历史问题相比,中日韩国内新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可能会对东北亚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虽然不像老一代那样对“历史问题”有切肤之感,今日中国的青年一代并没有忘记中国遭受列强侵略的悲惨历史,而对20多年来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日趋富强充满民族自豪感。 目睹90年代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他们现在宁愿中国走一条渐进的稳健的改革发展之路, 而保持中国的统一、稳定和经济发展是这一路线的基础。因此,人们可以理解,对任何外国采取的可能不利于中国统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行为,中国新一代精英们是十分敏感的,并且会毫不掩饰地表达他们的看法。在1999年5月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后发生的大规模示威,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而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发挥作用。谈到中日关系,可以发现很多类似的例子,如2005年4月出现的反日示威, 其主要推动力量中就包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敏感的还是台湾因素,中国新一代精英们最为担心的就是外部势力会采取种种手段阻挠,乃至破坏中国统一,并企图控制台湾。因此任何外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同样,在日本国内,所谓的“新民族主义”的上升,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中国威胁”的言论和情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中日在获取能源和原料方面的竞争,这股“中国威胁论”已经从政治、安全领域扩大到了经济领域。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腾说:“在日本只待了两天,我就吃惊地听到许多有关中国的偏执看法,对此我感到担心。这几乎与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对日本抱有的忧虑很相似”。[1] 在韩国,“新民族主义”也有种种表现:历史问题和岛屿之争引起的反日情绪,对韩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抗议浪潮,对中国的强大可能损害韩国利益的担忧等等。
显然,在东北亚,这种相互将对方视为“威胁”或“潜在威胁”的不安心理,已经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阻碍和平与共同体建设的“心理障碍”,它与作为历史问题的“感情障碍”相互联系,又互相影响,常常在国家间关系遇到困难时共同发挥作用,但与作为历史问题的感情障碍相比,它更多地源于现实权益之争,因而更难以解决。
交流与合作是东北亚的主流
虽然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交流与合作仍然是东北亚的主流。中日和中韩之间交流合作关系的迅速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自1972年建交至今35年来, 中日关系发展的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双边贸易1972年仅为10.4亿美元, 到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到2006年猛增到2073.6亿美元,从10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只用了短短4年,35年里增长近200倍。[2] 日本在华投资项目超过3万个,总投资额达到580亿美元。[3] 在1972年,只有几千日本人访问中国,几乎没有中国人访问日本, 而到了2006年,一年内两国人员往来已接近500万人。[4] 两国之间建立的友好城市多达233对,越来越多的两国国民在对方国家工作和学习。[5] 如在上海,就有5万多日本人常住。
2007年是中韩建交15周年。15年来,中韩友好关系全面发展,经贸合作不断深化。1992年,中韩贸易额仅50亿美元,到2006年达到了1343亿美元,增长了26倍,两国已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投资也不断扩大。[6] 截至2006年底,韩国在华设立企业已超过3万家,实际投资累计达350亿美元。[7] 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到韩国投资兴业。人员交往日益密切:2006年,常住中国的韩国人已经超过50万人,两国人员往来一年内超过500万人次,目前每周近800个航班穿梭于两国之间。[8] 在中国留学的每3名外国学生中,就有一名来自韩国。中国赴韩国留学的人数也已达到2.4万人。在上海,有一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每年都有几万名学生(包括中小学生)前来参观学习。在北京和上海,都有被称为“小首尔”的韩国人居住区。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机制逐渐步入正轨。 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第七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决定进一步推动三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将财政、金融、科技、卫生、旅游、物流、青少年交流确定为新的合作领域,还决定2007年为“中日韩文化交流年”。[9] 同时,中日韩三国继续积极参与东盟+3合作进程,东盟+3+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东亚合作进程,APEC合作进程,亚欧会议合作进程等,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中日韩三国与美国、俄罗斯、朝鲜共同努力,使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近期取得了突破。
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几个原则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消除障碍,使中日韩关系在21世纪获得进一步发展,进而实现东北亚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几个原则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是要增信释疑。所谓增信释疑,就是要增加互信,减少误解。中国与前苏联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界曾经冲突不断,但由于中俄两国增强了互信,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短短几年之内就解决了这个复杂的遗留问题。相反,中东的巴以之间常陷入互相仇杀的恶性循环,就因为缺乏基本的互信。要在中日之间增加互信、减少误解,两国的政治家,学者和新闻界均可发挥重要作用。前不久一位中国学者写了一篇论文,分析今日的日本不可能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原因:1、现行的宪法和政治体制使军国主义制度不可能恢复;2、现在的社会中坚受到美军占领时期占主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强烈影响,军国主义思想在他们当中没有土壤;3、在导弹时代,没有战略纵深,人口高度集中,而又拥有众多核反应堆的日本不可能卷入全面战争,因为那将导致灾难。不论他的观点是否全面,他的文章有助于消除中国人对日本的疑虑和误解。同样,日本与韩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也可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三方的传媒不要刻意宣传对方是“威胁”,这样只会对国民产生误导。
其次是求同存异。应该承认,中日韩三国在一些具体利益上存在争议,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分歧。但是,这些争议和分歧与共同利益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只要三国从战略高度、以长远眼光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对话协商,存在的问题总可以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比如岛屿之争和海洋资源之争,即使一时难以找到解决办法,也可暂时搁置争议,进行共同开发,同时继续推进磋商进程,寻找和平解决分歧的可行方案。只有这样,才能使三国之间的海洋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又如通常会出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中日韩贸易中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证明, 在发生贸易争端时,“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如在2001年发生的中日贸易争端中, 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遭受损失, 日本的汽车等产品对华出口也遭受重大损失, 就说明了这一点。后来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了因此产生的摩擦,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和损失, 也为此后解决此类摩擦树立了有益的典范。
第三要互利共赢。中日韩三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大多数企业家和普通百姓从三国经贸合作迅速发展中看到的是机遇和利益,而不是威胁。 比如,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日韩两国企业界的对华投资热正日趋高涨。据《日本经济新闻》调查,日本制造业70%以上的企业正在将其生产线转移到海外,而其中一半以上企业选择中国。[10] 从长远来看,这对日韩大企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增长都是有利的,这就是互利。但是,负面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如可能导致日韩两国的失业率上升。有人把这些负面影响归咎于中国,这是不公正的,也是目光短浅的。 实际上, 中国是在帮助日、韩企业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开拓新的市场,以度过难关。从长远看,只有企业的状况迅速改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才有可能持续增长,而失业率也才有可能降低。可见,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程度显著加深,各国的利益互相影响、互相交融、互相制约,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那种你失去多少则我得到多少的“零和”关系已不复存在。因此,只有在争取本国利益的时候,也照顾他国的利益,才能真正达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
以加强合作来维护持久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在上述三原则的基础上,应该大力拓展合作。只有三国之间的合作全面发展,为三国和东北亚带来巨大利益,各种各样的分歧才会逐渐淡化并得到最终解决。关于如何拓展合作,着重分析一下文化、经济、安全三个方面。
在中国、韩国和日本,很少有人把另外两国的文化视为“威胁”,三国人民在文化上有一种亲近感。日本天皇曾对朱熔基总理说,日中两国自古以来就有很深的交往,日本的京都、奈良等地有许多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古迹,所以我访华时要去西安看看。后来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自秦汉以来,种稻、植桑、养蚕、纺织、冶炼等生产技术相继从中国传到日本和韩国,汉字、儒学、佛教、典章和艺术也为日本和韩国所吸纳与借鉴。温家宝总理最近访问日韩时提到:日本先后十多次派出遣唐使,担任唐朝高官,与李白等诗人结为好友的阿倍仲麻吕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把佛法传到日本,前后花了12年;中国唐朝时,新罗王子金乔觉在九华山苦修佛法,被后世视为地藏菩萨应世;新罗文学家崔致远长期在中国扬州生活和工作,留下了著名的《桂苑笔耕》文集;朝鲜王朝时期著名小说家许筠在中国曾写下歌颂中韩友谊的的名句:“国有中外殊,人无夷夏别。落地皆兄弟,何必分楚越。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明治维新后,中国大批志士仁人来到日本,学习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探求振兴中华之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其中包括孙中山、周恩来、鲁迅、郭沫若等。[11] 在推进中日韩文化合作方面,并不存在任何障碍,而且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早稻田大学的依田熹家教授认为,战后日本首先提出的课题就是“建设文化大国”,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发展了,也应重视文化建设,恢复亚洲文化大国的地位,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共同宏扬东亚文化。这样的看法是有远见的,得到了三国有识之士的赞同。 重要的是:文化交流的目的是沟通心灵,因此要特别重视促进青少年之间的文化交流,因为他们是东北亚的未来和希望。 2007年是“中日韩文化交流年”,也是中韩交流年和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根据“21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各方将实施一系列青少年交流项目。日本已宣布,今后5年大规模邀请中国高中生访日。[12] 中日双方还决定在对方首都互设文化中心。[13]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政府会继续鼓励包括“韩流”在内的两国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政府确定的47个中韩交流项目中,大多数都属于文化交流项目。[14]
在经济合作领域,还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其一,进一步促进三国间贸易和投资,向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前进。目前,三方正为尽早达成一个务实共赢的中日韩投资协议和制定中日韩改善商务环境行动计划努力。同时,中韩自贸区民间联合研究已顺利结束,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也已启动,并取得初步成果,[15] 这为最终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二,推动能源合作。中、日、韩已成为世界第二、三、四大能源消费国,在获取能源方面展开了竞争。在这种形势下,三国需要加强能源领域的合作、磋商和协调。最近,三国均参加了中、日、韩、美、印度五国能源部长会议,首次有机会在一起交换看法。同时,中日举行了第一次部长能源政策对话并发表了关于加强两国在能源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今后,三国特别要加强在参与国际能源开发过程中的协调,以避免恶性竞争。 其三,加强环保合作。中日最近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联合声明》,就重点开展渤黄海区域和长江流域等重要水域水污染防治、建设循环型社会、防止大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海洋漂浮垃圾、防治酸雨及沙尘暴等合作达成一致。[16] 在中韩和日韩之间也可开展同样的合作。其四,支持日韩两国参与中国的开发。中国的地域比日韩宽广的多,而且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这为日韩两国参与中国的开发提供了机遇。目前,一些日韩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其五,促进开发高新科技方面的合作。应鼓励合作项目由一般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拓展,由加工装配制造向研发设计制造延伸,特别要加强在环保、节能、物流、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其六,加强金融领域合作。 目前,主要应加强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合作关系。其七,推动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要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共同促进知识产权运用与保护水平的不断提高。最后,建立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中日已建立了这一机制,对话内容甚至包括合作向第三国提供援助问题。可考虑进一步建立中日韩三国经济高层对话机制。
在安全领域,中日韩同样可以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继续推进六方会谈进程,使朝鲜核问题得到最终妥善解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在此基础上,应尽快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争取使六方会谈机制逐渐发展为持久的东北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同时,也需要加强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性安全问题,包括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疾病防控以及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贩毒、走私、非法移民)、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三国可进行情报交换,合作切断恐怖组织财源,举行双边或多边的搜救、反恐演习等。为提升安全合作的层次,三方应建立外交、防务当局高层对话机制。中韩之间和日韩之间已建立了这样的机制。最近温家宝总理访日时,双方也确认建立这一机制。[17]两国外长已就双边及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保持密切合作,同时加强战略对话和安全对话[18];中国国防部长今秋对日本的访问取得重要成果,不久后中国海军军舰将访日,其后日本军舰也将访华[19];两国防务当局之间的联络机制将进一步加强,以防止发生海上不测事态。这都为建立三边外交、防务当局高层对话机制奠定了基础。
结论
既然法国和德国,波兰和德国这样的宿敌能在欧洲捐弃前嫌,携手合作,中国、韩国和日本在东北亚也定能做到。中日韩紧密合作将是确保东北亚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并有利于东亚、亚太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可以预期,这样的合作很快也能将朝鲜包括将来。包括中日韩和东盟在内的东亚联合起来,将使欧盟和美国遇到一个强大竞争者,但又是一个重要合作伙伴。联合起来的东亚将有力地促进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最终同美国和欧洲一起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引擎”。
[1] (美)《纽约时报》,2001年11月20日。
[2] 中国海关总署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
[3] 新华社北京电,2007年4月4日。
[4] 新华社北京电,2007年4月4日。
[5] 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国会的演讲,2007年4月12日,日本东京。
[6] 中国海关总署网站:http://www.customs.gov.cn
[7] 温家宝总理在中韩经济界午餐会上的演讲, 2007年4月11日,韩国首尔。
[8] 温家宝总理在中韩经济界午餐会上的演讲, 2007年4月11日,韩国首尔。
[9] 《人民日报》, 北京, 2007年1月15日。
[10] (美)《纽约时报》,2001年11月20日。
[11] 参见前引温家宝总理在日本国国会的演讲和在中韩经济界午餐会上的演讲。
[12]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 2007年4月11日,日本东京。
[13]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 2007年4月11日,日本东京。
[14] 新华社北京电,2007年4月5日。
[15] 温家宝总理在中韩经济界午餐会上的演讲, 2007年4月11日,韩国首尔。
[16]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 2007年4月11日,日本东京。
[17]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 2007年4月11日,日本东京。
[18]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 2007年4月11日,日本东京。
[19]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 2007年4月11日,日本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