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犹太建筑形成的历史背景
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曾是大批犹太人的定居地。首先来到的是塞法迪犹太人。他们来自巴格达、孟买、新加坡、香港等地，大都是英籍商人和实业家。鸦片战争后，沙逊家族来到上海设立洋行经商办实业，随之洋行职员及家属陆续抵沪，大都是原籍巴格达的塞法迪犹太人。其中一些人，如哈同、嘉道理等，后来又离开沙逊集团自立门户。他们很快便显示出经商才能，利用与英国各属地的密切联系和上海的优越地理位置发展进出口贸易，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随即又投资房地产、公用事业及制造业，逐渐成为上海滩最为活跃的工商财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俄国犹太人为逃避反犹暴行及革命引起的内战而来到中国东北哈尔滨等地，再辗转来到上海，出现了犹太人移民上海的第二次高潮，使上海犹太社团迅速扩大。俄国犹太人初来时以做小本生意为生，如经营餐馆、杂货铺、面包房、时装店、书店等，后经过自身奋斗而逐步致富成为中产阶级，形成了一支积极活跃的社区力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20世纪30、40年代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上海是全球唯一的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大城市。从1933 年到1941 年，上海一市先后接纳了3 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各国的犹太难民，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 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 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临时家园。犹太难民在虹口安顿下来后，形成了以提篮桥为中心的聚居区。在他们的经营下，塘山路、华德路、汇山路、舟山路等街区得到重建而成为商业中心，并获得了“小维也纳”的称号。到20世纪40年代初，在沪犹太人总数已超过3万人，形成了远东最大的犹太社团。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公会、犹太会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出版机构和政治团体。二战后，先是犹太难民纷纷离开上海。接着，因中国内战爆发难以经商发展，塞法迪犹商也将资本转移出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仍有数千犹太人生活在上海。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几乎所有外国人均被迫离沪。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大批犹太人又回到上海经商、工作，形成了新的犹太居民群体，目前已超过千人。如今，“上海犹太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世界各地，仍视上海为“故乡城”，将自己称为“上海人”。他们的精力、创造性和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人数，成为推动中犹友谊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上海犹太社团在近现代上海的历史大舞台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从事的贸易、金融和房地产等经营活动，将西方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理念引入上海，客观上带动了近代上海的经济发展；他们出资兴建的众多风格各异的建筑在上海近代市政建设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在南京路和霞飞路等商业街经营的百货店、服装店、食品店、皮鞋店、餐馆、咖啡馆、电影院等，在推动上海从传统社会的商业城镇发展为多功能的近代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来上海的犹太人中有众多杰出的人才，他们为上海的教育、文化和卫生等领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犹太人兴建犹太会堂、举行宗教仪式和民俗活动也丰富了上海的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的内容。今天，当年上海犹太人生活和活动的地方大多都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建筑在外观上并没有统一的犹太民族风格，因为犹太民族在离散中往往受到其客居国主体建筑文化的影响，但都生动地展现了当年上海犹太人的生活状况，都带有上海犹太人的历史文化烙印。因此，“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就是指能够反映犹太人在近现代上海各个领域活动情况的，由犹太人投资建造的、或是长期居住过的、或是长期经营使用的各类建筑和设施。
二、上海犹太遗址和建筑的建筑特色和文化内涵
上海现存的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共有48处。从空间分布来看，主要分布在虹口区（15处）、徐汇区（10处）、黄浦区（9处）、静安区（8处）、卢湾区（3处）和长宁区（3处）等。从建造年代来看，大多兴建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其中沙逊大厦（Sassoon House）、拉希尔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摩西会堂（Ohel Moishe Synagogue）等29处建筑已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这些建筑风格各异，包括文艺复兴式风格、新古典主义式建筑、艺术装饰派风格、西班牙风格、英国乡村别墅风格、北欧风格等。就使用功能而言，它们主要是高层大厦、花园别墅、豪华式公馆或官邸、公寓、新式里弄、商店、学校、医院、电影院、俱乐部、公园、犹太会堂、墓地、仓库、办公室和办事处、编辑部、纪念碑等。总体来说，它们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上海犹太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动状况，并且在建筑专业领域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首先，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是上海特有的“万国建筑博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凸现了城市建筑的历史沿革，见证了城市面貌的历史变迁。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便逐渐显露出近代城市的格局，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租界范围的多次扩展使市区面积扩大了好几倍，同时工商业的兴盛又带动了文化、教育、医疗、娱乐、服务事业的发展，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变。这一时期，沙逊、哈同、嘉道理等犹太富商在上海经营房地产业过程中，率先采用了新技术、新材料，从而掀起了一股建筑结构由砖木结构向钢筋混凝土框架和钢架结构体系转变，建筑向高层空间发展的潮流。1929年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竣工，成为近代上海第一幢10层以上的高楼。沙逊大厦平面呈“A”字形，临黄浦江面为13层，后面9层，地下1层，总高
其次，这些犹太遗址和建筑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都实现了特定时间与特定空间的相互统一，是时代特征与空间处理有机结合的典范，展示了中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上海碰撞、渗透、交汇和融合的历史脉络。上海自辟为商埠后，“五方杂处、华洋杂居”的社会居民结构为其创造了多种文化类型共存、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客观环境。在建筑方面，最初上海租界内的建筑设计事务完全由外国人包办，其建筑设计较多地运用西方建筑的语汇、风格与艺术，但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熏陶，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东方文化的神韵，反映了上海独特的城市审美格调。建于1936年的英籍犹太富商马勒的住宅（今陕西南路30号，衡山马勒别墅饭店）由中国建筑师创办的华盖建筑事务所设计建造。住宅的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东西两侧耸立着高低不一、造型优美、装饰精细的四坡顶尖塔型屋顶。塔顶面由特制的金属青铝瓦呈鳞状覆盖铺设。在东塔顶的背后还有一个彩色玻璃铺顶的小型尖塔。主建筑外墙面用泰山砖镶嵌，住宅四周则采用进口耐火砖砌筑围墙，并以富有中国特色的黄、绿色琉璃瓦压顶，在建筑细部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建筑特色，堪称是一曲优美的“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凝固的音乐”。
最后，它们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当年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情况，同时也是凝结着中犹两个民族传统友谊的重要物质载体，成为上海对外交往中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20世纪30年代，大批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避难在虹口的提篮桥地区形成了聚居区，并在艰苦的战争岁月中与当地的中国百姓和睦相处、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7年，上海的俄国犹太人将摩西会堂迁入虹口华德路（今长阳路）62号，成为隔离区内犹太难民最重要的宗教活动中心，并且成为上海的锡安主义修正派“贝塔”组织的主要活动场所。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后，上海的犹太难民救济组织以较低的房租承租了唐山路818弄和765弄的住宅安置犹太难民而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犹太弄堂”。日本当局建立隔离区后，一度在两条弄堂的出入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但居住在附近的上海市民通过长年累月地向弄堂内抛掷面包、饼干等食品地方法救助了被困的二千多名犹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最后都奇迹般的幸存了下来，在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动人的一页。尽管大批犹太人在二战后迁居到世界各地，但在改革开放后，他们纷纷携子女亲属来沪寻根、访友，与昔日的中国邻居重聚。1979年，美国前财政部长M·布卢门撒尔重返上海时，专门走访了他在上海避难期间居住过的舟山路59号。1992年中以建交后，摩西会堂被有关部门批准辟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每年大约要接受5000多人次的参观，其中还包括以色列前总统赫尔佐格、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德国前总理施罗德等国际政要。1994年，上海市政府在当年犹太难民经常休息聚会的汇山公园（今霍山公园）内树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此后还拨款重修了摩西会堂和拉希尔会堂（今陕西北路500号），并将提篮桥地区增设为上海第12个历史风貌区。现在，上海已逐渐形成了由提篮桥历史风貌区、拉希尔会堂、沙逊大厦、嘉道理住宅、上海犹太医院（今复旦大学附属五官科医院）、上海犹太总会（今上海音乐学院办公楼）等构成的一条犹太特色旅游热线，每天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和游人。
三、保护和开发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的若干设想
目前在上海保存下来的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体现了上海犹太人的历史活动，是上海城市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遗产是指在城市中留存的具有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的实体遗存，如：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历史环境等，以及非实体的但能反映城市文化、民俗和城市风貌特征的遗存。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不仅具有建筑审美价值，而且凝结着深厚的人文历史内涵，保存了城市历史的记忆，反映了城市文化的积淀，是城市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载体。因此，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的保护和开发工作既需要注重对有形文化遗产也就是建筑本身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同时也要充分挖掘、整理、保存和展示依附于这些遗址和建筑的人文故事、历史沿革和文化交流等无形文化遗产，实现其有形和无形文化价值的有机结合。
国际公认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三大基本原则。第一，原真性和可识别性原则。原真性即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以保留其遗存的全部历史信息。可识别性则是指人们能够直接从历史建筑上识别出其留存的时代特征和在历史变迁中留下的岁月刻痕，解读其历史年轮和演变规律。第二，历史文脉的可持续性原则。一旦认识和确定所要保护的对象，就应将保护长期持续下去，即使现有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暂时无法达到保护的要求，也应当尽力使之不遭受新的破坏，而留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进行保护工作。第三，整体性保护原则。保护历史建筑，不仅要求保护建筑本身，而且对其周边与之不相协调的部分也要进行检讨和弥补，以维护整个历史环境的完整性。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的保护工作应在遵循这三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一套从法律、资金、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对建筑本身进行科学、合理的保护和利用，同时注重挖掘、整理和保存与之相关的一切文献、图片、声像等历史人文资料的整体方案，从而充分发挥这些建筑在旅游、教育、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功能和价值。
第一，法律是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能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根本保障。上海市于2003年1月开始执行的《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历史风貌保护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作出了明确界定，并就保护和管理的职能部门及其职责、保护工作的程序和手段以及对违反该《条例》的行为的处罚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已被认定为优秀历史建筑或被划入12个历史风貌保护区之内的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属于该《条例》的适用范围。但对于唐山路818弄这样既不属于优秀历史建筑，又没有被划入历史风貌保护区的遗址，如何对其进行保护还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这就需要相关的部门尽快完善和细化现有的相关法律条例，并根据建筑及其周边环境的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保护措施实施细则，避免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对历史建筑造成损害。唐山路818弄应予以保留，并恢复其建筑的外观，在不破坏其建筑结构的前提下，可对内部进行改造以改善弄内居民的居住条件。同时可通过置换房产或提供优惠房价补贴等形式将部分居民安置到他处居住，以降低容积率，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第二，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的保护工作。提篮桥风貌区内的多处犹太遗址都位于老式里弄的居民住宅内。该地区在历史上就是上海中低收入居民的聚居区，大多数犹太遗址因长期居住人口过多而多次被扩建或改建，其外观和内部结构均不同程度的发生了改变甚至是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对这些遗址的保护首先需要从降低其容积率着手，将多余的居民动迁到其他地区进行安置，而这无疑需要投入大笔资金。西方国家通常采用政府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发行保护遗产彩票等多种经济手段来吸收民间资本投入到保护行动之中。上海可以借鉴这一模式，成立专门机构来吸纳和管理境内外的法人、个人或其他组织的捐赠，对这些进行捐赠的法人或个人可在一定时间内减免其一定比例的营业税或所得税等。同时，还可以通过发行类似于福利彩票的“城市遗产保护彩票”，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的同时也能起到保护城市遗产的教育和宣传作用。此外，还要充分重视这些遗址和建筑凝结着的犹太情结，设计专门针对“上海犹太人”的招商引资方案，并以国际通行的运作方式对其投入的资金进行规范化管理。
第三，挖掘、整理、保存和开发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蕴含的人文历史资源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学术研究。当年上海犹太社团主要由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三个不同群体构成，其经济条件、政治立场、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都不尽相同，在上海生活的空间分布也极为分散，活动范围涉及到各个领域，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今天对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进行识别、认定和保护时需要进行大量细致而繁复的前期调研工作。在制定提篮桥风貌区规划时，仅对风貌区内的建筑进行分类这一项工作就动用了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同济大学、 上海档案馆等单位的专家300多人次。按照历史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些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需要“修旧如旧”的保护，但在缺乏这些建筑当时的外观和内部结构以及历史沿革等方面的图文资料情况下，要再现这些建筑原本的文化和神韵、恢复其原来的功能、展示其人文历史内涵有很大的技术难度。因此，收集和整理当年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的施工图纸、照片和相关的文献资料是当务之急。有必要对上海现存的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的文献、图片、图纸和声像资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和整理。在此基础上，为每栋建筑建立三维立体的结构图、平面图以及文字说明档案，建成一个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的档案资料和数据信息库，从而为进行长效管理和开发提供坚实的基础。
第四，加强对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的宣传，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目前，可供公众参观的上海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所提供的介绍资料内容过于简略，形式也比较单一，而拉希尔会堂等尚未对外开放的特色建筑，普通公众知之甚少。拉希尔会堂曾是远东最大的犹太会堂，是上海目前仅存的两座犹太会堂之一，其鲜明的犹太特色不仅吸引了大批国外的犹太游客，而且还被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列入2002年世界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的优秀建筑。因此，如何让更多的公众认识这些“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优秀历史建筑是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申报世界遗产是国际上保护历史遗产、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有效途径。提篮桥风貌区作为中国境内唯一一个反映二战时期犹太难民生活的历史遗迹，已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战争遗产”。这一工作不仅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而且也引起了世界犹太人的广泛关注。2006年4月，由40多名当年的上海犹太难民和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组成的犹太名流代表团相聚上海，重返虹口与当年的中国老邻居座谈，还纷纷签名支持提篮桥风貌区申报战争遗产。由此可见，通过申报世界遗产、举办报告会和巡回图片展览、制作图文、声像资料等方式加大对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地宣传力度，不仅能引起政府和公众对历史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而且也有助于充分展示上海的人文底蕴，而且同时也能起到提升上海国际形象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