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自古以来南斯拉夫地区的历史演进，还是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南斯拉夫，无不饱经民族危机的频仍磨难。本文从民族认同的视角，结合文明结合部的地缘特征和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形态的发展演变，探讨南斯拉夫民族危机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各种相关因素。
一
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由来已久，这首先与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文明结合部关联密切。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分别以罗马、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廷帝国）。随之基督教东派（后发展为东正教，主要在希腊语地区传播）和基督教西派（即后来的天主教，主要在拉丁语地区传播）之间的矛盾分化加剧。值得指出，东、西罗马帝国分界线正好穿过巴尔干半岛，即从南斯拉夫西南端的斯库台里湖往北到贝尔格莱德，直至萨瓦河，以萨格勒布为界。“这条分界线大致相当于拉丁语世界和希腊语世界的语言分界线，并与后来巴尔干半岛的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的分界线大致吻合。”以后在南斯拉夫地区，东正教拜占廷文明与天主教拉丁文明的分野与碰撞即以此分界线为基础。
6世纪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浪潮促使一部分斯拉夫人由东欧迁入巴尔干半岛。这些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南部斯拉夫各部落在征服同化当地居民过程中，与当地居民融合混居，演化成南斯拉夫人的几个分支，也即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及保加利亚人等民族。他们各自曾建立起若干中世纪的公国、王国和帝国，其中14世纪前叶塞尔维亚王国崛起为强大帝国，疆域几占巴尔干半岛的大部， 推进了拜占廷文化和东正教在巴尔干半岛的广泛传播。
8-14世纪，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由民族形成向建立国家的进程逐渐过渡。这期间，他们在与东、西斯拉夫人疏离、隔绝的情况下，经历了不同种族、民族的融会交合，逐步分化为不同的南斯拉夫人各民族共同体。虽然他们在语言谱系上均属于南斯拉夫人，在民族形成渊源、历史发展道路等方面存在诸多共性，然而几乎从民族形成伊始，他们就相对聚居一方，建立各自早期国家组织，受到东方拜占廷文化和西方拉丁文化的交互影响，分别皈依了东正教和天主教，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域分野。而南斯拉夫地区纷繁复杂的地貌和地理条件，又阻碍着南斯拉夫各族间的沟通与融合，生成其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由此，南斯拉夫各族在塑造他们各具特色的民族性同时，也造就其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差异，导致南斯拉夫共同体民族认同根基的先天薄弱。
二
14世纪中叶起的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不仅中断南斯拉夫各族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引起南斯拉夫地区空前的民族迁徙浪潮，推进不同民族的交错杂居，而且触发和挑唆当地各族之间的冲突纷争，造就南斯拉夫民族危机的开始凸显。
1371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进军塞尔维亚。1389年科索沃战役后土耳其人相继侵占马其顿、塞尔维亚和黑山沿海地区。当时塞尔维亚南部的科索沃地区也为土耳其人所统治。在苏丹政府偏袒穆斯林的政策下，许多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不断迁入定居，与当地东正教徒的塞尔维亚人发生利益冲突，不少阿尔巴尼亚人还占据了流亡外迁的塞尔维亚宅地家园。由此，作为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萌生。
为抵御土耳其人北伐，哈布斯堡王朝从1578年起建立了边境军事特区——边屯区“克拉伊纳”，其位于克罗地亚境内的斯拉沃尼亚和波斯尼亚北部地区，后来又向西、向东扩展。塞尔维亚族移民后成为边屯民的主要成分。他们按照优惠条件租种土地，作为承担戍边义务的报酬。这些边屯民后来还争得自治权，建立东正教堂和东正教大主教辖区。逐渐地边屯区“克拉伊纳”成为塞族聚居区，直到1881年边屯区被撤消，这一地区才重归克罗地亚管辖。然而当地塞尔维亚族居民争取和捍卫自治权利的民族运动依然持续不断，由此，发源于奥斯曼帝国入侵时期的边屯区问题构成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一部分，成为近现代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民族关系中的一大症结。
这样从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叶，奥斯曼土耳其人涌入巴尔干半岛，相继征服了南斯拉夫人诸国家，在塞尔维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黑山部分地区建立军事封建统治。同时另有部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亚德里亚海沿岸分别为奥地利和威尼斯占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横贯巴尔干半岛中部、将南部斯拉夫人分成两部分的东西方文化区域分界线，又增添新的形式和内容，南斯拉夫东部和西部以及南各族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南斯拉夫民族危机开始出现，前述科索沃地区塞尔维亚人与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矛盾，以及克罗地亚“边屯区”问题所蕴涵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民族矛盾，即是具体表现。14世纪中叶以来，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半岛五百多年的征服和占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其一，奥斯曼帝国势如破竹的征服，在刀光剑影中一举消灭了南斯拉夫各族的中世纪国家，彻底改变其正常发展进程。13、14世纪，南斯拉夫地区政治发展已导致一些政治大区域的形成，而活跃的商业和频繁的交往也带来该地区经济的兴旺，为形成一个稳定的、联合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创造了初步条件。但在奥斯曼帝国入侵后，土耳其人“在巴尔干继续保持中世纪的状况，使历史的车轮倒退了几个世纪”。南斯拉夫各族的统一国家直到一战后方才出现，以及南斯拉夫人多民族统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之脆弱，很大程度上与此相关。
其二，奥斯曼帝国的入侵，引起空前的民族大迁徙，造成不同民族的杂居和民族分界线的犬牙交错。许多塞尔维亚人因不愿接受土耳其人的压迫而移居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和黑山，另一些人则迁至斯拉沃尼亚一带，同时大量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迁移到他们告别的家园。克罗地亚人在奥斯曼军队征服浪潮下，被迫撤向西部和北部。而当奥地利等基督教国家军队赢得军事胜利后，又有相当一部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返回曾经为苏丹所控制的地区。
再三，在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地区的征服过程中，奥斯曼帝国充分利用巴尔干各族之间的隔阂矛盾，对被征服居民进行分化，裹挟着许多被征服民族加速其征服进程。奥斯曼帝国利用、挑唆巴尔干各民族之间的冲突、争斗达到自己目标的策略，为后来交相染指巴尔干的各种帝国势力所仿效。由此在巴尔干特别是南斯拉夫地区遗留下极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关系，为日后的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埋下祸根。
最后，土耳其人在征服和统治过程中，将伊斯兰教移植到巴尔干社会，致使南斯拉夫各族之间形成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鼎立的局面。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在内的许多民族因不堪忍受沉重贡赋而成为穆斯林。而波斯尼亚成为斯拉夫人皈依伊斯兰教最普遍的地区。同时巴尔干半岛上大多数人口仍然保持其东正教或天主教信仰。于是南斯拉夫地区进一步成为多种文明的结合部。不仅有西部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的西方天主教文明和东部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和黑山人的拜占廷东正教文明之别，还有波黑地区以及塞尔维亚南部的科索沃地区接受土耳其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因此造成南斯拉夫各民族在民族特性、文化、习俗等方面明显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自11世纪中叶基督教东西方教会分裂，到16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征服浪潮终被哈布斯堡王朝遏止，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条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地中海的纵贯欧洲大陆的文明断层带。南斯拉夫地区正处于这条欧洲文明断层带的南段。它在南斯拉夫各民族同中有异的基础上，把整个南斯拉夫分裂为西欧天主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土耳其伊斯兰文明三大板块。一方面民族文化各呈异彩的这三大块相互碰撞，产生连绵不断的各种冲突；另一方面这三大块民族文化之间又存在相互的交汇融合，形成一种分野与交融同时并存、交错重叠的状态，这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表现得最为典型。这种民族文化错综复杂的状态，造就南斯拉夫几百年来根深蒂固、波澜时起的民族危机的历史根源。
三
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南斯拉夫人的民族主义无论其形成过程还是其思潮内涵，较之欧洲其他民族尤为错综复杂；作为南斯拉夫各族的自属一体的民族认同与作为他们之间统一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南斯拉夫主义”先后产生，这两种在内涵与外延上既联系又区别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南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中，相互交织，既融合又碰撞，造成南斯拉夫人各自族类民族认同与相互间共同民族意识同时并存又相互冲突的二元悖论结构。
近代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正是发生在东西方列强角逐巴尔干这一宏观历史大背景之下，其发展受到东西方列强各怀图谋插手、干预的影响。16-18世纪，南斯拉夫各族大多处于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盈缩相间的巴尔干拉锯战之中。南斯拉夫的不少民族矛盾和冲突渊源于此。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日趋衰落，欧洲列强对巴尔干的争夺成为东方问题的核心，当地的南斯拉夫各弱小民族则是列强勾心斗角、讨价还价的牺牲品。1878年柏林条约不仅没有解决巴尔干民族问题，反而为该地区新的领土争端和民族冲突埋下了祸根。后来的波黑问题、科索沃问题、马其顿问题，均与列强们的越俎代庖不无关联。从这个意义上，巴尔干民族问题，当然其中主要是南斯拉夫民族问题，正是从那时起开始逐渐尖锐化的进程，巴尔干也从开始被称为“欧洲的火药桶”。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正是在上述国际环境和时代背景下起步、形成的，19世纪南斯拉夫各族体的民族主义和他们共奉的“南斯拉夫主义”并驾齐驱自然与此密切相关。
虽然列强们采取了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种种手段，但这还是无法磨灭南斯拉夫人共同的民族意识，也无法扼杀南斯拉夫人日积月累建立民族共同体的统一愿望。19世纪南斯拉夫人提出联合统一的各种方案。19世纪前叶克罗地亚等地掀起伊利里亚运动。该运动提出南部斯拉夫人各族属于同一共同体，来源于相同的种族，语言文化接近，又面临实现民族独立的共同使命。而塞尔维亚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联合南部斯拉夫同胞的统一方案。1844年塞尔维亚内政大臣加拉沙宁提出，以塞尔维亚为中心，建立一个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阿尔巴尼亚北部的庞大国家。这种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建立南斯拉夫统一国家的方案与强调克罗地亚人主导作用的伊利里亚运动明显冲突，无疑又使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不和的民族关系增添新的矛盾。
显然，在追求建立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南斯拉夫主义”运动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南斯拉夫各族体的各自民族认同和大民族主义的顽强存在。南斯拉夫人这一民族认同的重要特征在南斯拉夫统一国家出现后表现得更加鲜明。
四
虽然一战后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的独立国家梦幻成真，但王国政权奉行大塞尔维亚主义，致使整个王国时期民族危机。法西斯占领期间南斯拉夫又出现民族相互残杀的悲剧，民族问题成为南斯拉夫社会难以治愈的痼疾。即使二战后南共以联邦制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国家，一度缓和了民族矛盾，但在探索自治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其还是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民族政策上走向歧途，未能成功推进各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淡薄，削弱了对统一的联邦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在冷战后的外力冲击下，与政治、经济危机相随的民族危机终于导致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解体。
摧毁奥斯曼和奥匈帝国的一次大战成了南斯拉夫人统一国家诞生催化剂。1918年12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宣布成立，一千多年来南斯拉夫各民族首次有了统一的独立国家，却没有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多民族共同体。无论从地区构成、民族成分还是人文历史背景、语言和宗教结构意义上来说，王国全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存在潜在冲突的社会共同体，民族危机是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症结。23年短暂的王国时期，除科索沃的塞阿两族关系进一步恶化外，塞克两族矛盾成为主要的民族问题，集中表现在集权主义与联邦主义纷争上。
1921年6月王国通过维多夫丹宪法，确定了国王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体制，实施“一个国家、一个国王、一个民族”的治国原则，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成为基本国策。政治上，塞尔维亚人几乎垄断政府和军队的主要职位。经济政策上，当局也明显偏向塞尔维亚人，歧视和排挤实力较强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各民族在宗教权利、文化教育、就业和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状况。这种以大塞尔维亚霸权为指针的民族歧视政策，把高度专制的集权体制强加给多民族的南斯拉夫政治共同体，成为王国社会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1941年南斯拉夫王国被德、意法西斯肢解。德意法西斯充分利用南斯拉夫内部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蓄意把南斯拉夫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和相互残杀推向极致。
面对国土沦丧、同胞残杀的民族悲剧，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以“兄弟团结与统一”的民族政策推动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胜利，并在1945年以联邦制再建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国家。战后初期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得到缓解。然而在自治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从60年代中期开始，南斯拉夫民族危机再度激化，其根源还在于其体制变迁以及南共政府有关制度政策的严重失误。
其一，联邦制的“邦联化”歧途。联邦制原是为了在国家的统一性与地方的多样性之间寻求一种恰当的平衡，分权只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手段，实行必要的中央集权，确保中央权威同样是联邦制有效运作的要求。但在60-70年代南斯拉夫联邦制的制度变迁却滑入了绝对分权的误区，导致联邦职权不断削弱、被剥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自治权力日益扩大、增强，形成“多中心国家主义”。
其二，经济体制分权化改革失策。在60年代南斯拉夫自治经济体制改革中，联邦政府连续而无节制地放权，其下放的权力大都为共和国和自治省一级截留，形成整个联邦经济分权的“两头小、中间大”，既使联邦中央失去了必要的政府干预能力，又使联邦统一市场分割为各个相互封闭的地方经济体系，造就了各共和国经济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经济基础。
其三，民族政策导向错误。南联邦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平等和差异的绝对化，从承认民族利益差异性扩展到强调各民族经济独立性，在领导机构和干部配置上推行“各民族绝对平等”的原则。南联邦在承认和尊重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同时，对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发展国民文化的同质性不够重视。此外，铁托、卡德尔等领导人偏重对大民族主义的遏制，而忽视对地方狭隘民族主义的打击。
在“弱塞则南强”路线下，1966年南共联盟开展了钳制塞尔维亚的“清算兰科维奇集团”的政治运动，促使正在上升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这一事件刺激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使塞克矛盾重新趋于激化。另一方面它对其他民族的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立运动客观上起到了鼓舞和激励作用。于是，1968年11月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的阿族骚乱事件，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向联邦政府发难的“公路事件”，以及更为严重的1967-1971年“克罗地亚危机”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事件接踵而来。
1969年“九大”开始，南共联盟发生“联邦化”的实质性演变。从南共联盟不再是以联盟中央为领导核心、自上而下实施领导的统一组织，而变成自下而上制定党的政策和决定中央领导机构的联邦党。这一转变极大地削弱了党的先进性、组织性和战斗力，成为民族主义势力利用、操纵的工具。在“克罗地亚危机”中，一面是执政党的软弱变节，一面是民族主义势力的有恃无恐。面对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克罗地亚共盟主要领导态度暖昧，甚至为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运动辩护。作为联邦制执政党，南共联盟中央成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围绕各自地方、民族利益角逐和讨价还价的平台。
1980年铁托逝世后，联邦一切领导机构均实行“集体工作、集体决定和集体负责”体制，各联邦主体在“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实际享有否决权。这表面上似乎有利于减少民族矛盾，防止中央集权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实际上却使联邦中央决策权失灵，联邦政府涣散软弱，而同时地方具有高度独立性，结果在80年代以来南斯拉夫日益恶化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各共和国、自治省的地方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不断上升，联邦赖以维系统一的中央权威日渐衰微，联邦在日甚一日的“邦联化” 畸变中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亨廷顿说过，“一个社会的成分越复杂，各种集团越是纵横交错，其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就越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功效”。南斯拉夫联邦的分崩离析即是典型例证。
显然在南斯拉夫的历史上，虽然出现了以建立多民族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共同体为目标的“南斯拉夫主义”思潮与运动，并且一度建立了南斯拉夫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但在南斯拉夫各族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力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他们对这种“南斯拉夫主义”的认同和忠诚的情势下，统一的南斯拉夫国家生存和维系无疑是釜底抽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