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键《俄罗斯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控制》

 

    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在经济上开始向市场体制转型，这种转型从本质上是改变利益分配格局的大变革，特别是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方案又是“休克疗法”，市场本身的竞争和主体多元化所引发的主体差异和行为差异，这决定了经济转型的过程不可能是一种完全合作的博弈，经济主体间的利益冲突更不可避免。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也是国家重组的过程，这就意味着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全面崩溃，经济转型时期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机制，不仅关系到国家秩序能否重建，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经济转型能否成功。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的观点，社会控制是由某种社会组织实施的、有意识的，利用社会规范有目的地对其社会成员的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1]。社会控制是任何社会维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手段。一般来说，社会控制主要有两种方式：强国家即“政治国家”控制和强社会即市民社会控制。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十月革命前沙皇的封建专制在俄国统治了数百年之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十月革命以后，只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过孕育市民社会的前提，但很快新经济政策就被斯大林推行的集中化模式所取代[2]。与此同时，个人崇拜逐步流行起来，个人集权制也逐渐取代了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集中制。所以，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大部分的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都深受中央集权制之苦”[3]沙俄时代，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从沙皇到贵族、从村社到社员、从领主到农奴等——是以纵向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通过权力私化来维系的[4]。苏联时期的社会构型仍然是纵向联系的金字塔结构，只是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即金字塔的顶端变成了总书记、政治局，然后是一层层往下延伸，最后到普通百姓。这就是典型的“政治国家”结构。

    苏联的“政治国家”控制体系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苏共总书记以党的名义在国家决策系统中实行个人决策。在革命前，俄共（布）实行集体领导；革命胜利后，党章仍然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执行机关。然而，到斯大林时期，政治局从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变为党的权力中心，政治局决定一切，政治局直接向党的总书记负责。所以，苏联的政治权力实际上集中在总书记一人手中，最后发展成为个人独裁制。党把权力交给谁，谁就必须向党效忠。这实际上就是干部任命制。本来，列宁一直主张一切干部应由选举产生，历次的党章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长期以来，选举完全是等额选举而且选举结果必须经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生效，因此，选举变成了形式，“上级批准”才是实质的内容。干部的任命制不仅在党内推行，而且推而广之到所有国家机关的干部。结果，干部不是向人民负责，而是向党负责，其实是向拥有干部任命权力的人负责。一切权力属于党，但并不是属于整个党。革命前，俄共（布）实行集体领导，革命胜利后，党章仍然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执行机关。1919年，党的八大建立了中央委员会的两大执行机关政治局和组织局，分别负责政治工作和人事调配。然而，到斯大林时期，政治局从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变为党的权力中心，政治局决定一切。政治局直接向党的总书记负责。不久，斯大林又以总书记的身份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形成了独特的总书记领导体制。所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变成了实际上的“一切权力属于党”，很快又演变成“一切权力属于总书记”。党内的权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最后权力实际上集中在少数领导人手中，甚至是总书记一人手中。因此，有人嘲讽到：“在苏联搞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书记专政。”[5]

    其次，苏共作为苏联的执政党以国家的名义实现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政治权力实际上成为维护苏共内部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其结果，一方面是苏联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个政治毒瘤——特权阶层，另一方面是苏联社会结构在苏共掌控的政治权力约束下所进行的是过度的规则化运动，社会创新能力丧失，整个社会陷入停滞。

    所谓的特权阶层，最主要的就是苏共党内的领导人，即所谓“高干花名册”上的人。高干花名册的上层，特别是全联盟党中央委员会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一级的人，是识别苏联特权阶层的最好标志[6]，同时，“高干花名册”也反映了苏共内部以权力大小而导致特权多少的社会分化现象。权力越大，享受的特权越多，从而形成一个党内至上而下的垂直的、金字塔式的官级图：底层是普通党员，中层是“委员会集团”，上层是“书记集团”，塔尖是政治局、总书记。特权阶层不仅通过权力在自己与普通群众之间划上一道鸿沟，而且也通过权力使自己的物质享受也与普通群众之间筑起一道厚厚的障壁，“成为一个越来越脱离社会的阶层。权力使这些人享受着特殊的待遇，这些在当时都是苏共党内少部分人的秘密，普通百姓只是有所耳闻，具体情况并不知道。普通百姓一旦真正了解这些情况，那么，他们对苏共的信任大厦便骤然崩溃。这就是为什么在苏共走向垮台之时几乎没有人来拯救它的原因之一。

    再次，社会经济生活的统一性和秩序性也主要是靠苏共的政治强力来维系的，甚至连精神生活都对政治权力也具有很大的依附性。所以，在苏联的“政治国家”结构中，政治权力不仅是划分社会等级的工具和决定社会成员在这一“政治国家”中的社会位置以及手中所掌握社会资源的大小，而且，由于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更是维系这一“政治国家”秩序的惟一的制度化工具。

    然而，无论政治权力对社会实行怎样程度的过度控制，社会能量无限增长的趋势总是存在的。技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以及全球化的巨大推动力，这一切都会促使不断增长的社会能量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张力，突破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的界限。苏共的“政治国家”控制是通过阻止社会异质分化来维持社会稳定的。其控制手段包括两方面，一是硬控制，二是软控制。硬控制方面集中表现为将人治制度化，在这种人治制度化控制体系下，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政治生活一样被政治权力所“格式化”。软控制方面则表现为将不同社会主体的信仰统一化，消灭任何中间形式的思想形态，追求一元化的政治和一元化的社会，严禁社会出现异质分化，并用这种软控制体系来维持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政治国家”的过度控制可能维持一时的稳定，但在稳定的面纱下隐藏着的是社会的极端冷漠和与日俱增的社会积怨。社会冷漠的结果是社会的停滞，而社会积怨的不断积累最终使社会冲突在沉没中爆发。苏联剧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上的过度控制和正常政治信息流的缺失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苏联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制度使之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特别是在政治信息骤然如溃堤的洪流冲击着社会的时候，一时尚不具备整合众多信息的能力。于是，“政治国家”体系中的政治冷漠迅速转化成异常的政治“亢奋”，因此，改革本来是为了增强苏共的生命力，结果却演化成一种摧毁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激进运动。苏联的土崩瓦解也同时意味着苏共这种“政治国家”控制体系的全面崩溃。

 

 

    苏共“政治国家”控制体系崩溃以后，自由主义的能量在原苏联的地缘空间中骤然增长，继续破坏着原有社会控制体系的断垣残壁。在新的社会控制体系缺失的情况下，“规范的真空”使自由主义之“腹”孕育了无政府主义的“怪胎”，甚至直接转化为泛滥成灾的无政府主义潮流，如政权体系的瘫痪、“主权大战”、“法律大战”等。由此可见，俄罗斯权力转换的过程中并没有带来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制，而是整个社会控制体系的全面解体和社会秩序的严重失范。这使得刚刚开始进行经济转型的俄罗斯迅速成为一个“风险社会”。

    因此，如何规避、消除社会风险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控制体系，在经济转型时期就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一项社会任务。在市民社会复兴之风潮的影响下，以及为彻底消解苏共的集权式体制，俄罗斯也像东欧其他国家一样把构建市民社会的控制体系来实现政治的彻底变革[7]。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叶利钦在用武力战胜议会反对派以后提出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是“市民社会、法制国家和有效的市场经济”[8]。俄罗斯在经济转型中引入西方的市民社会结构理念，是因为市民社会能够通过市民认同这一良好的风范限制了社会冲突的烈度，缩小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的差距，从而制约社会的离心倾向，并通过具有这种品质的个人对社会整体的依附，限制人们所追求的地区或集团性目标的不可调和性[9]。

    俄罗斯构建市民社会控制体系的手段是私有化，并通过私有化来完成建立市场经济的使命。按照改革者们的主观设想，私有化原本是要瓦解“政治国家”的控制体系及其社会构型，但由于社会一旦引入市场竞争，“政治国家”的权力已不只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标志，而是可以直接转化为巨大的市场资本力，也就是政治权力资本化；同时也由于俄罗斯的私有化是在上层权力中心主导下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权力资本化也就很容易获得必要的合法性。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私有化不过是政治权力对国家财产进行掠夺的合法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权力立即就可以转化为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私有化不可能将原来金字塔的社会结构根本改变，而仅仅是使原来隐蔽的社会结构明进一步朗化而已[10]。

    按照西方社会学理论，市民社会形成的标志是私人商业公司的自主和私人社团与机构的自主。从私人商业公司来看，私有化并没有解决俄罗斯的所有权问题。据阿巴尔金院士说，1997年固定资产中大约41-43%属于国有财产和市有财产，属于非国有财产的占58-60%，而属于非国有财产的固定资产总额中混合所有制（即国家投资的）占55-60%，而纯私有制的比重大约仅有40%。由此可见，私有化之后，国有经济仍比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高。[11]至于以中小企业主为代表的新兴利益集团的发展更是困难重重，即使在1998年金融危机以前中小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俄罗斯的中小企业数量也只有90万个，吸纳的就业人员只占所有就业人员总数的16%，在俄罗斯GDP中的贡献率只有10-12%，而如果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这个比例要达到50%左右[12]。也就是说，私有化实际上没有根本改变社会财富结构，只是把原来的特权阶层隐性垄断变成了寡头集团的显性垄断。从私人社团与机构来看，转型本应该带来一个独立的社会生活空间，使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NGO）在内的第三部门能够迅速兴起，并取代过去过度控制下的全能式的国家。但是，尽管境外势力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由于过去“政治国家”控制体系的强大的制度惯性，俄罗斯的第三部门的民主参与和社会维持上都很难有所作为[13]。所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来的经济转型并没有在俄罗斯培育起成熟的市民社会。

    不过，尽管直到今天俄罗斯的市民社会仍然还处于培育时期，但市民社会结构成分早就存在于俄罗斯的社会空间，俄国社会学家戈瓦连科甚至认为，十二月党人在参政院广场起义就是试图通过立法和宪法或者在各主要的层面上规定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种做法就是把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具体化为市民社会的制度结构。到19世纪40年代俄罗斯出现了以自由独立思想为旗帜的西欧主义，包括赫尔岑、拉夫罗夫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更代表着俄罗斯追求市民社会理想的社会潮流。在革命后的年代里，斯维科夫斯基和格先又先后提出了法社会主义，该理论的宗旨就在于扩大人民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民主原则，并将这种原则推及于应受法律调节和控制的经济领域。[14]只是由于沙皇的专制统治，市民社会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而十月革命后，尽管在“新经济政策”下国家允许发展个人利益，市民社会的因子又开始有所活跃，但十月革命的确打断了自发发展的缓慢进程[15]。这就是说，市民社会成分却一直潜藏在苏联社会的内部，在苏联解体后，政治上过度控制体系的瓦解使这些市民社会成分获得了新的生存空间。然而，俄罗斯长期的集权主义历史使得俄罗斯市民社会成分长期遭受压制。这不仅决定了俄罗斯市民社会只能通过社会冲突的形式来形成，而且也决定了俄罗斯市民社会成分不是为了校正国家机器的某些缺点而发挥功效，而是对现存制度起破坏性的作用[16]。正是市民社会成分对现存制度的这种破坏作用，注定了俄罗斯在经济转型期构建新的市民社会的控制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艰难之旅。

 

 

    社会结构转型特别是社会控制体系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的行为，但是，精英对社会控制体系的选择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在现代社会中，这种选择更不是随心所欲的一种个人偏好，而是现实条件决定精英的选择行为。同样，在叶利钦之后，普京重新选择强政治的社会控制体系，并不是因为象有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有克格勃背景的普京是一个“天然的”集权主义者，而主要是由俄罗斯的现实困境决定的。俄罗斯的困境在于经济上的无政府主义与法律上的虚无主义同时盛行。在政府全面退出经济领域以后，宏观经济环境彻底失控，经济严重衰退，加之政治权力纷争不断，整个社会处于有政府却无治理的动荡之中。经济转型原本是要以市场经济的效率为手段消除过去体制中的障碍机制，摆脱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停滞，但转型所导致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使整个社会陷入严重冲突的混乱泥潭之中。这是俄罗斯现实困境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俄罗斯市民社会无法迅速壮大和现有市民社会成分的功能异化。正如前文所述，市民社会的功能在于它的美德、在于它的公共精神，也就是通过市民认同来限制任何社会矛盾走向极端，从而达到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目的。但是，俄罗斯市民社会成分对现存制度的破坏作用表明它的功能已经“异化”。在无法通过市民社会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情况下，以普京为代表的新的政治精英不得不在俄罗斯重新选择强政治的社会控制体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普京选择的强政治控制实际上是为了矫正市民社会成分的“异化”。由于俄罗斯过去的经济转型打破了苏联计划体制下的那种停滞性的稳定，而经济转型又是在国家解体的过程中进行的，市场主体的多元分化和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所导致的利益冲突，更加剧了国家解体时的混乱，因此，在经济转型初期，尽管提出了市民社会的目标，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无政府主义泛滥的社会条件下建立成熟的市民社会，俄罗斯也一样。在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恢复宪法秩序比建立民主政治要重要得多。只有在宪法秩序下才能培育出具有良好美德的市民社会成分，然后才能构建市民社会的控制体系。在宪法秩序稳定的国家中，民主化的确可以推动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建立和发展，而且还会强化公民的个人责任感，增加他们对政府与法律的权威和政治合法性的尊重，并进一步促进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在宪法秩序缺失的情况下，民主化将导致无政府主义泛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普京把恢复中央权威即恢复宪法秩序作为其施政首要目标。可以说，自普京执政以来所推行的所有政权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围绕着恢复中央权威、重建垂直权力体系而展开的，包括设立联邦区、改组联邦议会上院、建立国务委员会，以及在别斯兰事件以后地方领导人由联邦总统提名、国家杜马议员全部实行政党竞选等，都是为了恢复秩序和巩固秩序的需要。

    对于普京的政权改组，不仅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明显表示了不满，而且俄罗斯国内的反对派也指责普京“正在把俄罗斯带会苏联极权主义时代！”甚至连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对普京的选举制度改革方案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普京认为，民主的确是很好也很诱惑人的政治口号，但民主有很多种形式。在他看来，俄罗斯已经走上了民主国家的轨道，只是俄罗斯的民主与西方国家的民主形式不同，但这种民主是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所决定的。当然，这里没有必要在乎政治家们之间的争论，如果把叶利钦和普京两个政治家所代表的两个时代进行比较，都会发现在普京时期俄罗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基本上已经被强硬主义逐出了权力圈。强政治的控制体系已经在俄罗斯重新建立起来，这大概就是普京自己所说的“可控民主”。

    应该说，普京的话并没有错，俄罗斯的民主是由俄罗斯历史文化和现实决定的。普京的“可控民主”不过是一种宣传的口号，就其实质而言则是地道的集权主义。在这里，俄罗斯历史文化的两重性——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表现得异常突出：经过了全球民主化浪潮洗礼的当今的俄罗斯人并不需要专制，但他们需要一个能够给他们带来稳定、法律秩序和有效的政府[17]。尤其是历经了上个世纪90年代大动荡之后，俄罗斯民众对稳定、法律秩序和有效政府充满了期盼和渴望，而正是这样，又使曾经为自由和民主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大部分俄罗斯人重新成为铁碗政治的支持者。由此可见，集权主义的传统和历史发展脉络并没有因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民主改革而割断，相反，这种传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影响着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对其经济转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俄罗斯的“可控民主”集中表现为通过政治铁碗来推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方针。如果对普京执政以来各年的经济指标进行考察，铁碗政治的确带来了良好的经济产出效应。自2000以来，俄罗斯经济已经连续多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在探究其中的原因时，不少学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是能源出口的拉动。诚然，俄罗斯作为一个能源大国，能源因素毫无疑问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却不是主要的因素。多年来能源出口一直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40%上下，但实际上能源对GDP的贡献率最好的年份也只有20%略强。相比之下，法律秩序的恢复和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大大改善则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关键。

    但是，正如民主不能自然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一样，铁碗政治也不能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一种控制体系能够导致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这种控制体系能够为社会利益集团所接受，即制度安排的可接受性[18]。民主是可行的，但在经济转型初期，普通民众尚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情况下，民主是不能被社会正常接受的，一旦强行推行，民主就成为社会秩序的敌人。“民主”的泛滥将是无法控制的社会和无法控制的经济危机；没有秩序下的经济转型，转型将会埋葬一个国家、埋葬一种好的制度。因此，俄罗斯重新选择强政治控制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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