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际安全环境的改变，由冷战而建立起来的欧美盟国关系，在经历了冷战结束的挑战和90年代的摩擦和碰撞之后，最终围绕伊拉克战争而裂变。由于欧美关系对国际体系和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伊拉克战争后，欧美关系的发展态势始终是国际政治的焦点。针对欧美关系的发展状况，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所谓“修复”，二是所谓“重建”。而这两种修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修复”是指在原有构架内的纠正，说明事务的根基仍然存在，只是某些部分遭到损坏，需要加以复原。“重建”则意味着结构的改变，是事务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需要一种替代形式的出现。尽管伊拉克危机所造成的欧美关系的僵局近来得到了改善，但综观国际格局的变迁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重新塑造欧美关系是当前及今后跨大西洋关系的实质，新形式的欧美关系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崛起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欧美正式盟国体系的演变
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建于冷战时期的欧美盟国体系逐步朝着正常的合作伙伴关系方向演变。
欧美盟国关系体系由三根支柱组成：共同安全挑战——苏联的军事威胁；共同价值观——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经济利益——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及共同对全球市场资源配置的垄断，其中安全挑战并由此而结成的北约军事同盟是欧美盟国关系的核心和主体架构。北约是一种正式的联盟体系，成员国确定了清晰的共同的安全挑战目标，签署了正式的集体防御协定，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建立了组织严密的军事指挥系统和由美国主导的成员国政府间协商的决策机制。美国通过北约为西欧盟国提供安全保护，并借此施加对欧洲政治和外交的影响，由此，美国甚至在欧洲内部事务中也是一个主要的参与者。欧美依据市场经济准则，创建了国际多边组织如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国集团等，从而确立了以欧美利益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些组织在国际经济层面上加强了欧美政策合作与利益协调，从而作为非正式进程对欧美正式盟国体系发挥辅助功能。尽管冷战背景下欧美关系的实质是“美主欧随”，但同时由于冷战在欧洲大陆形成了潜在的欧、美、俄三角关系，客观上使欧洲成为“自由骑兵”，欧洲利用美国的军事存在威慑苏联，又利用苏联因素平衡美国对欧洲事务的过多干预。正因如此，欧美在军事同盟框架下基本上能够采用多边、协商方式处理有关的欧洲安全事务。
然而，欧美对冷战的结束产生了不同的回应。美国认为自己是冷战结束的赢家，是理所当然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冷战后美国依据其全球霸权的战略目标规划北约，一方面继续主导北约，通过北约控制欧洲安全事务，制约欧洲发展独自的安全防务力量。另一方面改造北约，突破北约的欧洲地域界限，将北约使命全球化。“911”之后，美国最终完成了对北约的改造：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旗帜下，北约行动范围向全球拓展。而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组建则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既提高了美国对北约的军事调动能力，降低北约整体的军事功能，又借机削弱欧盟快速反应部队。
在欧洲看来，冷战结束改变了欧洲地缘安全结构，传统的领土侵犯已不再有可能，欧洲不再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欧洲希望将北约的军事能力转变为防御能力，应付更广泛的安全挑战，反对北约全球化。冷战结束初期，由于巴尔干地区冲突，中东欧转轨国家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不稳定，同时为了巩固冷战成果，有必要继续削弱苏联遗产继承者俄罗斯，因此，在1996年6月北约柏林会议上，欧盟同意将欧洲安全和防务体置于北约框架之下，美国保持控制主要的北约欧洲指挥部。
科索沃战争之后，欧美盟国体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动。欧洲开始进行独立防务建设。1999年6月欧盟科隆会议及当年12月赫尔辛基会议决定2003年建立5000至6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并为新防务安全建立了新的机构。随着欧洲整体力量的增强，欧盟不愿意接受传统的欧美分工，即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欧盟进行维和和经济援助，希望欧盟和北约各自都拥有“软”、“硬”两种能力，要求建立平衡的欧美关系。
911恐怖袭击后，美国单边政策从政治领域扩展到了军事领域，提出了“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战略，并首先将该战略运用到伊拉克问题上，武力打击伊拉克。而法德等欧洲盟国则公开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力主联合国继续对伊拉克核查，拒绝北约集体参与军事行动，最终，美国不顾盟国立场，一意孤行，联合“意愿同盟”，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欧美联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裂。
伊拉克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欧美正式联盟体系已经名存实亡。因此，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旧的盟国体系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当然，双方会继续利用北约这个性质已经变化了的多功能框架。
新国际环境下欧美正式盟国体系的合法性危机
首先，在新国际环境下，欧美盟国体系出现了认同危机。从联盟理论分析，国家之间结盟的动因基本上为的是防止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国家联合体旨在国际体系中追求主导地位，联盟经常应对的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国家对手，欧美联盟也基于对苏联霸权进行遏制的需要。因外部环境改变所造成的联盟共同安全利益的改变、联盟内力量对比变化、联盟规模的不断扩大等因素则导致联盟难以为继。尽管恐怖主义、大规模武器扩散、失败国家威胁、跨国犯罪等问题是当前欧美共同的安全威胁，但这种威胁是国际社会面对的共同威胁，对欧美联盟来说不具有特殊性，而且这种安全挑战主要不是来自传统的特定的主权国家，联盟的对立面既不太明确也非真正的对手，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欧美结盟所依赖的基础难以成立，这也是目前欧美联盟危机的深层原因。
从动态发展角度看，欧美对联盟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美国对外政策一向反映了其现实主义立场，即“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在欧美联盟内部，美国始终处于领导地位。冷战时期，盟友成为美国遏制苏联霸权的小伙伴，冷战后盟友被看作是美国追求世界霸权的助手，如果盟友拖累美国的计划目标，那么“使命决定盟友”，需另组“意愿同盟”。而欧洲内部整合进程一方面增强了欧洲整体力量，因而也提高了欧洲解释联盟要义的信心，即欧美平等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发轫于欧洲和平的根本需要，起初就颠覆了欧洲传统的均势安排。西欧国家从经济一体化着手，以合作与制度取代强权政治，在欧洲联盟内部，法德大国的领导角色是建立在让步、劝说和利益妥协的基础之上，同时均衡化的机构和平衡的决策体制为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平等关系提供了机制保证，从而实现了半个世纪的欧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此，欧盟要求建立欧美平等伙伴关系不仅仅是因为自身实力的增长，也是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反映。
尽管对欧美关系看法不一致，但欧盟成员国对美国的共同目标是确保美国继续参与多边机构并与欧洲保持协商的工作方式，不愿意看到美国在没有得到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授权情况下采取行动。伊拉克战争只是更加突出了欧盟外交决策固有的缺陷，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新分歧，相反，伊拉克战争促进了欧洲在安全防务方面的进一步联合，欧洲防务工业的联合特别是法德军工业的联合继续开展。
其次，21世纪初欧美各自具有不同的战略优先。总体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自90年代初起就已经明朗，只是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不断配合不同的政策偏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建设、维护且无限延续美国霸权的国际秩序，预警、打击任何安全挑战或竞争者的崛起，甚至友好地区大国也不例外。这一战略今后也不会轻易改变。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是单边方式还是多边方式，仍然取决于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仍将继续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武器扩散作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霸权规划的合法性借口，并继续按照其全球战略目标来部署军事安排。在对欧政策上，美国仍将利用欧洲政治上的分歧分化欧洲，强化美国对欧洲的支配，指望欧洲充当美国霸权秩序的伙伴。21世纪美国的重点战略地区是中东和东亚。在大中东地区，美国有双重目标：推行民主改造计划和控制世界上最主要的战略资源地。在东亚，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通过双边同盟关系抑制中国在该地区影响的提高，继续保持美国对东亚安全的主导作用。
而经济增长、内部整合以及地缘稳定是欧洲21世纪初期的战略重点。迫于经济增长缓慢、竞争乏力，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欧洲面临着经济结构改造的艰难课题，同时因为宪法危机，欧洲需要修改政治整合方式。此外，欧盟期望将欧洲安全扩展至“附近海外”，至北非、中东、高加索等地。在欧洲安全的实现方式上，欧盟仍坚持自己的路线。尽管2003年12月欧洲理事会颁布的欧洲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失败国家等定为欧洲的主要安全关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欧盟追随美国政策，欧洲政策重点是在加强国际协议、强化检查、查证机制、贯彻制裁和使用军事手段之间取得平衡。同时也没有理由相信欧盟会放弃对“以有效的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追求。欧盟坚持发挥联合国在打击国际恐怖活动，解决大规模武器扩散等方面的领导作用。在解决地区冲突或失败国家问题上，欧盟主张实施“预防接触”战略，反对“先发制人”武力打击或孤立政策。总体看，欧盟在对待失败国家和扩散问题上，追求有效的、具有合法性的战略，试图在主权独立与有理由干预之间建立平衡，将公民保护、反扩散以及主权政府的权利与责任等内容结合起来。
最后，欧美在中东和东亚两大关键战略地区的政策上存在分歧。尽管欧美在大中东战略目标上基本一致，如推行民主，建立自由民主政治，发展经济，实现地区的安全稳定等，但在实现手段上差别较大。美国急于将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强加给该地区，并将援助直接与该地区国家的民主改革进程挂钩。同时，美国仍将军事行动置于较优先地位。由于大中东地区的民族、种族及宗教关系复杂，鉴于历史经验教训，欧洲政治精英对如何参与该地区事务，一向持非常谨慎态度。欧盟对该地区的改造立场是长期的，采取伙伴关系和磋商形式，“希望得到更可靠和可持续的结果，而不是任何企图从外部硬塞或以武力胁迫方式强加民主。”另外，欧盟更加重视该地区的稳定，坚持巴以冲突的最终解决是推动中东民主进程的前提。
与美国将东亚作为战略关切不同，东亚对欧洲来说不存在重大的地缘战略利益。东亚对欧洲的全球战略固然重要，可问题是欧盟的全球战略定位尚不成熟，因而亚洲战略在欧洲对外战略中退居其次。不过东亚经济发展对欧洲增长具有重大的实际利益，亚洲地区合作符合欧盟全球战略的规划。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合作和地区稳定或维持地区现状仍是欧盟亚洲政策的重心，欧美难以形成利益一致的亚洲政策。
新型欧美关系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
欧美正式盟国体系的逐步衰落并不意味着欧美今后会走向对抗，因为欧美相互之间有强大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的制度文明背景，在新国际环境下，双方在打击国际恐怖活动，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维护现有的国际体系，规范世界经济秩序，特别是共同约束发展中国家行为等方面，仍存在较多合作空间，对抗或对立并不符合双方的利益。欧美之间将逐步建立新型关系，有可能走向一种伙伴式联盟，而不是像北约那样由一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多个国家的结盟组织。欧美关系不再具有正式的联盟性质，双方将呈现出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欧美之间不保证自动合作，同时又为在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的事务中的合作留有余地，体现了就事论事合作的特点。欧美新型伙伴关系仍然是一个进行时状态，并没有最终成型，不过，这种关系的主要特征更多是合作而非对抗，更多是伙伴而非美国的领导关系。这一发展趋势必将对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欧美关系的变化与欧洲整体力量的整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欧洲一体化是欧美盟国关系性质改变的内因，欧美关系的重新建构也有助于促进欧洲政治团结。尽管欧洲宪法遭受挫折，但这不意味着欧洲一体化政治目标的消失，相反，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欧洲联合已经成为一种观念而嵌入欧洲现代文明之中。尽管在如何发展欧美关系上，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但大多数欧盟国家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原则基本一致，即提倡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主张通过法律、规则、协议和制度建立“合作的全球秩序”，通过对话和接触方式预防和化解冲突。欧盟拥有发挥国际影响的丰富资源，欧盟是主要国际组织的创造者并发挥主要影响，在重大国际协议方面，欧盟作用越来越大。因此，作为崛起中的国际规范力量，欧盟无疑是制约美国单边独霸的建设性力量。
其次，欧美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有助于大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关系常规化，有利于彼此通过协商与对话，增进互信。
再次，欧美合作关系将促进有效的多边主义的实践。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合作及与其他国家协调利益，并以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为准则。多边主义反映了非“零和博弈”的战略思维，有助于培育国际共识，提高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有利于预防和化解地区冲突。
欧美新型关系的建构与欧洲一体化及中国崛起是一个并行的发展过程，因而将呈现互为变量关系的特点。同时，欧、美、中三边呈现不均衡特点：一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十分突出，欧盟和中国仍然主要是地区力量；二是欧美之间相互依赖与利益交织要高于中欧之间和中美之间，因而欧美之间的互动更强。在短时期内不会形成稳固的欧、美、中三边关系模式，但仍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三角关系。
首先，中国崛起目前已成为欧美的共识，针对中国崛起可能产生的影响，欧美开始对话。双方的总体目标是想要中国接受现存的国际体系与国际规范，在世界发展方面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欧美智囊提出了共同管理中国的战略分工设想，即美国负责东亚的安全问题，欧洲则在帮助将中国与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接轨方面发挥影响。
其次，尽管如此，欧美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视角不尽一致。美国单极秩序观中的中国崛起是“威胁”。美国从零和博弈出发，担心中国崛起会削弱其在东亚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因此，美国新保守主义经常要求政府对中国崛起进行遏制。而欧洲合作的多边秩序观中的中国崛起则有可能是机会：既有利于欧洲进入中国市场，也可以让中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义务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因此，欧盟主张通过接触与合作方式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总体看，欧盟对中国崛起的反映在本质上具有“战略性”，追求对中国的长期影响与演变，因而欧盟看重中国发展的积极方面，能够较客观地认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试图通过务实的合作项目影响中国的社会转型。
再次，欧美在进入亚洲和中国市场方面存在竞争。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美国对外经济关系自80年代后期发生转变，由于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对外经济关系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并建立了亚太经合组织。而欧洲一直担心在亚洲市场的竞争中被边缘化，从而降低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所以，欧盟自90年代中期以来已发表了六份对华政策文件，欧盟继续扩大对亚洲地区市场的投入，并借此提高欧洲经济的竞争力。尽管欧美对中国经济制度等宏观目标上立场一致，但在微观层次上，如在制造能力和研发能力向中国转移方面的竞争较为明显，双方对中国市场的竞争将降低其对华政策的一致性。
最后，经济合作是中欧关系最稳定和最主要的方面，同时战略需求在中欧关系中处于上升之势，但深层价值观上的冲突将是中欧关系发展的隐患。近年来欧盟刻意突出欧洲对外关系中的“价值共同体”，即人权、良治、可持续发展等。显然，欧盟试图利用欧洲文明的魅力以及道德、道义在新的世界秩序的塑造中发挥独特作用，从而实现对全球化的世界政治进行权利规范的目标。
总之，中、欧、美三方既独立地发展相互关系，又不可避免地相互影响。中国应规避欧美对华战略分工，同时既要利用欧美对华政策的分歧，如欧美在华市场竞争、不同的人权战略和台海政策等，降低欧美对华战略分工程度，又应阐明多边主义思想，重视大国合作和大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现实意义，突出三方的共同利益，表明中国对地区和世界稳定的重要作用，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更关键的是增强自身实力建设，坚持新开放观和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实现科技进步与自主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出口层次，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战略，减缓中国发展的外部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