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对伊战争的战略思考和战后中东局势
2003年5月I日布什总统在从海湾返航的“林肯”号航母上发表讲话，宣称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斗行动”已经结束，联军在战斗中取得了胜利。至此，为期一个半月的伊拉克战争告一段落。
有关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的动机和战后中东局势可能的变化，存在着不同的判断和看法，但从战略高度来分析，美国对伊战争大致出于国家安全战略、地缘政治战略、石油能源战略和民主政治战略这四个方面的综合考虑，与其全球战略的调整和改造中东的决心紧密联系。从国家安全战略上讲，“9·11事件”后，美国安全坚不可摧的神话被彻底打破，美国真切感受到了来自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的“非对称威胁”。这种安全观念的深刻变化，促使其国家安全战略发生重大调整。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方面，是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定为美国所面临的最大和最现实的威胁，将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确立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而对伊战争，成为美国整个反恐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所采取的战略就是先发制人和必要时“单独行动”。从地缘政治战略讲，美国历来重视中东，中东地区地理位置重要，能源储藏丰富，是美国实现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保障。美国急于从地缘战略上强化对中东地区的控制，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9·11事件”后，美国和它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实施“9·11事件”的恐怖主义分子中，有15名是沙特人，而且证明沙特人与基地组织也有财政上的联系。因此，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信赖度有所降低。美国非常担心一旦沙特阿拉伯发生不利于其全球和地区利益的逆转，它将有可能失去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立足点，从而对其全球战略造成重大打击。美国发动对伊战争，不仅可以一举消除这个威胁中东地区稳定和能源安全的因素，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构成的威胁，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并在整个地区逐步推行“美国式”的民主，还可以扶植一个亲美政权，彻底摆脱对沙特阿拉伯的过度依赖，并放手促使沙特进行改革，可谓一举两得。另一方面，美国一旦控制伊拉克，不仅可有效推进美国中东政策的实施，而旦还能与阿富汗和其他中亚国家一起对另一所谓轴心国家伊朗形成夹击之势，构筑以色列一伊拉克一阿富汗为三点一线的新战略走廊，成为改造中东的重要立足点。从石油能源战略上讲，冷战时期以来的美国战略目标始终有两条：一是确保自己能以稳定合理的价格获得石油供应，二是防止自己的对手控制石油。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通过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将大大增强其对世界经济的“牵制力”和对石油输出国集团（欧佩克）的威胁，也有效切断了恐怖主义的部分经济来源。从民主政治战略讲，美国希望通过改造所谓的“失败国家”，推广民主制度来遏制伊斯兰激进势力，铲除恐怖主义的温床。美国战后中东的战略核心和主要任务是，打击并消除恐怖主义，通过伊拉克重建对中东地区实施民主化改造。
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局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个五个方面：首先，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防止其他大国挑战和削弱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终结了冷战期间美苏长期在中东争霸的局面，开启了由美国主导中东的“中东新秩序”时期。而对伊战争的胜利和萨达姆政权的垮台，不但意味着除去了美国控制中东和海湾地区的一大障碍，而且也将使中东地区反美激进势力严重受挫，亲美温和力量上升。同样，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也使俄罗斯、欧盟失去了与美国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从较长一段时间看，美国在中东不再会面临像萨达姆这样的强敌。其次，中东地区的战略态势进一步失衡。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使得以色列少了一个可能对其发起战略挑战的地区大国，同时，伊朗和叙利亚在地缘上又到进一步的压制，从而使以色列的战略优势日益明显。另外，随着伊拉克日后成为美国改造中东的样板，原来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盟国，如沙特阿拉伯、埃及等的战略地位有可能下降。第三，美阿矛盾可能会日趋加深，恐怖活动可能有所加剧。“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矛头对准伊斯兰世界，激起穆斯林强烈不满和怨恨，“文明冲突论”重新升温，而伊拉克战争只会日益强化这一冲突，甚至造成恐怖活动的强劲反弹。2003年5月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摩洛哥第一大城市卡萨布兰卡等地发生的连环爆炸案即是明证。第四，巴以和平进程虽然困难重重，但已经重新启动。为消除阿拉伯世界的疑虑和不满，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将加大参与调解巴以冲突的力度。4月底，美国公布了巴以和平“线路图”。第五，伊朗和叙利亚又可能成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推进中东改造的下一个目标。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借口为萨达姆政权提供庇护、秘密发展核武器等对伊、叙两国施加压力，美国还公然鼓动和支持伊朗国内民众起来推翻现政权。
二、美国战后在中东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
美国虽然取得了伊拉克战争“主要战斗方面”的胜利，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但在短期内还是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
1．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1483号决议确定了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主导地位，从积极的方面看，联合国代表地位从协调员上升为特别代表，监督石油换食品计划的实施。美英、联合国特别代表办公室和伊拉克临时过渡政府这三驾马车将在伊战后重建中发挥作用和影响。目前看来，伊拉克战后的经济重建进行得比较顺利，好过预期。伊拉克6月份以来石油日产量维持在每天近75万桶，到7月中旬可能达到100万至120万桶的水平，到年底有可能恢复到战前水平。但是在所谓的民主化改造方面，美国可能面临困境。首先，伊拉克不是一张白纸，有着灿烂文化和悠久历史。在这张阿拉伯和伊斯兰底色厚重，色彩斑斓的画纸上涂抹异域西方民主的色彩，并做到和谐统一，对任何一个画匠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是，美国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荒谬而固执地将伊斯兰等同于恐怖主义，把伊拉克战争和重建作为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战略步骤。在这种文化霸权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很难指望美国能够将民主价值内涵与当地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反而可能会导引出一场旷日持久的文明冲突。其次，伊拉克还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在全国2400万人中，阿拉伯人为74%，库尔德人22%，其余还有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亚述人、犹太人和伊朗人等。在占全国人口95%的穆斯林中，什叶派占56%,逊尼派占44%。这些复杂的民族宗教因素 ,在以往萨达姆时代的专制统治下，矛盾各方被暂时压制和搁置起来。但战后伊拉克如果不能迅速地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民族认同，那么在仓促建立的脆弱民主体制下，这些各执主张的派别有可能成为内部冲突的根源，从而撕裂伊拉克大一统的政治地理版图，摧毁根基尚浅的民主制度本身。最后，即使在短期内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政治认同，如阿拉伯世界统一、民族主义、社会和经济公正。但这种新认同与美国式的民主还是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冲突。如果美国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结束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那么就会使伊拉克人民回想起过去殖民主义时代的痛苦和屈辱，反美倒有可能会成为民族认同的一个新的核心内涵。
2．中东和平进程问题。美国在
3．美国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政策。美国现在对伊朗政策已经彻底改变了克林顿时期的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高压的以压促变政策。目前美国和伊朗的矛盾主要围绕核问题展开。伊朗的第一座核电站是1997年动工的，今年应该完工。2002年，伊朗又对联合国原子能机构称其在10年后能建造10多座核反应堆。12年前，伊朗从国外进口铀，没有向联合国原子能组织报告。因此美国要求对伊朗核问题进行严密核查，企图一方面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另一方面借此向伊朗施压，以求其国内出现有利于美国的变化。最近，美国利用伊朗国内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煽动和鼓励伊朗国内的民众起来推翻现政府。美国国内的新保守主义者正在积极鼓动实现伊朗的“政权改变”，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但是，伊朗不同于伊拉克，人口是伊拉克的3倍，面积不仅比伊拉克大得多，而且地形也非常复杂，特别是在面对外来人侵时，国内人民非常团结。这在两伊战争中就得到了证明。美国国内就有一批人反对目前布什政府的对伊政策。他们认为，伊朗发展核力量是处于自身安全考虑，因为美国一直将伊朗作为遏制和打击对象，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拥有核武器，以色列也具备核能力，要说服伊朗放弃核计划，应该延续克林顿政府的对伊政策，以增强伊国内改革温和派力量，促使伊朗与美国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尊重伊朗合法的安全利益，支持伊朗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现在这样的做法，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使伊国内的强硬派找到攻击温和派的理由，对他们形成国内压力。叙利亚则在美国的高压下有所让步，特别是关闭了一些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大马士革的办事机构。此外，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为自己的安全争取国际支持和保障，美叙关系有所缓解。
三、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走向
美国冷战后的全球战略始终有一条主线，即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借以维护和巩固其冷战后形成的“一超”地位，推行并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美国在各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于美国在全球战略重构中的地位问题，老布什政府时期主要是积极参与并争取主导建立冷战后的国际新秩序，克林顿政府时期则强调建立与其它国家的伙伴关系，取得全球的领导地位，而到了小布什时期，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更注重本土安全和防卫，将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列为首要任务并努力改造失败国家，提出了所谓的“先发制人”和“单独行动”战略。这充分表明美国认识到，即使没有伙伴，美国也有足够的战略资源自行其是。单边主义日益抬头，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这一新战略的首次实施。
对于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走向，我们应该以美国战略决策目标、战略资源的分配能力为基础，结合其面临的战略环境的变化、挑战来加以研判。美国战略目标是清晰的，就是继续巩固自己的超强地位，并根据伊拉克战争中所出现的问题，适当调整全球的战略部署。就其战略资源分配能力而言，美国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有着全球性的资源供其调配，同时，美国在对伊战略中所取得的一些战术成功，如强调军事基地和移动的灵活性，强调单向透明和非接触，强调心理战术等等，也对其战略资源的未来分配产生了一些影响。
“9·11事件”前，布什政府就已经对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有所设想，即实现全球战略重点的转移，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并对中东地区进行改造。在美国的2001《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亚太地区第一次放到了欧洲和中东前面，成为美国对全球安全环境中首先分析的地区。但是，“9·11事件”后，美国被迫对全球战略做了调整，将中东改造任务提前，突出反恐和民主化改造。虽然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朝鲜核问题。但这些问题只是政策层面上的问题，而非战略层面的问题，因此对美国的未来战略走向不会产生太大的冲击。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战略的基本走向是：首先，继续将战略重点放在中东地区，打击恐怖主义，推行民主改造，治理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这是因为在“9·11事件”后，美国．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而中东则是美国心目中的恐怖主义大本营。此外，美国国内还有一部分人将恐怖主义与中东地区的“失败国家”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坚决主张必须用民主手段对中东地区加以彻底改造。其次，根据战争时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美国与法、德盟国之间的矛盾、战争后中东战略态势的变化及其战术变化，美国整个全球战略军事部署呈现出东移趋向，即由西欧移向东欧，由沙特移向伊拉克和中亚，由韩国和日本移向关岛。第三，重新关注其他全球力量中心。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有意弱化了美与其它全球力量中心之间的矛盾。而在美国取得了反恐阶段性胜利后，会逐渐重新规范其与其他全球力量中心的关系。例如与中国的关系。“9·11事件”后，虽然美国减缓了对华压力，但仍然会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加以遏制。有许多迹象可以证明，如美国国内众多对中国的军力评估报告中，最温和的底线也是要保持对中国的威慑，阻止或延缓中国现代化进程，监测中国军力发展，通过交流接触迫使中国军事状况透明化，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确保美国军事力量领先中国20年。又如，美国保守派战略家，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哈斯出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再如，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制造了陈文英间谍案和思科控告华为盗窃机密案件。总之，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在伊拉克战争告一段落后，有意将对华政策拉回到“9·11事件”前的轨道。第四，抓住伊拉克战争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构造新的全球霸权机制，这包括：建立新的同盟观，即由自愿者同盟代替传统的同盟；改造联合国或建立新的国际机制以维护美国利益。
四、美国战后战略走向对我国战略环境的影响和我国的对策
总体看来，美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大战略调整过程中的阶段性修整期。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反恐战争的第一和第二战役。但由于在第二战役后出现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修补盟国关系，建立新盟国体系，实现军事力量向新盟国转移，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等，美国势必需要一个阶段性修整期，在这一休整期内，中国的战略环境有可能得到部分改善。“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朝鲜核问题对中国来说都是很好的战略机遇。但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伊拉克战争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战略环境，充其量只是得到了一段缓冲时间。伊拉克战争事实上是增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地位，中国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环境，必须积极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因此，我们必须针对伊拉克战争及其战后美国战略走向对中国战略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时作出应对。首先，要以我为主，积极介人国际问题的解决过程，尽力促进其朝有利于我国战略环境的方向演变，而不应一味采取被动立场，做到韬光养晦中有所作为。其次，要保持和加强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积累和储备中国在国际战略资源，而这些资源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现在，在中东问题上，中国虽然影响力有限，但也不是一点无所作为的。例如，中国中东特使访问中东也是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种责任姿态。这样做，并不是要扩大美国与那些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是扩大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这些资源的积累和储备运用得好，不仅可以使我们在主动介人一些地区问题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对中国的总体利益和战略是个有力的支撑，而且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力的支撑。此外，中国似乎还可以考虑在每年的GDP中定出一个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进一步加强和扩展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