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会议以来，欧洲一体化正在稳步推进。目前欧盟正在努力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重要力量，因而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其亚洲和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涉及到经贸领域外，还涉及到政治和文化等多个领域。在考察当代中欧政治文化关系时，我们必须看到蕴涵其中的一些深层次因素，并考虑这些因素随着当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化而发生的变化。
（1）政治制度的迥异。跨入90年代后，随着雅尔塔体制的崩溃，东西方冷战终结。同时国际关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淡化的趋势，民族国家利益（其中经济利益占有日益突出的地位）的作用增强。在世界格局呈现“一超多强”的态势下，中欧双方着眼于各自战略利益和建立多极化世界的共识，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鸿沟，努力构筑平等互利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欧政治文化关系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差异这一因素及其影响仍然并将继续存在，欧洲对华的政治目标很明确：正如1998年欧盟《同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公报》特别强调，欧盟对华合作计划应与对华总体政策紧密结合，即要着眼于实现欧盟对华政策中“关键性的政治、人权和经济目标及对华整体影响”，将中国快速和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看来随着欧洲一体化尤其是其共同外交和防务的发展，及其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增强，这一目标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不会改变，因而必然会对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不时产生干扰。
（2）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欧洲和中国有着各自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亚欧大陆两端的文明此消彼长，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西欧文化与中国文化存在着不同的特质，在人文传统、精神信仰、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面虽有共同或相近之处，但差异更加明显。而近代史上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战后东西方冷战对峙和意识形态对抗，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在相互观照上的分歧和隔阂。欧洲一些人仍然抱着“欧洲中心论”不放，坚持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势必对中欧政治文化关系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双方相互尊重、平等交往。然而，文化的差异非但不应成为不同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是亨廷顿所谓的冲突的源泉，相反这正是双方加强交流的动因。因此在推进中欧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中，我们提倡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而欧洲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前总理科尔等也主张东西方要相互学习，变“教训文化”为“学习文化”，要求欧洲人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和“欧洲优越感”，强调在中欧关系中应该尊重对方的特性，进行对话而不要对抗。可以预料，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由“新欧洲人”意识演变而来的“欧洲意识”，可能会促使“欧洲优越”观念在某些欧洲人心中有所加强；同样，中国文化中的民族狭隘情绪和自卑观念仍将存在，这些都会对中欧的文化交往产生不利影响，这种观念的滞后性为稳定、平等的中欧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设置了许多障碍，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克服的。
（3）对美国的警惕和抗衡。欧洲一体化来自欧洲整合的理念，但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直接动力却是寻求欧洲自主，摆脱美国控制的要求。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瓦解，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得到快速发展。没有了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欧洲没有必要一定捆在美国的战车之上。而且欧洲和美国在具体的国际战略利益上存在着差异，经济和贸易摩擦不断，所以欧盟力图在国际事务中成为与美国分庭抗礼的一极，反对美国独霸世界的企图。在此过程中，欧盟不会仅仅关注欧洲本身的事务，自然要加强同其他地区的交往与联系，改变昔日“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畸形形象。中国作为国力迅速上升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特别亚洲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借重中国抗衡美国，必然是欧盟的战略选择。同样，美国在军控、经贸、人权等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对美国的警惕和抗衡心理可能比欧盟更强，由此成为中欧关系迅速发展的一大动因。不过我们也应看到，欧美双方同属发达资本主义的西方世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一致，文化价值观相近，在国际事务中战略合作大于分歧，在国际关系中一些根本性的矛盾和冲突中，往往采取相同或相近的立场，行动也比较协调，科索沃战争便是明显事例。因此，中欧关系与欧美关系不可同日而语，欧美在促使中国分化、西化目标上具有共同点。欧盟对美国的独立性是相对的。
（4）历史遗留问题。中欧之间在地缘上相距遥远，不存在直接、根本的利害冲突，既无边界争端又无海洋权益纠纷，如要讲历史遗留问题，主要就是近代欧洲殖民列强侵略中国而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随着中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欧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这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欧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机遇。香港、澳门与欧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贸联系，这可以为中欧关系的更快发展起促进作用，尤其在吸引欧盟的投资和欧洲的游客、拓展旅游业、通讯业等方面，香港、澳门可以起到中介作用。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随着欧洲政治、外交一体化的发展，原先主要分别存在的中英、中葡双方关系中的香港、澳门问题扩展为今后中欧关系发展中的敏感因素。欧盟显然早有准备，在香港、澳门回归前夕，1997年7月和1999年11月欧盟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欧盟与香港：1997年之后”和“与澳门关系政策”两个文件。欧盟宣称继续保持与港澳地区的“密切联系是至关重要的”。欧盟副主席布里坦就说过，“香港处于我们对亚洲战略方针的中心，所以同香港的关系可以迅速发展成为同整个亚洲的关系。”无疑，欧洲一些不友好力量仍然会以各种形式插手干预港澳事务，围绕着民主和人权问题，在港澳问题上，中欧之间发生若干矛盾和摩擦是非常可能的。
二
欧洲一体化不仅给中欧拓展经贸合作带来机遇，也同样对中欧政治、文化关系和战略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科技、教育领域的合作仍极具潜力。德、法、英、意等欧盟国家是世界上重要的技术输出国。德国和法国在环保技术、生物工程、信息通讯、航空航天、交通运输、核能开发等领域均出世界领先地位。英、法、意等国均已表达与我国开展军事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合作的强烈愿望。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重视，预计到2015年将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环境保护是欧盟对华合作战略的重要内容，是其与中国合作优先考虑的领域。欧洲公司在环境技术、管理上具有丰富经验，欧洲在环境保护和控制上的技术适应中国的环境保护的极大需求，欧盟国家可以为中国环保政策的制定和关键性部门提供专门知识和技术。此外，欧盟国家有开发人力资源和职业培训的丰富经验，双方在教育、政府管理和工商管理及司法建设（法律起草、律师培训等）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其次，开展地区性和全球性国际事务合作。欧盟认为，鉴于中国“今天越来越显得相一个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大国”，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任何重大国际问题无法解决；与中国保持“建设性接触”，有利于和平解决诸如朝鲜核工业非军事化和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等地区性争端。欧盟将通过增加与各级别的会谈，扩大双边对话，寻求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裁军、不扩散化学武器和核武器及常规武器的交易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而对中国而言，因此在地区性和全球性国际事务方面，加强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欧盟的合作，不仅有助于扩大中国国际社会的影响，而且在妥善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国际争端和周边地区热点可以争取欧盟的配合，从而推动一个良好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的营造。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为维护社会稳定、保卫国家安全，欧盟和中国都有加强打击非法移民、毒品贩卖、武器偷运、货物走私和国际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活动的合作愿望。2000年夏一批中国福建农民非法偷渡英国致死58人的“多佛尔”惨案，促使中英有关部门携手联合展开侦破、审理工作。我们相信，中国同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执法部门通过有关双边和多边机制，可以在共同遏制和对付各种跨国犯罪活动上采取更为广泛、有效的联合行动。
再次， 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推展意味着一体化欧洲对外关系的一致性增强，这可能使中国对欧关系保持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层面上，从而减少了由众多双方关系带来的繁杂。同时，欧洲对华关系也会因一国动议而产生规模效应（也会有负面影响），如在1997年中法建立“战略性伙伴关系”（1996年春）之后，西欧国家纷纷谋求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在联合国会议期间，由于法、德等国决定不参加反华提案，1998年欧盟外长理事会宣布，欧盟不再提出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提案。2001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台湾出售武器后，德国、荷兰宣布拒绝参加美国对台售武计划，这将对欧盟及其他成员国产生积极影响。
最后，推动世界多极化，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欧在建立多极化世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上有共同或相近的利益。这是中欧发展战略合作关系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基础。目前中国与欧盟的关系正式定位于“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欧盟虽然属于西方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但欧美并不是铁板一块，无论在双边经贸关系上、美国的赫-伯法和达马托法、还是在NMD和TMD计划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欧洲独立防务等问题上，欧盟与美国均是矛盾重重；两者都想促使中国“全盘西化”，但具体到对华政策中的人权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之上，欧美之间的分歧在逐步扩大。由此我们将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中国和欧盟中的英国和法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和欧盟均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正如希拉克认为，“一个联合的欧洲和中国都将是推动21世纪发展的主要力量。欧中之间面向21世纪的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三
无可讳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势必会加重中欧在政治文化关系方面现有的或潜在的分歧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人权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在人权问题上西欧国家追随美国压制中国，严重干扰了中欧关系的健康发展。尽管欧盟及其成员国今后不再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问题议案。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双方在人权观念上还存在一些根本性分歧，因此中欧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对话将是一个长期复杂、充满矛盾的过程。人权外交依然是欧盟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今后欧盟将更多地依靠公众舆论压力，“将在与中国的双边对话中系统地、经常不断地提出问题”，将继续在公开和私下两种场合提请中国注意这一问题。尽管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欧盟成员国不再搞反华提案，但主张中国的人权状况问题要“逐年讨论”，并密切关注中国在这方面是否取得其所期望的进展，即在对话同时，继续向中国施压，希望借人权问题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把中国纳入西方政治制度体系。欧盟要求成员国在国际组织尤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就此问题协调立场、统一行动。因此随着欧盟共同外交政策的强化，中国与欧洲个别国家之间对人权认识的冲突可能会扩展至整个欧盟成员国层面。
其二，台湾问题。近来欧盟国家政府都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但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不断上升。1997年台湾“副总统”两度访欧，且由过去的“私下”形式发展到“公开”在欧活动。最近一个时期里，法国等若干欧盟成员国的某些亲台议员和官员又极力鼓噪政府发展与台湾准官方关系，甚至力促向台湾出售高精尖军备。跨入新世纪后，在欧盟一体化深入的过程中，其内部亲台敌对势力仍将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掣肘中国，从而促使某些欧盟成员国在台湾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见利忘义”。另外，欧盟与中国在对台湾问题认识和处理上也有不小分歧。一些西欧国家积极支持台湾的“内生型民主化模式”，对其评价甚高；德国认为“一个民族、两个实体”的效果要好于“一国两制”。这一切不仅阻碍中国统一大业的实现，而且对中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会产生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其三，西藏问题。出于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考虑，欧共体（欧盟）及其成员国一部分势力随同美国以“西藏人权问题”为幌子，积极干涉中国内政。1987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中国“尊重西藏人的宗教自由和文化自治的权利”。1989年3月拉萨骚乱发生后，欧洲议会举行全体会议，就中国西藏局势进行所谓的“紧急辩论”，并通过西藏人权决议，谴责中国政府动用武力。在1991年查尔斯王子和英国上下议院议长都分别接见达赖。1996年德国联邦议院通过充满偏见的《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决议，攻击中国对西藏的政策，中德关系急剧降温。一些议员和政界要人时常在西藏问题上向我发难，有的是不了解中国情况，有的是为了竞选议员席位而迎合一些选民的心理，有的则是基于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冷战思维。至今欧盟一些国家还继续同达赖集团明来暗往，利用西藏问题不时对我施压。由于欧盟继续重视对华关系中的“人权外交”，欧盟内部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性要超过台湾问题，因此西藏问题将在一体化程度日益深化的欧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交往中成为一个比台湾问题更敏感的问题。
其四，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加深，欧盟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理念。特别是在最近几年，随着欧盟成员国的左翼势力纷纷上台，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首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在欧盟占了上风，成为欧盟的主导政治理念。“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理论基础包括“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等，而美国出于建立“单极世界”的图谋也积极加以呼应、延伸乃至引导。由此以“保障人权、维护人道”为旗号的“新干涉主义”成为包括欧盟在内的西方世界对外政策一个主要内涵。这种“人权高于主权”的“新干涉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国家借机干涉他国内政、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工具。1999年科索沃战争便是北约作为富有扩张性和进攻性的政治军事组织，成为美国拉拢欧洲盟国共同推行“新干涉主义”、称霸世界的战略实验。值得注意的是，欧盟越来越关心中国周边的安全问题和内部民族、宗教问题，中国西部的中亚诸国已加入“北约和平伙伴计划”，吉尔吉斯斯坦也要求加入欧盟。尽管欧盟一些国家表示，“科索沃模式”不会对中国使用，但随着欧盟政治文化同一性的发展，以及北约和欧盟东扩，在人权和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上，中欧政治关系将受到冲击。
显而易见，在欧盟政治、外交一体化日益加强从而出现加速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同欧盟某一国在上述问题上的摩擦、冲突，容易波及到中国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乃至整个欧盟，这种分歧矛盾扩展效应对中欧关系的良性互动极为不利。然而我们可以加强调查研究，掌握欧盟内部成员国意见分歧情况，做到有的放矢。因为目前欧盟各国的外交决策权仍掌握在各成员国手中，欧盟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政策文件对其成员国的法律约束力较弱，因此相当一段时期里，中国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仍然在中欧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看来，伴随世纪之交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和扩展，21世纪的中欧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战略的合作前景广阔，这是新世纪中欧关系发展的主流，而中欧双方在若干问题上一些旧的和新的矛盾冲突也自然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并效应产生各种负面影响，但这毕竟是次流。在欧洲一体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或消极因素都更具有扩散性，这是中欧关系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凸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有效把握机遇，扬长避短，克服障碍，努力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中国在新世纪的繁荣强盛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本文荣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2000-2001年）论文三等奖。
